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译本《寻乌调查》“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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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寻乌调查》，调查中单独叙述的一个重要事件，即1928年3月25日开始的失败的起义（下文将会详细描述），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报仇的记录。但是这篇调查也是对从帝国晚期到建立一个新政权的转变时期中国地方社会的真实写照。《寻乌调查》可供长期挖掘这一重要历史时期中国一个县城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历史。

而且，《寻乌调查》也揭示了毛泽东个人智慧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19世纪20至30年代大量观察员关注中国农村的国际背景之下。这一文献产生于毛泽东努力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现实这一重要时期。调查及其得出的见解成为不懈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方法不仅适用于他的革命目的，而且也是对西方社会学家及其中国同行的方法论和洞察力的直接挑战。对于毛泽东思想和实践的发展，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1916年。

最终，《寻乌调查》在l982年出版，这不仅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而且加深了我们对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政权交替危机的理解。邓小平利用《寻乌调查》来证明他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精髓的评定。邓小平非常了解这一时期的人和地方，因为从1932年春到1933年4月，他负责管理寻乌。正因为了解这些知识，邓小平决定写一篇毛泽东生前没有写下来的文章，反映党内反对毛泽东的人通过间接抨击邓小平和毛泽东的私人秘书、寻乌人古柏来批评毛的这一历史时期。邓小平宣称像毛泽东和他自己这样有远见的人是“实事求是”，他们从早期就一直在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考虑到这一文献的现实意义和从写作到出版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历程，文章本身的编辑、真实性、和准确性均受到相当的关注。

毛泽东在寻乌的一个月里，他的脑海中有几个明确的目标。他期生存，期保护朱德领导的红四军，期望中国共产党利用在农村的牢固基础领导一场革命，推翻地主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但是，包括毛泽东在内，没有人能够完全确信应该做什么，尤其是在经历了3年灾难之后。

缺乏果断导致了1930年共产党的分裂。中国共产党成立于9年前，曾在1923 - 1927年与国民党合作。他们达成协议，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保留其共产党员身份。回想一下这次奇怪的合作，共产党和国民党同时团结在革命英雄孙中山的旗帜之下。两党的成员都把自己看作是革命者，他们试图战胜分割中国的军阀，驱逐掌握中国许多权力的帝国主义。

1925年的“五卅”事件后，这一情绪更加强烈。上海一场支持工人罢工的学生游行以暴力收场，11名中国人死于外国警察之手。这引起了上海和各地中国民众的广泛抗议、罢工和联合抵制。一个月后的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直接对公认的北京政府的合法性提出挑战。

1926年初，广州国民政府开始巩固对南方省份广东和广西的控制，接着在7月又把注意力转向湖南，并派遣军队去帮助湖南的一个夺权者。战争形势转而支持蒋介石领导的广州国民政府和湖南新军，7月9日，蒋介石宣布北伐开始。蒋介石带着统一中国的目的，于7月27日离开广州开始北上。1926年底，在湖南省会长沙、江西省会南昌、福建省会福州建立了与广州结盟的政治、军事政权。但是正当这些军队分三路北上时，孙中山领导下的联盟一分为三。孙中山遗留的权力——他于1925年3月逝世——不足以把这些革命力量结合在一起。国民党进步的一派——左派——与共产党合作，使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右翼感到惊慌，国共关系恶化。1926年，越来越多的共产党被排斥或剥夺了国民党员的资格。但并不全是如此——毛泽东从1926年5月到10月，一直担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的负责人。

随着蒋介石权力的增长，他对国民党阵营里共产党人的忍耐力不断下降。尽管如此，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从广州迁都到国民党左翼的权力中心——湖北武汉。但这一安排并未持续多久。3月22日，蒋介石的部队攻陷上海。一天后，南京陷落。接着联盟瓦解。4月12日，蒋介石袭击并残酷杀害了数百名上海工人。死亡和监禁的恐惧笼罩着共产党和其他地方的工人阶级联盟，4月1 7日，这种紧张的局势无法继续，武汉国民政府撤去蒋介石总司令的职务。但是蒋介石拥有军队，他完全经受得起打击而对此置之不理。4月1 8日，他在南京建立了一个新的国民政府。

流血事件继续发生。武汉国民政府仍然在国民党左翼及其同盟共产党的控制之下，继续向左发展。面对蒋介石的强权，这些领导人软弱无能，他们同样无法影响农村的农民运动．尤其在靠近湖南的南部地区。分散的暴力事件越来越多，在湖南，100多个地主被审判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处以死刑。但这仅仅是开始，到1927年5月22日，长沙落入反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分裂力量之手，在随后的白色恐怖中，几万农民惨遭杀害。

中国共产党变得更加孤立。6-7月，中国共产党甚至被清除出国民党左派，但仍然不顾现实，又一次在国民党左派的掩蔽下行动。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失败，标志着合作结束。中国共产党受到打击。这时，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湖北进行了最后的努力，举行了一系列起义，其中著名的有1927年9月到10月，部分是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这些起义同样遭到失败，因此毛泽东取消了攻打长沙的计划。相反，他集合了1000人，于1927年10月挺进井冈山——位于湖南、江西交界的偏远山区。1928年4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与朱德的部队会师。作为北伐战争指挥官的朱德，刚刚带领他的部队进入共产党的地盘。

