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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愿:知青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为何更高?——未被实现愿望之诅咒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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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为何更高?——未被实现愿望之诅咒的力量

                        刘愿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华南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青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中国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并持续十年之久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约1700万城市青年被下放到农村,大部分知青失去了接受正规文化教育的机会,进而导致其人力资本损失。现有研究发现,知青的父母会给予受下乡运动冲击更大的子女更多的嫁妆和礼金作为补偿,在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知青更可能通过电大和夜校获取非正规学历。可见,由于下乡运动遭受人力资本损失后,知青从父辈获得物质补偿或增加自身教育进行补偿。但这种补偿是不完全的,接受正规高等教育成为大部分知青未被实现的愿望。

      根据格式塔心理学派的完形理论,在个人及其环境之间有一种平衡状态,平衡被破坏,就会引起一种紧张,从而导致力图恢复平衡的移动;当一个人具有一定的动机或需要时,在人的身体内部就会出现一个紧张系统,这个系统随着需要的满足或目标的实现就会趋于松弛或紧张得以解除;相反,如果需要得不到满足或动机受阻,这个紧张系统就会继续保持下去,并促使人具有努力满足需要或重新实现目标的意向。换言之,人们具有一种完形趋向,如果由于外部因素导致人们有“未被实现的愿望”,这就构成了一个不完整的心理图形,人们会做很多努力尝试实现这个愿望。

      对于大部分知青来说,本应在大学学习的青春年华被迫在农村度过,上大学成为其“未被实现的愿望”,在自身补偿不完全的情况下,子女作为人类家庭的一种自然延续,知青将会通过增加子女教育的方式来进行代际补偿,从而达致完整的心理图形。而且,知青在农村面临更为严重的物质贫困和文化匮乏,其教育的代际补偿动机不仅比非文革一代强烈,而且比同时代的留城知青也要强烈。育有多个子女的知青会将上大学的愿望寄托在第一个子女身上,并增加对第一个子女的教育投入以提高其受教育水平。当知青预期第一个子女能够实现其未竟的愿望之后,知青当年未能上大学的愿望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心理系统就从不平衡状态移动到平衡状态,其心理紧张得以缓解。于是,知青对第二个子女的教育投资动机将减弱。

      根据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1)城镇知青比城镇非知青的受教育年限少0.41年,大部分知青教育被迫中断在初中或高中阶段,错失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2)相对于非知青家庭适龄子女一,知青家庭适龄子女一的受教育水平显著高约1年,更可能接受大专及以上学历教育。在考虑了父辈出生年份、子女年龄之后上述结果仍然是稳健的,知青教育的代际补偿动机不以知青回城时间、是否老三届知青而异,而且主要体现在1968年之后强制性的上山下乡政治运动阶段,在以自愿为原则的1955-1967年上山下乡阶段并不显著。(3)正如完形理论预期的那样,知青家庭与非知青家庭的适龄子女二受教育水平无显著差异。

      根据劳动经济学文献,教育具有正向的代际传递,即父母受教育水平越高,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也越高;但教育的代际补偿动机却可能使得那些没有上大学的知青其子女受教育水平更高,两个机制作用相反。机制检验发现:(1)上大学知青家庭的子女一受教育水平与未上大学知青家庭的子女一无显著差异,但前者比上大学的非知青家庭的子女一受教育水平高1.2年;(2)未上大学知青家庭的子女一的受教育水平比未上大学非知青家庭的子女一高0.8年,前者比上大学非知青家庭的子女一高1.8年。(3)知青家庭适龄子女二的受教育水平并不会因子女是否上大学而异。可见,上山下乡的艰苦经历和未上大学两者共同构成了知青的教育代际补偿动机,抵消甚至超过了教育代际传递的作用。

      由于老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具有很大强制性,将1946年9月至1953年8月出生的人定义为老三届队列并以此作为上山下乡的工具变量,研究发现老三届队列对第一个子女的受教育水平没有显著影响,但老三届队列个体下乡概率更高,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和相关性条件,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与普通最小二乘估计结果是一致的,表明上山下乡具有很大的外生性。

      现有劳动经济学文献强调,由于先天基因和父母培育的作用,父母受教育水平对下一代教育具有正向的代际传递。然而,如果父辈教育因为国家政策等外部因素的作用而被迫中断,在未被实现愿望驱使下父母倾向于增加子女教育投入从而弥补其不完整的心理图形。现有劳动经济学文献忽略了外生冲击造成的教育中断产生的代际补偿效应。上山下乡运动这一外生政策冲击可识别知青经历的教育代际补偿效应,为理解教育的代际影响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编辑:admin 添加时间:2016/6/2 11: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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