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以前在论及中国与美国政治民主程度的比较时，常有人引用中央党校赵虎吉教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中国目前是开大会解决小问题，开小会解决大问题，不开会解决关键问题。”我们当中有些人用这句话调侃中国政治民主不发达，羡慕老生常谈的美国所谓的人权。但在这本书中奥尔森关于美国民主的分析内容中，我们看到的是，以民主最发达著称的美国决策机制与中国大同小异，重要决策总是由关键人物主导并作出的。美国普通民众难以影响重要决策的产生，更多的是民意被代表化，或者上街游行反对对自己不利的法案。

事关重要的决策由少数关键人物做出，并不意味着这些决策是不公正的、不合理的。但从决策成本来看，它的成本必定比全体成员共同决策所花费的成本小。节约的成本可以用来做其他有利于集团利益实现的事情。另外，从决策时效性来看，少数关键人物做决策相比多数人做决策，成员意见更容易统一，这是由于多数人组成的大集团，通常成员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异，比如受教育程度、理解能力等方面，常常导致成员关于决策的意见不合，花费许多时间成本在说服彼此的过程，错过决策实现的最佳时机。

少数关键人物做决策确实有诸多好处。然而，在这由少数人做决策的过程中，我们要警惕奥尔森在书中论证过的少数剥削多数的倾向，避免因错误决策最终导致政策实施恶果让多数人承担。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我们很容易发现许多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或控股股东颇有兴趣提议关联交易、重组并购等影响股价重大涨幅的决策议案，借以此为炒作噱头，实现自身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比如高价减持手中的股票、获取关联利益。然而，他们并不关心公司实体的经营业绩情况，管理机制是否完善，公司发展战略是否调整到位。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许多上市公司即便是重组并购之后，公司业绩依然惨淡，受此影响股价大跌，最终使广大中小散户割肉离场，利益受损。所幸的是，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制定相关规定，对上市公司重大事件的披露要求越来越严格。

少数关键人物成为代表全体成员意见的最终决策群体的一员，可能由于自身拥有的诸如天生领导力强、社会地位高等条件促成，但这并不默许这一小撮成员有理由侵害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基于保护集团全体成员的利益，我们除了关注少数关键人物做决策的合理性，更应该注重利益诉求的表达通畅度与决策执行的监督力度。

在论证国家和阶级的正统理论章节中，奥尔森理论对比分析了古典经济学家与马克思关于国家的理论。奥尔森毫不客气地批判，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学家们基本上忽略了公共物品理论，过度倾向于用一套详尽理论，解释为什么大多数经济需求要通过私人企业来满足实现，而认为国家理所当然地提供诸如国防、警察以及法律等公共服务，或者说是国家经济体现出来的是自我牺牲的集体精神发挥所致，一味地强调个人的自我利益至高无上。譬如古典经济学家汉斯·里切尔在提及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私人组织的关系时，他认为个人的自我经济利益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至高无上，利润动机几乎是决定相互关系的唯一因素。如果国家满足了个人的需求，或是只有通过联合行动才能实现的群体中的个体需求，它这样做只是为了岁入。人类精神有奇怪的两重性，在个人间进行交易时，自我利益至高无上，而在个人与国家以及与许多私人组织的关系中，自我精神又压倒一切。相对于指责古典经济学家没能建立一个明确的关于国家的理论，奥尔森强调了马克思关于国家的理论是意味深长和发人深省的，强调了马克思对国家理论的贡献。他认为马克思以财产关系划分阶级是明智的，如果按成员的社会地位或特权来定义阶级，马克思也许就不能理直气壮的说他们有共同利益，因为收入来源不同的人可能拥有相同的特权。

此外，奥尔森用集体行动的逻辑深入剖析马克思的国家和阶级理论时指出：“马克思强调个人自我利益，并认为阶级都意识到它们的利益，这自然是大多数评论家认为马克思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的理由。一些人认为这是他的主要缺陷，他对于自我利益和理性强调的过头了⋯⋯按照穆勒的观点，对政治广泛漠不关心就可以证明马克思认为人们能够实用和理性的参加阶级行动的观点是错误的⋯⋯并没有出现马克思预期的那种阶级斗争，但凭此就认为马克思高估了理性行为的力量，这实际上并不正确。相反，没有出现马克思预言的那种阶级斗争，部分原因正是出于理性的功利主义行为。因为如果组成阶级的个体采取理性的行为，就不会产生争取阶级利益的行为。”不得不说，奥尔森这种分析问题的角度很新颖特别，让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但又让我产生几点疑问。如果世界上真的所有人都有理性，都想搭便车，那么为什么从古到今、从中到外有这么多次革命的发生？为什么我们身边总会出现牺牲自我的英雄事迹？

晚清时代，主张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改官制等的变法维新领导者之一的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下令逮捕屠杀维新派人物时，明明可以在别人帮助下逃离中国，可他却拒绝了出逃的建议，毅然地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倡也。有之，请从嗣同始。”他决心为变法而献身。如果仅是出于理性的功利主义，他完全保全自身，逃到他国生存。或许在他看来，他的心属于中国，逃到哪里心都不会安定，与其苟且偷安，还不如壮烈殉国，以自己的一腔热血唤起世人的觉醒。再看看前段时间热映的《十月围城》，很多人不惜牺牲宝贵的生命来保护革命伟人孙中山先生，用胸膛挡敌人的子弹、暗箭，他们名留史册、令人感叹。但仔细的考虑一下，那些牺牲的人当中有几个知道孙中山先生是谁吗？他们要保护的人对于他们的长远意义是什么？用一句现代流行词，那就是他们“被革命了”。可能仅是出于某种道义上的考虑，甚至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就是被后人称赞的革命，而被迫参与革命。一些英雄们之所以冒死保孙，目的其实都是事先考虑了自己的某种利益，有的是为了完成父愿、有的是为了答谢主人的恩赐、有的是为了见到自己的女儿⋯⋯总之，他们参加革命可能是出于个人理性的目的。但是革命能吸引那么多人参加，也说明了领导者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这或许是奥尔森在书中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