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让我们对中印两大古老的农耕社会及其不同的政治、经济现代化路径略作比较。学界虽已多有研究，但关注土地问题不足，而土地恰恰可能为森反复提出的问题，提供重要，至少是部分的答案。第一、二节分别追述中印两国土地改革的轨迹；第三、四节讨论中国的集体农业和印度的绿色革命；第五节择要检视关于饥荒和民主的争论；最后一节涉及当前两国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乡村解体问题，在结论中重述为什么“耕者有其田”而非土地私有化是农民（再）组织的前提条件。

　　 一、中国的土地革命

　　19世纪的欧洲思想家对亚洲的土地制度了解甚少，最有影响的看法通常建立在一个“无历史的东方”概念之上。例如，在对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和人类学深入研究出现之前，马克思认定印度和中国这类“亚细亚式国家”的结构，缺少土地私有制和土地贵族（Marx， 1971：352）。这样的国家集地主和君主于一身而垄断地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分析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自给自足的手工业和农业”，“自身内部包含着再生产和剩余生产的所有条件”。缺少劳动、社会分工以及阶级分化不仅标志着，也解释了他想象中“亚洲”的封闭村社和长期停滞（Marx， 1973：486）。这些观察与此后大量考古和社会经济史研究发现的经验材料相左。至少就中国而言，土地私有制和土地贵族被证明很早即已大量存在，与土地及财产的社会和代际流动并存。两千年前即已出现部分商品化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支持了繁荣的长途或短途贸易。可以说，这种内部和外部的市场交易活动形成了某种类型的商业（相对于工业）资本主义。再加上科技上的辉煌成就，东方经济曾经是前现代时期最发达的。与此同时，尽管传统的道德理念一直强调均田，多次自上而下的改革也试图抑制土地兼并，但强权的官员和地主仍然可以不断破坏小农经济的稳定。中国历史上，农民和无地流民受“均平”或“均田”的鼓舞而起义，颠覆了几乎每一个主要王朝。新的帝国秩序总是又从相对合理的土地分配状况，因农民失地、贫困或饥荒而堕入社会生活不堪重负的境地。土地集中的趋势因此而只能被周期性地阻断。

　　17世纪后期，中国经济开始失去其领先地位，在货币化的同时白银流入减少，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天灾和瘟疫更是雪上加霜（Wakeman， 2009）。到19世纪中叶，英国的肮脏毒品之战和其他西方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权入侵，造成中国情势的全面恶化：如果说鸦片战争标示着一场空前的“民族”危机，那么乡村的毁坏则代表了深刻的社会危机。盘根错节的地主制（包括在村、不在村的地主）与宗族父权制，加上剥削成性的土豪劣绅和官僚的联盟，还有外国的金融资本、垄断贸易、正式或非正式的高利贷、军阀势力及贪婪的经纪人，使得乡村的传统精英边缘化。这一“政权内卷化”趋势，是中央及地方腐败、独裁统治的结果（Duara， 2010）。虽然在中国多数地方，特大地产并不普遍，农民的困苦也不完全源于不平等的土地所有权，但民族与社会问题重叠，加深了危机，终于使革命不可避免。

　　1911年在“文明的欧洲”的反动势力与“野蛮的亚洲”的进步、民主势力的冲突中，中国的辛亥革命标志了“亚洲的觉醒”（Lenin， 1913：65-66， 99-100）。 孙中山民族、民权和民生的“三民主义”建国纲领，包含“耕者有其田”、公有管理的土地政策和“节制资本”的工业发展方针。对于孙中山而言，平均地权这一古代的理想，“与作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大同理念”直接相通（孙中山，1986：355）。然而，辛亥革命只是一场结束帝制的政治革命，并没有改变社会，也未能成就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共和革命遗留的任务，要由旨在民族解放和劳苦大众翻身的共产革命来完成。20世纪共产党人在中国，尤其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可大致分为互相联系的四个阶段：一是城市大革命失败后，1927—1937年在边缘农村地区所开展的土地革命；二是在战胜代表大地主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的解放战争期间及其后，1947—1951年在新老解放区和全国范围内先后实行的土地改革；三是1951—1980年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四是80年代以后的非集体化转型。

　　共产革命的核心是“土地革命”。它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争夺取国家政权，从而结束了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这一创造性战略有赖于远离强大的反革命力量中心的农村动员，而后者要求坚定的、有利于贫苦农民的土地政策。但政策的实施过程根据政治考量而具有弹性。在同时区别于经典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统一战线”意味着特定的妥协。例如，为争取“开明士绅”和富农团结抗敌，减租和分田运动就曾数度缓置。成功地处理土地问题，要求保持党政军的一元结构，实现土改、群众动员与军事斗争的相互配合。这一过程，同时是新的国家和政权从底层建设、制度创新的过程，也是为新中国培育人民主人翁意识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