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中国农地制度的特殊性，决定着科斯定理所表达的产权界定并不能保证交易成本的最小化。更重要的是，对于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来说，由于农地经营权依附于农户集体成员的身份权，所以不仅要关注产权界定问题，同样也需要关注产权交易问题。

2.2. 农地流转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地经营存在小规模、细碎化、分散化等突出问题。基于此，中国农地制度正在发生两个重要转变，一是在维护农户主体地位的基础上，通过延长承包期与农地确权颁证来提升农民土地产权强度，二是在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前提下，通过鼓励农地经营权的流转与集中，以期改善农地规模经济性，推进农业经营方式转型。

主流观点认为农地确权能够有效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并使农民可以放心地把土地流转出去。但是，农地确权真的能够自动解决流转交易问题吗？罗教授及其课题组通过对九个省市的调查研究，结果证明并非如此。

2.2.1农地流转：产权确定并不一定导致产权交易

初始，普遍认为中国农民不愿意土地流转的原因是土地没有确权，在这样的背景下，1984 年国家规定 15年期限的第一轮承包，1997 年明确 30 年期限的第二轮承包， 均可视为农地确权。新一轮农地确权最初始于 2009—2011 年的试点，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用 5 年时间在全国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土地确权的主要功能在于，一是通过排他性约束，减少不确定性，改善农民的稳定预期，诱导农民的长期投资与生产行为; 二是优化资源配置。其中的一个重要意图是促进农地流转以改善规模经济性。

罗与其课题组通过对九个省市（辽宁、江苏、广东、山西、河南、江西、宁夏、四川、贵州）的农户进行大规模问卷调查，获得了2177个有效样本。对 2177 个样本农户的分析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并未明显促进土地流转。第一，在农地的实际转出中，与未确权农户相比，已确权农户的参与率并无明显差异，但转出农地的面积比例却大幅减少，确权农户获得的租金水平更高。流转期限则具有明显的短期化趋势;第二，从农地转出的意愿来看，与未确权农户相比，确权农户的参与流转意愿并未明显提高，流转的意愿期限也并未显著延长，但其期望租金却大幅增加。

该事实无疑削弱了科斯定理在中国情景下的有效性。对于农地流转来说， 产权界定并不必然诱导产权交易。农地确权在改善农户产权排他性的同时，有可能因过高租金门槛而加剧对经营权流转的抑制。由这一悖论可以推测，农地确权政策，并不能获得农户在农地流转方面的一致性响应。

2.2.2原因解释：人格化财产及其交易特殊性

相比较其他物品，土地具有其特殊性。熊彼特认为，赋予土地一种情感的和神秘的价值是农民所特有的态度。农民对土地往往存在一种“价值幻觉”，总认为自己土地的价值要比别人土地的价值高。行为经济学将这类现象称之为禀赋效应。换言之，人们对其拥有的物品倾向给予它更高价值评价。Radin认为，若一项财物损失所造成的痛苦不能通过其他替代物得到减轻，那么该财物就与其持有者的人格密切相关。进而，她将财产分为人格化财产和可替代财物。这意味着，同一产权主体对不同产权客体的价值评价是不一样的，人格化财产相比于可替代财物，具有更为强烈的禀赋效应。

相比于为了出售而持有的物品(如储藏的谷物) ，农地产权表现出强烈的人格化财产特性。第一，从赋权角度来说，农户持有的承包地是凭借其集体成员权而被赋予的，具有强烈的天赋性、身份性及其“人格化财产”特性; 第二，从产权交易角度来说，经营权流转只有得到承包农户的同意才能实施，农户对其承包地具有“产权身份垄断”特性; 第三，农地确权必然地对象化到每块具体的土地上，土地经营权流转也必然地表现为具体土地使用权的让渡， 农户对其所承包地块就天然地具有“产权地理垄断”的特性。由此可以判断: 提升可替代财产的产权强度， 可能促进市场化交易; 强化人格化财产的产权强度，则可能抑制市场化交易。

基于此，罗与其课题组利用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意愿价格，来测算禀赋效应。结果表明: ( 1)无论何种情形，农户对农地的禀赋效应均高于 1，表明农户在农地流转中高估其拥有的经营权的价值，是普遍现象; ( 2) 确权农户的禀赋效应明显高于未确权农户，验证了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与农地流转抑制之间的悖论; ( 3) 农户承包的土地越是稀缺，越是自给性生产，务农者年龄越大，其禀赋效应会越强; ( 4) 农户普遍关注农地流转中的在位控制问题。可见，农地确权加剧了农民对土地的禀赋效应，不仅未能有效促进农地流转，反而抑制了农地的流转。

此外，罗还发现一个重要现象，即农民将土地转给不同的对象主体，其禀赋效应是不同的。农户的禀赋效应依“亲友邻居 － 普通农户 － 家庭农场或生产大户 － 农业企业”而逐次增强，表明农户的土地流转对于不同的交易对象而存在禀赋效应的差序化特征。而农户与亲友邻居的流转交易，其禀赋效应较低。一方面，亲友邻居间的农地流转，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要素市场交易，而是包含了地缘、亲缘在内的特殊的关系型交易，是一种“非市场”的定价机制; 另一方面，考虑到农户对“在位控制权”的重视，亲友邻居基于其长期交互所形成的“默契”与声誉机制，一般不会随意处置其所转入的农地，从而能够为转出农户提供稳定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