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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租扭曲的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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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志强:寻租扭曲的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随处可见的人性,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从未消失。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环境中,它会以不同面目出现。


在黑暗的中世纪,积累财富的主要手段是各种明争暗抢、巧取豪夺,商业创新深受封建体制的压抑和打击,企业家精神存在于军事行动和战争之中。新教改革时期,循教、建筑、工程和务农等被视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活动。在市场扩张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现代经济学理论开始萌芽和发展,企业家精神才开始与发现、捕捉乃至创造市场机会联系在一起。


以上简史表明,企业家精神并不必定与生产行为联系在一起,也可以与非生产行为乃至破坏行为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后来经过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予以深入阐述,成为著名的“鲍莫尔假说”。在其名著《企业家精神》一书中,鲍莫尔写道:“在某个特定的时空,企业家到底会以什么方式行动,这完全取决于现行的游戏规则——经济中通行的报酬结构。因此,不同时期发生重大变化的是各种游戏规则而不是企业家的供应,正是游戏规则决定着企业家资源的配置对经济的最终影响。”


我们用中国民营企业的数据,来检验鲍莫尔假说。最近几年,中国取得了史上最突出的反腐成绩;不过,这也说明在过去一二十年中国社会的确腐败深重,为实证检验鲍莫尔假说提供了可能。


我们按照世界银行对中国营商环境的调查数据来刻画了各地的商业制度环境,这些制度环境的核心内容包括企业开办成本、获得施工许可难易、对物权的保护程度、合同履行与司法效率。然后我们把企业家的时间配置划分成三种:生产性活动(企业经营管理)、非生产性活动(交际应酬跑关系等)和闲暇时间。数据显示,企业家每天平均花在生意上的时间是9.99小时,其中,约6.92小时花在生产活动上,3.07小时花在交际应酬等非生产活动上。


两组数据放在一起,我们发现:在制度环境更好的地方,民营企业家会更多地专注企业经营管理,即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时间会显著增加;同时,在更好的制度环境中他们用于交际应酬跑关系的非生产时间会显著下降。举例来说,商业制度环境评分最高的南京市,民营企业家平均工作时间为每天10.3小时,其中9.9小时为生产性活动时间,0.4小时为非生产性活动时间;与之对比,商业制度环境评分最低的兰州市,民营企业家平均工作时间为每天8.0小时,其中生产性活动时间为5.1小时,非生产性活动时间为2.9小时。


这说明,良好的制度的确有助于刺激企业家的生产性活动。也可以看到,制度更糟糕的地方,民营企业家的总工作时间也更少,因为缺乏好制度的激励,他们一方面会以非生产活动替代生产活动,另一方面也会减少工作努力。


无论大小企业,在好制度下都是积极生产;在坏制度下,则是各有各的打算:有些企业家是压缩生产,有些企业家是谋求政治关系自保,而有些企业家是设法转移资产。沿着这些不幸,我们试图进一步探寻民营企业家如何对寻租机会和逼租压榨做出反应。我们以地方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财政支出规模来衡量寻租机会的大小,因为中国地方政府承担有经济发展的使命,并且掌握着巨大的经济资源;以企业付出的公关费用衡量企业寻租的力度,同时考虑企业承受的摊派费用来测度企业被逼租压榨的程度。


结果发现,当地方经济建设的财政之规模越大,即寻租机会更大的时候,企业家的非生产性活动显著增加,表现为企业家的交际应酬跑关系的时间会显著增加,企业的人均公关费也会有所增加。


我们也发现,在寻租社会中企业家从事非生产性活动对企业而言是有经济价值的。具体地,我们考虑企业的开工率,以此衡量企业的生命力。开工不足的企业显然是更缺乏生命力的。结果发现,更高的企业人均公关费,与更高的企业开工率联系在一起;更高的企业人均摊派费,与更低的企业开工率联系在一起。简言之,民营企业因寻租而繁荣,因逼租而凋敝。


回到前面考察过的商业制度环境,不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我曾听到有人评价南北两个省的腐败官员行为有何不同,评者曰:这两省中,一省的腐败官员是不给钱不办事,另一省的腐败官员是不办事也要给钱。这正是寻租和逼租的差别。寻租是企业花钱向官员购买发财机会;逼租是企业遭遇官员的“合法伤害权”压榨。寻租是“花钱买路”,逼租是“破财消灾”。不好的制度,可以是以上两种状态之一,也可以是以上两种状态并存。


在2011年的数据中,以人均公关费测度的寻租最严重的前三甲省份是山西、海南和重庆,以人均摊派费测度的逼租最严重的前三甲省份是海南、宁夏与重庆。山西因其自然资源(煤矿),成寻租重灾区,出现了塌方式腐败。关于重庆和海南,人们应该从媒体上多有感受,无须赘言。在工作时间上,山西太原的民营企业家平均每天工作9小时,居于全国中间水平;但其中接近3.5小时用于交际应酬与官员打交道等,这在全国属于最高水平之一;而从事经营管理等生产活动时间仅5.5小时,属于全国最低水平。重庆的企业家平均工作时间是10.8小时,其中用于交际应酬等约3.7小时,工作时间7.1小时左右。如果读者愿意比较一下山西和重庆的数据,再考虑山西制度环境的寻租特征和重庆制度环境的寻租加逼租双重特征,也蛮有意思的。


我们还发现,不同行业和企业规模的企业家对制度环境的反应也不同。特殊行业(房地产、建筑业、酒店等)和大企业它们更多地通过寻租与官员建立良好关系,不大可能遭遇逼租。而普通行业和小企业的经营者,对逼租极为敏感,一旦商业环境恶化,他们就一边减少工作,一边增加非生产活动时间。


正如鲍莫尔所说:“人群当中从来不缺企业家,企业家总是能够对经济发挥重要的作用。不过,企业家的才智可以在多种用途之间进行配置,其中有一些作用并不像我们习惯上对企业家所认识的那样具有建设性和创新性。的确,企业家有时是社会的寄生虫,实际上对经济产生破坏作用。”在我国过去的十余年中,深重的腐败带来了企业家精神上的扭曲配置。如果以非生产性活动时间占总工作时间的比例来衡量,大致可以认为我国民营企业家的聪明才智被浪费了大约三分之一。由于生产性活动一直被视为增长的原动力,建立透明、公平、便利的商业制度环境之重要性不言而喻。


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教授、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本文原载于《财经》杂志2016年第13期


编辑:admin 添加时间:2016/5/7 10: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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