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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愿:大饥荒(1959-1961),我们知道什么,还应知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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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1961年,中国发生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人口非正常死亡达2700多万(Coale,1984),非正常死亡和出生人口损失高达4770-6106万人(杨继绳,2008)。长期以来,官修史书将这场灾难描述为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将饥荒归咎于连续两年自然灾害导致的粮食减产,对饥荒的真实成因一直讳莫如深。从官方统计数据看, 1959、1960年两年粮食连续减产15%,大饥荒似乎的确是由自然灾害因素所致。然而,粮食减产只是饥荒爆发的原因之一,如果政策措施得当,饥荒仍然是可以避免的。


  在学界,关于大跃进饥荒成因最流行的假说是城市偏向的粮食高征购。(Bernstein,1984;Lin and Yang ,1998,2000)的确,粮食征购率从1957年的24.6%增加至1958年的29.4%,在1959年达到39.7%的高峰,1960年仍然高达35.6%。在浮夸风、粮食减产和反瞒产私分运动的三重作用下,国家征购的已不是所谓的农民余粮,而是农民口粮,粮食的高征购无疑对农民构成致命打击,是大跃进饥荒的一个主要成因。  


    如果说高征购是国家推动优先发展重化工业发展战略所致(范子英和石慧,2013),那么,农村领域的大跃进运动导致的集体高积累对饥荒的影响则长期未引起学界的注意(刘愿,2010)。为了在兴修水利工程、大炼钢铁和兴办集体工业、农村办教育等领域实现大跃进,农村集体积累率从1957年的8.4%提高到1958年的15.8%,1959年进一步提高至17.1%,比1957年增加一倍多。国家高征购已大大减少了农民可分配的粮食,集体的高积累则进一步压缩农民口粮,对农民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利用灌溉面积比例、集体工业产值及普通中学生人数作为集体积累率的代理变量,基于1953-196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在非饥荒时期,集体积累率越高死亡率越低;但在大跃进时期,集体积累率越高死亡率也越高。因此,集体的高积累是大跃进饥荒的另一个重要成因。  


     在1961年饥荒结束时,农村居民人均粮食年消费量却降至历史的最低点153.71千克;在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农村居民人均粮食年消费量仍达156千克。这成为大跃进饥荒之谜:为何饥荒恰恰结束于农民粮食消费量的最低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量实际上是粮食产量扣除国家征购和集体提留之后可供农民消费的口粮数量,国家高征购和集体高积累均无法解释这个谜题。理解上述谜题的关键在于,官方统计的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核算的是农民名义上的口粮,但公共食堂使农民实际的口粮远低于官方统计数,1961年下半年公共食堂在全国层面解散,农村家庭厨房恢复,使农民口粮与官方统计数比较一致。因此,1961年的农民人均粮食消费量可作为维持生存所需的最低粮食数量。  


    公共食堂对大饥荒的作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在1958年秋建立公共食堂时,共产风迫使农民突击消费家里存粮,公共食堂初期的免费供应制导致农民放开肚皮吃饭,过度消费导致农民浪费了大量的粮食(据薛暮桥的估计,1958年粮食浪费1750万吨,相当于同年农村粮食供应量的11%),公共食堂的过度消费使四川、云南、甘肃等省首先触发饥荒。第二,公共食堂平均主义分配政策降低了农业生产率,降低了农村粮食供应;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村干部贪污腐败和食堂管理员的多吃多占进一步压缩了普通农民的实际口粮,公共食堂制度加剧了大饥荒。第三,1961年6月中共中央允许农民退出公共食堂,公共食堂制度在全国解散,农民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也随之恢复,粮食消费效率的提高和集体以外的粮食供应来源使农民在名义人均消费量最低的时候结束了饥荒。根据Gfield分解的结果,公共食堂制度对饥荒死亡率的贡献达到16.84%,粮食减产、国家高征购对饥荒死亡率的贡献为10.92%、6.64%(Liu et al.,2014)。换言之,如果没有公共食堂制度,即使粮食减产和国家高征购,饥荒也不会发生,至少饥荒不会如此严重。公共食堂制度成为压垮农民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说作为优先发展重化工业发展战略的必然措施,国家高征购和集体高积累有其现实需要;那么,公共食堂制度则与国家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目标没有必然联系,而纯粹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半个世纪前发生在中国的大饥荒,实际上是不当的政策和制度带来的灾难。在经历了耕者有其田的短暂喜悦之后,集体化运动迫使农民交出了一切生产资料,在超英赶美的宏伟目标推动下,农民不仅遭受来自国家的高征购,而且面临集体高积累,公共食堂制度最终使一切消费资料也被迫集体化,近3000万农民在大跃进运动中成为饿魂。


编辑:admin 添加时间:2016/3/31 18:4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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