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之所以没有发生像马克思预言的工人阶级革命，正是因为资产主义的一系列发展超出马克思的设想，使工人淡化对自己的阶级处境的认识，而不是真正的“理性人”的理性选择的结果。首先，社会的经济结构并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出现愈来愈简单化的趋势，反而变得愈来愈复杂。这是因为，尽管资本主义的经济集中进程十分迅速，但是独立的经济实体的总数并没有减少。中小型企业的数目，像雨后春笋一样在继续增加。国民经济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没有由于经济的集中而消灭。其次，社会的阶级结构并没有像马克思预期的那样减少为两个矛盾相互对立的阶级，而是出现了进一步分化的倾向。中小企业的继续存在，使旧的中产阶级得以保留；同时，由于私营企业和公共管理机关的增加，这个阶级又得到了“新中产阶级”即白领工人和公职人员的补充。至于工人阶级本身，也由于教育、职业和收入的不同而走向更大的分化。并且，尽管私营公司纷纷合并，但是股份公司的出现却使分享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人数在增加。总之，社会的阶级结构不是简单化了，而是更加复杂化了。再次，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并没有像马克思预期的那样增加或扩大，相反，危机的程度及其影响还趋于减弱。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一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里更广泛地使用了信贷制度，二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内开始出现了经济组织（如卡特尔），三是国家调节经济的手段已大大改善。这些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不仅没有对其形成经济灾难的威胁，而且还使引发危机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另外，工人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越来越贫困化，相反，他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现实的情况表明，虽然工人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但工人的生活条件并没有持续恶化，反之，他们的实际收入明显地在不断增加，他们的处境得到了改善。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化虽然还继续存在，但绝对贫困化已经不复存在了。最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日益加剧，相反，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发展已经能够有秩序地解决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争端。这种发展主要体现为，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和劳工立法，由于工会的努力而得到了改善，这就为解决工会和雇主之间的争端提供了广泛的基础。事实证明，民主制适合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改革。在这样复杂的社会里，不可能由一个中央机构控制和管理一切生产资料，因此社会主义不能把社会化作为目的，并且不能立即和全面地由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模式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它只能通过不断的建设性的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

作为“制度性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所提出的理论与方法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奥尔森的“潜在的集团”即发现了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之外的无组织的潜在利益集团的存在及其行为方式，这样的研究无疑扩大了公共选择理论的领域。再者，他详细分析了大集团与小集团在实现集团目标的效果差异，启示我们对于组织大集团的集体行动时，要充分运用“选择性激励”。激励机制，可能是惩罚性的、强制性的，也可能是奖励性、社会性的，目的都在于激励成员为集体目标而贡献，调动参加者的积极性，有利于最终目标的实现。这种激励机制的精髓也告诉我们，在选择激励措施时，因人而异，对症下药。

每一种理论与观点的提出，背后都会有质疑的声音的存在，因为大家的认识角度不同，人生经历也不同。每一种理论都有它的局限，对待它们应采取批判与理性的态度。基于此，我们理论联系实际。学习古代，为了今天的中国，学习西方，为了东方的中国。我们认识每一种理论，都是为了汲取其中的精华、得到一定得启发来服务现实的建设与发展，因此，对待每种理论，不能迷信太深，也不能全盘否定，取其长处，反思我心，掌握知识，服务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