神宗的经济政策复辟，明确阻绝了晚明政改的可能性，这毋庸置疑是一次历史性的大倒退。神宗亲自灭绝了自己子孙的未来，也根除了中国开始现代化的历史契机。神宗们鞭尸张居正的影响十分恶劣，以致于张居正身后四百年，中国税政几乎了无寸进。甚至，时至今日，中国都无法建立基于资产和资本课税的正规的赋税制度。如果，在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萌芽的明代，因应摊丁入亩而延伸出产权观念，因应产权而产生一部公正高效的税法，因应现代税法的产权确认而形成商业信用，因应税政而建立完整的宪政，那么，中国提前四百年进入现代化也未尝不可。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每读明史，都让人扼腕痛惜。

二、     张居正变法失败的原因。

张居正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变法局限于经济政策变通，而未能升级为系统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王安石到张居正，中国古代曾经经历两次解决社会分配问题的伟大实践。可惜，这两次实践，都因为政治权力结构性失衡，而最终导致了失败的结局。在中国古代，社会财产的主体是土地，土地私有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次分配问题大体上没有多少讨论的余地。这样，二次分配是否公平和高效就变得十分重要。所以，二次分配考验历朝历代的财政制度水平。其中，财政制度的核心就是税政。所谓清明政治，无非是能否建立一套可以确保公平高效的税政。古代如此，今天何尝不是如此。问题是，税政税政，“税”后面之所以要加一个“政”字，意味着征“税”必须解决“政治”配套问题，也就是税政必须用制度建设用以固化。

明朝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大体上一分为二，官僚与地主两位一体，皇权与百姓两位一体，两个权力主体互相博弈。笔者一直对明朝的士大夫阶层（特殊利益集团）深恶痛绝，他们把持舆论、操纵行政、兼并土地、控制工商业，为维护贵族和大地主利益（利益集团私利），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明朝百姓的唯一希望，就是皇权足够强大，可以平衡官僚地主专治，有效捍卫普通民众利益。很遗憾，明末皇权多因为皇帝孱弱而衰微。皇权衰微，则民权就更衰微。民权衰微，则官权横行霸道，以至于最后官逼民反。显而易见，晚明的政治结构严重失衡，无法维持一个公平高效的“税政”。很讽刺，四百年过去了，明末社会的政治现实，再一次生动地在当代中国轮回了。

张居正变法，很接近“摊丁入目”，就是由向劳动者课税，转向向资产持有者课税，这与今天中国的税政改革方向非常相似。这当然极大地触动了官僚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他们必然会坚决反对，并进行疯狂反扑。这一点与现在的中国国情也完全相同。张居正善用专政，却未能超越专政。当他大权在握的时候，通过专政手段厉行税政变革，大体上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是，一旦大权旁落，失去专政手段，立刻就人亡政息了。张居正犯了与王安石相同的错误，未能及时开启政治体制改革，未能用政治制度固化税政改革成果，未能确保制度的有效行和连续性。张居正未能完成政治体制改革，是张居正变法失败的原因。当然，张居正变法失败的原因不在乎张居正本人。

神宗实在不懂经济。万历年间的一切政治问题，皆源于社会分配的极度扭曲。显然，这是经典的“分蛋糕”问题。然而，神宗因自卑而刚愎自用，他未能参透张居正税政改革是为明朝续命，他不明白张居正税政改革的最大受益人是神宗自己以及黎民百姓。所以，神宗在张居正去世后，听信了贵族利益集团的蛊惑，又开始搞政府机会主义了，他放纵官僚地主做大他们自己的“蛋糕”，恶性的土地兼并一发而不可收了。神宗否定了张居正的税政改革，实际上是削弱了自己的皇权，也同时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施政能力。这样，就使得地方豪强迅速坐大；同时，也极大地侵害了平民百姓的利益。当然，神宗也着实不懂政治，他未参透那些损公肥私的权贵们才是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权贵利益集团才是大明王朝最危险的敌对势力。所以，当张居正新法被废止之后，权贵门重新蚕食皇权（率土之滨皆归权贵），明朝的政治经济状况迅速恶化。等到了天启年间，崇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终于恢复了张居正的名誉。但是，此刻为时已晚了，权贵们已经尾大不掉了，税政改革根本无法恢复了，崇祯只能向权贵妥协，不断增加农民负担，导致全国爆发农民起义，大明王朝终于灭亡了。

就本质而言，征税权的丢失，导致了皇权（既中央集权）旁落。皇权的核心当然是财政权，财政权的核心就是征税权。张居正的改革意在维护皇权（既中央集权），也间接维护了百姓的民权。一般而言，皇权、官权、民权三者关系，是封建社会政治斗争的永恒主题。皇权是构造社会平衡的稳定机制，皇权可以调和官、民两权，官、民两权平衡则天下太平；皇权旁落，官权独大，则官逼民反，天下大乱。历史的秘密是，皇权这个社会平衡机制往往不以帝王形式出现，而常常是以阉党的形式出现的（毕竟英明天纵的皇帝可遇而不可求）。于是，中央集权屡屡被士大夫阶级描绘成为一团狗屎，必欲除之而后快。然而，历史并无绝对好恶，皇权衰落，民权不保，则必然亡国。从某种意义上讲，皇权与民权具有一体化特征；同时，皇权和民权均具体化为税政权。在中国古代，官僚与大地主是一体两面，他们是皇权与民权的对立者。皇权、民权与官权的争斗，集中表现于税政问题上。古今中外，所谓的变法，根子就在税政上面。很遗憾，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恰好出自于士大夫阶层，他们大体是要维护官权的（这一点至今未变）。所以，中国所有关于变法的叙述都故意被扭曲为党锢之争。所以，当举国上下痛恨魏忠贤的时候，却无人注意魏忠贤存在的财政意义，魏忠贤不死尚可为晚明续命。很无奈，历史上，魏公公被描绘为十恶不赦，权贵们却被美化为忠肝义胆，老百姓还要为乱臣贼子唱颂歌。细读明史，让人不禁想到“文革余孽”，谁能说历史已经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