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是新经济史的先驱者、开拓者和抗议者。由于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曾任《经济史杂志》副主编、美国经济史学协会会长、国民经济研究局董事会董事、东方经济协会会长、西方经济协会会长等职务。历任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剑桥大学庇特美国机构教授、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鲁斯法律与自由教授及经济与历史教授、经济系卢斯讲座教授.

  在这本《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中，诺斯系统地阐述了在经济史中对制度经济发展的一个框架模型和系统变量。

  本书分为三篇。第一篇为理论，第二篇为历史，第三则为理论与历史的结合。在第一篇里面，囊括了诺斯提出的理论的三大重要部分：所有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

  在开篇理论的第一章“问题”里面，诺斯首先提出了本次经济史的任务理解：解释经济在整个时期的结构和绩效。并且界定了“绩效”和“结构”的边界。绩效即生产多少、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或生产的稳定性。结构则为基本上决定绩效的一个社会的那些特点。

  诺斯提出了研究的两个任务，分别为经济结构的理论化和说明结构的稳定性。并回顾了新古典模型在考察绩效方面的假定，并提出，为了解释收入分配和结构，必须将新古典扩展。

  作为关键的一点，诺斯强调的，那就是新古典假设中的零摩擦成本假定，使得新古典模型在说明历史上的重要结构和组织变革中乏力。以此他提出了自己选择的方向，那就是著名的三大理论：所有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

  诺斯认为，零交易成本的假定，在解释现实经济史的过程中采用的迅速调整的方式，与现实的历史中存在信息成本导致反应是延迟的情况是相悖。工人对涨价的抗议，土地所有权的难以调整和社会成本与个人成本的不一致性，都是鲜活的例子。新古典认为的相对价格变动提供“信号”改变差额以完成调整过程的作用方式，有待进一步的假定修正和检验。这是诺斯的逻辑推演过程。

  于是，诺斯在书中提出了两个基本问题，一是重点说明经济制度结构以便于探讨经济绩效的动力；二是新古典下的搭便车问题。

有趣的是，在搭便车问题中，还结合了奥尔森在《集体行动逻辑》中的结论来表述搭便车的无所不在，还顺带批判了马克思的阶级行动观点。最后，突出引入了意识形态的理论在解释关于个人主义合理算计相背离的那些情况。

  第一章提领全篇，统摄大纲。不但回顾了传统理论模型的问题，指出了本书的任务和解决的主要问题所在，并提出了本书所要阐述的三大理论基础。

  第二章为经济结构导论。导论的作用在于引出本文要论述的三个主要理论。作者在回顾历史上的人口与资源理论后指出，创新的个人和社会收益存在巨大鸿沟，而且技术发展是建立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最后，发明在基础知识存量没有增长的情况下，会陷入收益递减。在这些问题中，诺斯对国家理论和所有权理论在解释人类发展中的各种合作和竞争机制的作用加以突出强调。在政治和经济组织中，都必须重视法规和章程的约束、程序以及伦理道德对交易成本的抑制意义。

  诚然，诺斯的观点是一针见血的。尤其是伦理道德为代表的意识形态方面在建立和稳定一个庞大的中华帝国的重要性上，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是数不胜数的。

  接下来的三章。诺斯分别为国家理论、所有权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在国家理论中，诺斯秉承的是国家的“契约论”的立场，他似乎并不是很赞成“掠夺论或者剥削论”对国家本质的论述，但是他也认为这两者并不是互斥的，因为他们在“暴力潜力”的分配上的看法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契约论”解释了缔约的最初收益问题。

  在国家理论中，诺斯的观点与马克思有异曲同工之处。他认为国家的普遍趋势是产生效率低下的所有权，最后不能达到持续的增长，因为国家的不稳定性导致了经济变革，但是却引起了经济的衰退。

  在国家理论中，国家意图构建一套所有权的制度来最大化它的税收，但是在运作中尽力减少交易成本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这与前面的目标有时候是冲突的。

这个模型同时还具备了三个基本特点，我认为，简单来说，那就是交换、最大化收益和竞争。国家通过提供服务交换税收，这是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国家会尽最大可能增加税收，这是将国家视同理性经济人；同时，国家还面临竞争对手的威胁。这个竞争对手，可能是武装起义的人民，还可能是合法竞选的在野党们，这在历史上风云变幻中屡见不鲜。

  在国家理论的一对矛盾中，统治者总是需要将一组有利于实现自己最大化利益的所有权制度授权给代理人的，但是代理人的效用函数和委托者总是不一致的，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不幸的是，往往取代统治者的，就是代理人们。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周代的分封建制，与秦代的郡县制的演变，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