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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靖:保障进城农户承包权正在摧毁中国村庄

作者/来源:胡靖 点击次数: 2225

  改革,在刚刚启动时,以家庭经营替代集体劳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首先是因为当时的人民公社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水利化。抬高了村庄农业的生产曲线。其次,才是因为家庭经营比较适应农业的生产力特征。所以在水利化的基础上,才可能有1979~1984年农业的迅速增长。林毅夫、杜润生等,在这个问题上,作为理论家,严重误导了国家的政策和舆论。但是家庭经营,并不等于小农经营。小农经营是一种土地产权私有的家庭经营状态。是一种缺乏组织化的“原子化”状态。它几乎不可能自发衍生出新的生产力。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小农经营方式,一定会对农业生产力形成严重的桎梏和倒退。其原因就是因为它完全违背了产业组织化的方向。所以,小农经营方式,一定是一种陈旧、落后经营方式。并且,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农药、化肥等现代化工元素的介入,在缺乏集体经济组织的统筹管理下,其对村庄农业可持续性的破坏往往会比历史上的小农经济更加严重。

  1984年一号文件以“承包权15年不变”将家庭经营转向为小农经营。这种对概念的混淆、误解改变了中国农地改革的性质。启动了对农业组织化的彻底的破坏过程。中央政府甚至严令限制、解散集体经济组织。村庄的整体性随之消失。在市场化、私有化喧嚣的改革场域中,中央政府陶醉于家庭经营暂时的成功。完全没有意识到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组织化的破坏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方向。1998年以后的“三十年”不变,和2008年的“长久不变”,基本上使得中国的农业经营方式被定格在小农经营模式上。《宪法》第八条规定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被实质性抛弃。这对于中国的法制建设的政府诚信也是一个严重的破坏。既然中国发展的方向是要建设法制社会,为什么改革就可以无法无天?农地改革,以渐进式的策略走向实质性的私有化。这种逆组织化的经营制度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使得农村、农业和第一类村民越来越远离发展必须的分工与合作。所以,中国的“三农”基本失去了发展的希望。同时,这也是“民工潮”产生的另外一种原因。村民改变自己处境的方式就只能是通过打工、经商方式。想方设法使自己由第一类村民转变为第二类村民和第三类村民。这种转变,可以部分改变其收入状况。但是,却非常容易掩盖第一类农民在村庄里失去组织化以后的艰难的处境。

  所以,对于中国的“民工潮”,不能简单误读为是一种刘易斯意义的劳动力转移或城镇化。其背后是改革导致的农村环境的全面恶化。

  村庄环境的恶化来源与两个方面。第一是农业组织化被破坏以后。小农的农业经营成本凭空上升。对于第一类村民,要完成农业生产,哪怕是只有一季,都需要备齐各种生产资料。尤其是农业机械和各种灌溉设备。如耕地、运输,需要拖拉机,抽水灌溉需要抽水机。还有插秧机、收割机等等。没有这些农业机械,要依靠人力从事农业生产,则非常辛苦、且效率非常低。但是,这些农业机械作为固定资产,价值不菲。其利用只有在一定规模上才有效率。才能降低分摊的成本。比如一个生产队、或村民小组,在1000亩左右的规模上,拥有拖拉机、收割机等农业机械。利用效率就会大大提高。每亩的平均分摊成本就会大大下降。但是,改革在破坏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的同时,也彻底破坏了农业的规模化。目前在广东很多村庄,在水稻收割时节,农民不得不依靠手工收割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家庭规模太小,农业机械很难有经济可行性,所以他们只能延续手工劳作。第二是劳动的合作消失以后,斯密分工消失。小规模的小农经营方式不可能产生丰富的、科学的斯密分工。由此导致第一类村民的劳动效率急剧下降。每户农户都要把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的所有必须的工作全部包揽下来,才能完成全过程。为了几分地的种子,为了一包农药,为了一包饲料,他可能就要不停地骑上摩托车往返到镇上,或者在田坎间跑来跑去。“小而全”必定就是高劳动成本,它使得第一、第二类村民根本就不可能安心务农。所以,中国的农业在这种“无组织化”的农地制度下,逐渐演变成为了一种十分无奈的“老人农业”。只有部分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才不得不在家里务农。农业成为其逃避市场、自给自足、勉强为生的依靠。

  其次,人民公社的解体,使得各个村庄的非经济要素的组织化消失。村庄内的要素远远不仅是生产性要素。还有很多非经济要素。如生态要素、社会要素、文化要素等。这些要素或环境,同样决定着村民的生存质量和农业生产的效率。在现代市场经济下,它不可能依靠“无为而治”。必须要有一个组织机构对其进行日常的监督、组织和管理。这正是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关键的生产力依据。毛泽东在1958年,推动人民公社的建立,大的方向不仅没有错。相反现在看来,非常高瞻远瞩。他看到了市场的局限。也看清楚了未来村庄治理的大方向。但是,1983年人民公社被强行解体后,在市场化改革的驱动下,乡、村、组三级机构,不再承担这些非经济要素的组织、管理责任。而单户农民又不能承担这种公共管理责任。由此,在这些重要的领域就形成了监督真空、组织真空、管理真空。由于这些非经济要素的市场定价完全失败,结果这些要素和领域成为了村民追逐单一的经济利润的各种“负外部性”的排放场所。污水的排放、垃圾的扔弃,在这种组织真空下,愈演愈烈。一些小化工、小漂染、小五金,为了逃避城市的监管,就将工厂建在农村。结果工业污水导致附近村庄的水系全部被污染。村民基本的饮水都成为问题。很多本来应该是“小桥流水人家”、环境优美的村庄,现在反而是污不忍睹。甚至发展成为“癌症村”。这种村庄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使得村民的基本生活受到史无前例的严重的威胁。而要逃避这种威胁,就只有逃离村庄一条路。


编辑:admin 添加时间:2016/3/7 22:4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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