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完全将毛泽东妖魔化的书,作者绞尽脑汁将毛泽东刻画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折不扣的大暴君——心狠手辣、阴险狡诈、口是心非、卑鄙无耻、无情无义、骄奢淫逸。从新中国诞生到毛泽东逝世期间,毛犯下滔天罪行罄竹难书。
为了支撑自己的观点,作者引用了大量的“史料”来说明。的确,如果你只看书中某段话,很容易轻信作者的观点,但是当你静下心来读完这本书,或者去查一下史料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这是一本谎话连篇,抹黑历史的烂书。书中所谓的“史料”来源要么是捕风捉影——许多史料都是道听途说而来,要么是断章取义——专门摘取对自己观点有利的史料,而把不支持自己观点的史料则“去粗取精”“整理”掉。对许多场景的描述纯粹是子虚乌有,都是作者的主观臆断。
这本书的开篇作者就试图用谎言来欺骗读者。作者写道“毛泽东一生,开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这是以讲真理不讲面子在中共党内深受敬重的元老陈云说过的话”。然而,2013年5月5日,陈云的女儿陈伟力在出席“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文艺晚会”(在山东大会堂举行)时,专门对关于李锐侮辱毛泽东进而嫁祸于陈云的事情进行声明“这是有人恶意将李锐的话栽赃给我父亲,我父亲非常热爱、崇敬毛主席,从来没讲过这样的话!”而李锐不知廉耻的还为本书作序,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谈到三年在饥荒时,作者将所有的责任归于毛泽东一人,因为他发动群众搞大跃进,导致农民的粮食全部被征调;因为他想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所以在大饥荒时照常出口粮食换汇,以采购相关的设备和材料,一心想造原子弹、氢弹,与苏美争霸,扬威世界。结果1959年至1962年全国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8万人,具体为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万8千多人。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万多人。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132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7.7万多人。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751.8万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多人。首先,作者在谈到这一数据的时候明显是通过偷换概念,夸大其词,作者具体谈到各年的死亡人数时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而在谈到总数却把非正常死亡的人也算作是饿死的。其次,作者在谈到数据来源时还理直气壮地说,这一数据是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地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然而,笔者查遍网络均查不出相关资料来支持这一说法,难道中央解封的历史档案只给他一人看?再次,假如毛泽东应该为此事件负全责,那么作者说1960年7月北戴河会议,毛作检讨承认不懂经济,宣布退居二线不管事了,由刘少奇代行主席职,开始了刘、周、陈、邓整顿恢复国民经济时期,大跃进终结了,直到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毛还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还在承认错误,一个退居二线不管事的人又如何成了饿死人的罪魁祸首?作者这样说其不是自取其辱?
在谈到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作者说毛泽东想掩盖大跃进死人的错误,为了排除异己,搞世袭制和家天下。如果是正如作者所说,与江青矛盾很深的邓小平为什么没有被置于死地,反而做了国务院副总理?更讽刺的是毛泽东最后并未将主席职位让于江青或者毛远新,而是选择了华国锋?作者为此辩解毛泽东这样做是因为华国锋无能将来必将还位于毛远新,但翻查史料毛远新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怎么可能成为国家主席呢?
作者口口声声说开国功勋受到批斗是因为他们阻碍了毛泽东实现家天下的梦想。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刘少奇的后代、彭德怀的后代、贺龙的后代、邓小平的后代,以及在文革中被打倒的甚至在文革中死亡的高级将领和高级干部的后代们,早就应该批判毛泽东了,令人意外的是刘少奇的后代、彭德怀的后代、贺龙的后代、邓小平的后代,以及在文革中被打倒的甚至在文革中死亡的高级将领和高级干部的后代们都没有这样的举动,甚至连对毛泽东的不敬的言论都非常少。有些高级领导人的后代,甚至至今对毛泽东怀有深深的敬意。
作者最后还特别强调了“文革十年”,给中国造成的损失,“照叶剑英的说法,整了一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浪费和减收共计13000亿人民币”。关于文革死了2000多万这一数据的真实性茅于轼在其微博中写道“文革死了2000万,这个数字肯定夸大了。是叶剑英说的,没有根据。一位美国教授说文革死了700多万,我认为也夸大。我的估计是300-400万”,茅于轼可是彻底的毛黑(在看完这本书时曾在网上发表对这本书的读后感言——《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读<红太阳的陨落>》)。就连老茅都不能接受这个数据,而作者不假思索地将其当作事实来写,可见其“用心良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