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把重建农村基层组织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选择。邓小平1990年就曾提出农业改革与发展“两个飞跃”的设想。当前，农村社会组织不健全是制约三农问题全局的瓶颈，没有健全的农村社会组织和社会管理，国家的一切好政策都难以在基层真正落实。目前多数地方的农村合作组织，实际上还是先富起来的少数农户和城镇工商企业主导，无法达到让大多数农民参与，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职能。建议在浙江等地实践的基础上，引导和支持农村建立具有经济、金融、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监督等综合性职能的新型农村合作组织，使之成为维护农民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平台。

　　第七，走群众路线，在社会建设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十分慎重。而从社会领域入手，既能得到群众的积极参与，又风险可控。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的重大改革、公共服务部门的管理监督方面，应组织当地群众代表参与，并通过大众媒体和网络扩大参与平台，建立政府和普通群众直接对话的机制，以培养群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精神，缓解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对立情绪，为改革营造良好的氛围。这其实就是实实在在的政治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

　　回顾历史，孙中山早年游历欧美，亲眼目睹尖锐的社会矛盾，提出“社会革命先于经济革命”的设想，并在晚年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毛泽东终生致力于走出一条公平与效率并重、实现现代化的同时避免两极分化的道路，防止普通劳动者再次沦为社会底层。邓小平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中国共产党几代人的努力奋斗，就是要让中国跳出王朝兴衰轮回的历史周期律，避免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巨大代价，走出一条新路，建立一个永远属于人民的国家。

　　从清政府到国民党，都不缺资金、技术、市场和精英人才，但是他们没有意识、能力和动力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因而不可能带领中华民族走上现代化之路。中国共产党能做到这一点，是由于其自身不可替代的特质：对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遵循，20多年革命战争建立的群众基础、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以及以群众路线为代表的优良作风。中共之所以能创造奇迹，是因为这个党相信人民创造历史，要为盗跖庄屩正名，不做五帝三皇的无涯过客;是因为这个党既不迷信美国专家，也不迷信苏联顾问，而是牢牢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坚实大地;是因为这个党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功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始终是“社会保护运动”的思想和动力来源。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850年代的第一次“社会保护运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诞生于20世纪上半叶第二次“社会保护运动”。20世纪后半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社会改革、建立社会福利体系，不是良心发现，而是受到两大阵营制度竞争的推动。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社会改革实现快速发展，显示出新制度的优越性，推动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改良。2008年金融危机引起的第三次“社会保护运动”，也伴随着西方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认识。当代各国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各异，但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扩大劳动者的经济和政治权利、限制资本特权、保障基本社会福利，等等，仍然是引导各国人民为争取一个更加美好新世界而努力的旗帜。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金融危机以来，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遇到了危机。中国提出“道路自信”，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确实是任何一条老路都走不通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发展中大国沿袭西方模式实现现代化的先例。走一条新路，固然比照搬任何一种“普世模式”更加辛苦，难免会有曲折甚至牺牲。但中国的问题只能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只能用中国式的办法来解决。集成传统智慧、自身经验和现代文明，升华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做出的更大贡献。

　　当前，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形势越复杂严峻，就越要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认识规律、看清方向。历史和现实都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是中国后来居上的法宝，是共产党凝聚人心的旗帜，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人间正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历史经验和理论逻辑的统一。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更是解决现实问题的理性选择。随着对旧有发展模式的反思，新一轮“社会保护运动”的高潮在中国已经呼之欲出。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一定能在这条道路上书写新的历史。

　　“春回人间世，日照大旗红。”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伊始就坚持走群众路线，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社会公平正义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些思想和举措深得民心。这就是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这就是中国人的道路自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希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