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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即要加强县城和小城镇建设。这意味着中央已经捕捉到了当前经济最关键的问题。攻坚之战直指“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若得以成功实施，则中国经济将更换新的“马车”。

　　投资、消费都面临“二元困境”，县域经济不振兴，无法真正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

　　目前，驱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都出了问题。首先是出口。以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为拐点，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路径终于走到尽头。一方面，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欧盟国家在向我们慢慢关闭出口大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各类“反补贴”、“反倾销”的诉讼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越南、印度、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强有力地争夺我国的出口订单和投资机会。“前狼后虎”迫使我国不得不未雨绸缪、寻求新的“马车”来驱动经济增长。其次是投资遭遇“二元困境”。巨大的政府投资，比如4万亿的反危机投资，虽然在短期内可以刺激经济跃升，但长期看，若不完成投资结构调整，则将加剧目前的产能过剩，经济的结构性危机会更加严重。这是因为在过去20多年里，各级政府财政投资的重点基本上集中在大、中城市及其辅助设施，由此导致大、中城市现代化水平非常高，城市建设甚至与发达国家相比也不逊色。但现实却是，依靠大、中城市，根本无法解决我国六七亿农民的城市化过程的住房、就业、保障等问题。目前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东莞等大、中城市，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根本无法获得所在城市的户籍。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工业化”，但不能“城市化”。而与此同时，大量的距离农村最近、居住成本最低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集镇，建设资金又非常匮乏，基础设施平台与大、中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导致县域经济的发展非常缓慢，其就业能力、消费能力、经济辐射带动能力都非常低、弱，很难吸纳农民就地“工业化”和“城镇化”。因此，不从根本上纠正长期扭曲的“重大中城市、轻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二元投资”结构，投资这驾“马车”的意义就要打个大问号；消费同样面临“二元困境”。20多年里，政府长期的“二元投资”衍生的后果就是城乡的“二元消费”特征。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大约是4—6倍)，大、中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已基本现代化，而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和县、镇居民却是“囊中羞涩”、无钱消费，生活水平明显低下。“三农”问题不解决，县域经济不振兴，就无法真正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

　　从解决“二元投资”着手，县城和集镇的建设更应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中之重”

　　我国经济增长乏力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很清楚。目前的经济增长乏力问题就是国内需求不足问题，而国内需求不足问题其实就是“二元消费”问题，而“二元消费”问题其实就是政府长期扭曲的“二元投资”问题。因此，“解铃还须系铃人”。解决问题必须从源头着手，从解决“二元投资”着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是针对了最关键的“中小城市与小城镇”问题，其中，县城和集镇的建设更应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中之重”。当县、镇的基础设施的水平接近大、中城市时，很多下游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县域经济才具备跳跃式发展的平台，才可能吸纳更多的农民在县城、集镇“城镇化”和“工业化”，才有所谓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才可能进一步根本解决一些棘手的“三农”问题(如规模经营)，才可能创造庞大的国内需求与国内消费。自然，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才可能在强劲的国内需求和均衡的投资驱动下，跑得更快、更顺利。

　　____《南方日报》2009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