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村庄环境的不断恶化，就是错误的农地改革的结果。所以，在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常常可以看到一些高龄农民在流浪、乞讨。他们其实就是农地改革制造出来的难民。他们有承包地，为什么要在城市流离失所呢?如果按照邓小平的“生产力”标准来决策，就应该立即对错误的农地改革进行改革。而不是继续“路径依赖”。

　　中国的农业、农村和第一类村民，一直在为改革支付巨大的代价。这一代价究竟能够支撑多久呢?肯定不可能无限支撑下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是因为“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直接、间接导致的农村生态环境的全面恶化，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引爆涵盖城乡的全面的生态危机、农业危机。由于农村组织化不断被错误的改革破坏，各个村庄陷入全面的组织真空、管理真空。所以，各种发生在村庄的生态环境灾难，如洪水、干旱、泥石流等会越来越频繁。并且，它们还会由乡村波及到各个城镇。所以，所谓“保障进城农户承包权”的逻辑，其实就是要继续摧毁中国村庄、中国农业的整体性的逻辑。它没有丝毫反思改革错误的意思。对于2.6亿第二类农民工的市民化，改革顶层一直在强调一个有意思的理由，即由于经济能力有限，城市不可能为所有的农民提供社会保障。意思就是农民进城打工可以，但市民化做不到是应该的、合理的、可以理解的(或者中国特色的)。意思就是城市可以分享来自农民工的“人口红利”，但不能承担城市化的代价。“红利”主要由城市分享，代价却一直要由农村承担。意思就是富裕的城市承担不了的代价，就必须要由贫穷的村庄继续承担。就好比一个地主老财，天天山珍海味、美轮美奂，然后一脸知性地对一个长工说，由于经济发展有限，我没有能力让你一年吃一次回锅肉。但发霉的烧饼有保障。你吃吧，吃了就不要造反了。这在历史上一定是最荒谬的逻辑之一。改革不能动、不敢动、不愿动城市利益集团的奶酪，就只有继续打第一类农民土地的主意。“保障进城农户承包权”就是改革在为城市利益集团推卸责任。

　　其次，“保障进城农民承包权”其实就是容许第二、第三类村民“带地入城”。中国的城市化趋势是第一类村民，即真正的农民的绝对数量会越来越少，最后大概只有两、三亿村民会以农民的身份继续在村庄居住、务农。占目前村民总量的30%左右。也就是说，会有70%的村民会“带地进城”。他们也会带走70%的土地承包权、使用权。甚至更多。这一庞大的村民群体拥有被政府一再偏爱、保护的“承包权”。他们会干什么呢?首先，他们肯定不会直接务农。方式上，要么是直接撂荒。目前在广东农村很多土地就处于这种状态。顶层精英说可以通过流转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村庄组织化消失的背景下，制度性成本凭空上升。务农很可能就意味经营失败。有多少农民会愿意流转本来就是“碎片化”的土地来务农呢?尤其直接种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市场弹性大，风险其实也相当大。同时，这些细碎的土地，没有连片、没有规模化，基本上只有最基本的保障意义，而没有经济意义。对于第二类村民，打工的风险随时都可能发生。各地政府又基本拒绝提供失业保障、养老保障。他们为什么要“流转”出具有这些保障意义的土地呢?所以政府指望依靠农民的“自愿”、“流转”来解决农地细碎化难题根本办不到。农地流转也不是不可能。一些农户在农业经营顺利的时候，也可能通过流转土地扩大规模。但他们必须承担正常的农业生产成本以外的另外一种制度性成本——地租。地租的价格每亩在500元~1000元之间。这就意味着本来就收益微薄的农业，将面临地租的“雪上加霜”。地租，几乎将农业的物质成本翻了一倍。这是改革强加给第一类农民的一种制度性“剥削”。可以确凿地证明农地改革就是一种失败、错误。中国的土地革命，本来就是因为消灭地主和地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所以才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支持。才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但是改革却通过“保障进城农户的承包权”，凭空产生大量的地主。让第二、第三类村民“长久”地趴在村庄，成为第一类农民身上的寄生虫。在农村认为制造农民的分化、分裂。

　　在现代社会，土地肯定不是主要的保障形式。所以以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才是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正确的方向。才是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方向。可惜，在城乡差距持续放大的今天，在“三农”问题不断恶化的今天，改革还在继续“保障进城农户的承包权”。老调重弹、故伎重演，就是要推卸责任，把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继续推向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