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类点击爬行
胡靖:城市化进程的悲欣交
胡靖:《寻乌调查》展现云
胡靖:多哈回合的农业框架
胡靖:比较优势理论误导了
胡靖:农业的产业缺陷与非
胡靖:蓦然回首,“本色”
胡靖:付不起钱的文明路径
胡 靖:峨嵋是唯一的
胡靖:家庭承包经营早已名
胡靖:农业剩余劳动力是一
胡靖:先保障,后股田
胡靖:新农村建设的俯仰之
胡靖:四川已非天府之国
胡靖:能力不是户籍隔离制
胡靖:以县镇化承载新生代
胡靖:贫困是农民的自然属
胡靖:兔年春节在广州
胡靖:为何要反感粮食安全
胡 靖:悠然非南山
胡靖:农村土地湄潭模式渐
 

胡靖:历史唯物主义、集体化与改革

作者/来源:秋田 点击次数: 433


   胡靖:历史唯物主义、集体化与改革

 

1953年到1983年,中国的合作化、集体化运动,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上一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还不仅仅是在一般的“生产力”层面和“生产关系”层面。理论界会一直追踪研究、讨论这段历史。这是因为,其蕴含的历史意义、学术意义太丰富。 赞美它,需要面对“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的重重挫折。诋毁它,需要面对“治山治水”、水利化等重大的历史成果。而要吹散意识形态的烟雾,以客观、清晰、科学的理论去解构它、澄清它,新制度经济学等主流理论显然又远远不够。

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最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社会科学的解析手段和进路。中国的一切制度变迁,都是“生产力”进步的结果。长期看,任何社会形态及“生产关系”一定就是生产力的函数。这一点,马克思没有错。他洞察了历史与社会的本质。中国在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引进了很多西方时尚的研究方法。新制度经济学是其中的主要的内容。但是,对于中国历史、社会与经济的诠释,一直有削足适履之嫌。难以自圆其说。这首先是因为“理性人”的假设有问题。“理性人”假设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基石,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石。它对“人”的理解的部分偏狭与虚浮,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学的整个分析体系及其逻辑力量。所以,尽管经济学在方法、范式上日趋数学化,但一直有学者在质疑经济学是否是科学?

“理性人”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以个体作为分析的对象和核心。上升到理论与政策层面,全社会就是一个密密麻麻的蚂蚁世界。只有个体,没有整体。所谓的“集体行动”也是通过自由契约的方式来完成的。经济学只认同这种个体存在的方式和意义。也只尊重这种个体的存在。而没有看到,集体、群体与整体性,同样是人的本能的需求和人类进步的需求。这首先表现在很多公共领域。公共福利、公共资源,一定需要整体性才能保障。而要保障这种整体性,最关键的是需要避免产权安排对其进行分割和破坏。这是因为分割的产权,尤其是所有权,完全可能导致整体性被肢解、瓦解。从而形成公共性危机。在农村,尤其如此。各个自然村的农业资源,天然就具备自然整体性特征。因此,产权上的公有特征有其“生产力”的必然性。不能一概而论都是没有效率。其次,分工是现代市场经济效率的源泉。而分工产生的基础是产业组织。这种产业组织其实就是一种公共产权(科斯定理承认这一点)。或至少是公共使用权、公共处置权。企业、公司内部依托这种公共特征及其非交易模式,才保障了其内部分工的高效、顺利进行。所以企业、公司才能实现发展并获得利润。试想,如果在企业内部,每一次合作都要通过谈判、契约来完成,则企业一定会失去存在的意义。也不可能实现经济和生产力的进步。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并不在于产业组织的这种公共特征。而是形成产业组织的进路不同。资本主义往往是通过私有产权的“交易”的方式形成契约,进而形成产业组织。这是其成功之处。资本主义正是通过企业、公司的分工实现了技术和“生产力”的持续进步。但这也是其局限之处、失败之处。有很多重要的公共领域,资本主义恰恰是因为“交易”失败、或“交易”盲区而形成公共损失或公共灾难。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永远解决不了的难题。而社会主义,则可以通过公有产权跨越“交易”的鸿沟、直接形成产业组织。这是一种几乎没有“交易成本”的更有效率、覆盖面也更广的组织形成方式。它在范围上,超越了一般的产业组织。由此开辟了“生产力”的新的前景。还能够把合作覆盖到很多非价格、非市场领域。但社会主义在实践过程中的诸多管理问题、激励问题常常会限制效率的发挥。以致各种挫折成为经济学诟病的证据。但不管怎样,套用邓小平的名言“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耗子就是好猫”。只要能够形成有效的产业组织,则分工就能顺利进行下去。效率就会自然产生。制度的合理性就存在。反之,没有产业组织,一切“生产力”的进步就是乌有。如果组织瓦解、分工消失,则产权的任何状态,无论如何天花乱坠,都会失去发展的意义。一定就是生产力意义的大倒退。

以此观察中国的农地改革。就可以发现,中国在1953年以后的合作化,其实是一种通过公共产权产生的农民组织化,或农业组织化。这是一种非常彻底的农民组织。它符合现代产业的亚当斯密意义的分工的要求。可以直接开展分工、协作。包括1956年以后的高级社、人民公社。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正是通过土地公共产权“革命”或“强制”,而非自由契约成功实现了农地集体化。进一步形成了农业产业组织和农民组织。这在历史上无疑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有了这种组织平台,人民公社时期,分工与效率是必然发生的。取得的成就也是惊人的。这种从“革命”到组织化、到分工、到效率的“生产关系”的逻辑非常清晰。人民公社的组织化成果,主要表现为各个村庄对“恶劣”的农业生产条件的改造。改造的主要内容就是水利化。当然也包括田地平整、道路修建、荒山绿化、开荒垦殖等。这些农业基础性工程只有通过农民组织才能完成。它是中国农业增长的制度基础和源泉。在六、七十年代后期直接抬高了中国农业的生产函数曲线。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了稳产、高产。可见,没有组织化,就没有水利化这种基础性的成果,就没有建国以后粮食总产量的持续的提高。在育种等领域的任何进步都可能大打折扣。甚至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工业化。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水平,看不到跃升的机会。可能就和现在的印度一个档次(人均粮食占有量在220~260公斤左右)。所以,中国正是通过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一举破解了历史上农民的“善分不善合”的难题。


编辑:admin 添加时间:2016/4/30 22:26:17
当前页:1/3 : 首页 : 上页 : 下页 :尾页: 转到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