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文章列表-文章阅读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在罗宾逊看来，“跨国资本的经济统治地位”必将“转向其可能出现的政治统治形式”。这一政治统治形式便是“跨国国家”。他认为：“跨国国家机器的出现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离开跨国国家，就无法理解全球经济的形成和巩固以及积极参与政治的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崛起。”那么，什么是跨国国家?作者在书中不厌其烦地多次重复论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跨国国家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和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崛起紧密相关的阶级力量和阶级关系的特殊群体，它具体在各种政治制度之中。这些制度是经过变革的民族国家和有助于世界范围内资本的霸权分支的统治而制度化的各种超国家机构。”“超国家组织既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也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经济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超国家的政治组织包括八国集团和最近成立的二十二国集团，以及更为正式的组织，如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等等”。这个跨国国家虽然还只是“一个初生的跨国国家机器”或“一个新的网络”， “还未形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全球国家”，但它把“全球化精英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并且“是作为全球统治阶级的集体权威进行职能运作的”。众所周知，在当今世界，一些超国家的国际经济组织、国际政治组织在商讨和处理国际事务过程中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在多数情况下是维护发达国家利益，向发达国家倾斜，但国际组织和国家毕竟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尽管作者的语言表述有所保留，然而能否将它们不加分析地称作跨国国家，还是值得讨论的。

在论及跨国国家问题时，不可能绕开作为当代人类社会生活基本组织形式和法制体系的民族国家。换句话说，在跨国国家存在的条件下，如何看待民族国家的演变?在这一问题上，罗宾逊的观点也颇具新意。他认为：“民族国家既不会保留其卓越地位，也不会消失，而是被变革并纳入到更大的跨国国家的结构之中”。在跨国国家形成过程中，“民族国家体系并没有遭到破坏，而是进行了变迁，通过全球化进程被融入更大的、新兴的跨国国家的结构之中”。他借用自然科学中有关某种结构在不改变其形态的情况下而改变其功能的道理，来说明民族国家衰落和跨国国家兴起的历史走向。他写道：“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得以形成的一种历史形态。从时间上来看，民族国家贯穿于过去与未来之中，是一种逐步瓦解的结构。国家则由于不再与民族国家共同终止，可以被视为一种处于运动之中的结构，它的形态正在全球化时代发生着改变。正如所有的历史进程一样，新兴的跨国国家作为一个未完成的开放进程，正在被推向一个新的和无法预料的方向”。言下之意，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民族国家会“逐步瓦解”，但国家的形态会保留并且过渡成为无法预料其方向的跨国国家。这些观点虽然富有创意，但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作者的主观猜测。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随着阶级社会的终结而“自行消亡”的，不是在全球化进程中“逐步瓦解”的，全球化进程不可能自行消除阶级和阶级差别，因此也不可能使民族国家“逐步瓦解”。

概括之，罗宾逊根据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探讨，论述了跨国资产阶级和跨国无产阶级的形成，在对跨国资产阶级的内涵、结构和职能进行阐述的基础上，论述了跨国国家的相关理论。应当说，作者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分析中，具备并且成功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方法，这使得作者能够明确认清全球化的“全球资本主义”本质，而跨国阶级与跨国国家观点的提出，尽管还较为粗略，但也将人们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视野从民族国家内部提升到全球范围。所有这些，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全球化进程中的阶级斗争，深化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和国家理论的研究，无疑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

然而，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本质要求出发，《全球资本主义论》一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该书对跨国工人阶级的探讨是不够充分的。显然，作者将对全球阶级讨论的重点放在了作为全球统治阶级的跨国资产阶级身上。他虽然正确地指出资本主义跨国生产链必然导致跨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同业已联合起来的跨国资产阶级相比，跨国工人阶级还只是“自在阶级”，但关于跨国工人阶级的构成、规模，与各自国家非跨国工人阶级的关系;跨国工人阶级遭受跨国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状况等问题几乎没有论及。因此，他对跨国工人阶级能否在全球化中承担起马克思曾对工人阶级寄予的人类解放的“物质武器”的历史责任也没涉及。其次，该书对跨国国家的理解不够准确。国家理论是阶级斗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按照这一观点，如果将跨国国家视为跨国资产阶级实施全球统治的工具，应当是符合逻辑的。为此，作者从对跨国资产阶级建立起全球统治的逻辑关系上，探讨跨国国家形成的必然性。但他将一些经济的、政治的超国家组织，甚至论坛作为“正在形成的”跨国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又将民族国家笼统地看作“通过全球化进程被融入更大的、新兴的跨国国家”的历史形态，显然是不够严谨的。当今世界各种经济的、政治的超国家组织并不完全服从跨国资产阶级的统一意志，即使是同处于一个超国家组织(例如联合国)，成员之间也时常存在尖锐的利益冲突。对于民族国家，也不能作抽象的理解，因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几乎所向披靡的高技术垄断、国际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金融霸权等手段无情剥削掠夺发展中国家，两种类型的民族国家不可能等量齐观地“融入”跨国国家。退一步讲，即便两类国家能够和平共处地“融入”跨国国家，那么，这种“融入”是通过什么形式实现的，两类国家内部原有的阶级关系将会发生怎样变化?对这些问题，作者并未给出解答。其三，该书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否定是不彻底的。《全球资本主义》一书从总体上说，对全球资本主义是持否定态度的。但作者因为缺少对全球无产阶级的深刻认识，而看不到这种否定的力量来自何处，因此，他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否定显得苍白无力。像许多怀有善良愿望的西方左翼学者一样，他并不赞成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是向往为资产阶级所接受或默许的民主社会主义。他在全书结语中写道：“总而言之，我想有必要重复我在其他地方一直主张的：建立在普遍民主基础之上的民主社会主义也许是人类社会‘最终、最好’而且也许是唯一的希望。”他在最近发表的文章《全球叛乱：混乱即将来临?》中依然坚持这样的观点：“在我看来，解决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向大多数的穷人大规模重新分配财富和权力，沿着 21 世纪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前行，人类的敌人将不再是人类自身和自然。”能够在全球资本主义进程中看到跨国资产阶级和跨国工人阶级的阶级差别的罗宾逊，却看不到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本质差别，大讲抽象的“普遍民主”，并将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民主社会主义作为美妙的社会理想加以宣扬，这对罗宾逊的全部学术思想，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