当时，甚至在1927年的惨案发生后，上海的共产党中央仍然坚持认为革命的成功需要控制大城市，尽管他们也承认农民和红军能够帮助城市的无产阶级以及土地的再分配——没收地主土地、保护富农土地——是团结农民尤其是贫农的最佳途径。乇泽东通常似乎都赞同李立三的观点。李立三是1928年6月到1930年10月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层的主要人物之一。然而，毛泽东支持李立三政策的程度，成为当今中国争论的热点。在1927年到l928年刚开始向山区撤退时，毛泽东就提出激进政策，但他没能够在那里维持一个安全的根据地，也许开始思考谨慎地解决土地问题更为明智。

直到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和朱德离开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一直在寻求答案。留下彭德怀这位和朱德一样的北伐老兵驻守井冈山，毛泽东和朱德决定，在把他们3600人的部队东移福建之前，先绕过敌人控制的赣江，从井冈山南移到江西与广东交界处。1月31日，他们到达寻乌县南部的一个小乡镇——菖蒲。毛泽东与红四军停下来与当地的革命者会面，并讨论如何推翻寻乌的统治者，进而建立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与一群寻乌的革命者交谈着，他们经历了1928年3月那场试图夺取政权的灾难之后，又重新聚首。灾难的幸存者之一，一位名叫古柏的年轻人，专心致志地听着毛泽东讲话。这两个人后来又再次相见。

离开菖蒲后，红四军主力向北绕过寻乌县城来到东部的吉潭。2月2日早晨，毛泽东带领他的部队在寻乌河边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一场激烈战斗。战斗的幸存者于次日离开寻乌。1929年接下来的时间里，朱德和毛泽东试图控制江西南部和福建的部分地区。与此同时，毛泽东回答了在井冈山时提出的一些问题。当毛泽东往来于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时，他有很多机会，比如1929年1月在寻乌，通过像古柏这样的当地革命者的经历来检验其理论。1929年未到1930年初，在江西南部有许多成功之例可供分析。

但是对这一点的记载很粗略。在关注这一时期像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的许多史书中——当时他们都在这一区域——几乎没有1929年12月到1930年5月的资料。直到最近学者们才能确切地说出诸如1930年5月毛泽东在哪里之类的信息。现在我们知道，他在寻乌进行可能是他所做过的最为详细的社会调查。毛泽东的头脑中有许多目标。他确实想了解像寻乌这样地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但同时他也想收集数据，以便有利于他在与上海的党中央进行斗争时取得优势。这也许解释了1930年前5个月的沉寂。

接下来该怎么办？毛泽东像上海党中央的同志一样，一直在问这个问题。历史学家指出缺乏有关当时毛泽东和李立三对于重要政策有过分歧的资料，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反对李立三的城市中心论和确保像毛泽东这样的低层干部响应党中央的号令。有关权力和职责问题的斗争，实际上是以《寻乌调查》的出现为象征，因为当李立三和党代会代表再三邀请毛泽东出席在上海附近召开的共产党代表大会时，他正在寻乌。毛泽东拒绝参加，决定继续留在江西南部，在那里他能够研究由当地积极分子领导并得到红四军帮助的革命事例。毛泽东想要了解一场由农民进行的革命是如何取得成功的，以及主要由农民组成的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政党是如何建立的。这一视野不同于李立三和王明等人支持的许多更小的宗派，他们深受莫斯科设计模式的影响：即一个政党应由知识分子和城市无产阶级组成的。

寻乌，这个江西的山区县，似乎为毛泽东的问题提供了一些答案。1930年5月2日，在寻乌南部，当地的共产主义者升起红旗，6个月后，毛泽东和朱德从北方返回。毛泽东想要了解有关胜利的一切。在一位比毛泽东小13岁的24岁寻乌本地人古柏同志的帮助下，毛泽东找到了了解这一地区历史、人民、经济以及政治的钥匙。古柏是当时寻乌革命的领导人，他巩固了共产党对寻乌南半部的控制，这也有利于红四军在4月下旬从北向南的胜利迸军。随着1930年5月2日占领寻乌县城，古柏得以再次回首两年前即1928年3月25日，他和他的同志们经历的起义惨败的一幕。寻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这个主要事件揭示了人们的性格，并影响《寻乌调查》的始终。这是激烈的党派斗争的一部分，其源头可追溯到1920年代早期。这一斗争记录在《寻乌调查》里，加以回溯，也许对叙述寻乌从1920年代早期到1930年5月毛泽东到来这一时期的主要事件有所帮助。

1921年，在毗邻的广东梅县读书的一群年轻寻乌学子组织了留粤学友会。建立者之一的何子贞，是寻乌的一名老师。实际上他教过古柏，并帮助建立留粤学友会。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紧张，留粤学友会内部的紧张让人无法忍受，1925年，像古柏这样的激进学生离开了它，并建立了新的团体——寻乌贫民合作社。这一团体中几乎没有贫民，但合作社的成员都认为他们是在为社会上这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斗争。1925年，古柏回到寻乌县过暑假，6月，合作社在寻乌召开了一次大会。据《寻乌调查》记载，合作社得到了小地主家庭的支持。斗争战线正在形成，第一次打击来自1927年4月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围剿，当时“合作社派”正与何子贞新组织的“新寻派”闹不和。通过毛泽东和他的调查者的分析，“新寻派”代表的是大中地主的利益。无论这些派系的实际组成如何，派系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何子贞和他曾经的学生古柏的关系。这一派别斗争可从上述的团体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学校中窥见一斑。“合作社派”在寻乌县城创办了“孙中山学校”（不久改名为“孙中山中学”），并在县城外的5个地方设了分校。这些学校是在1928年初建立的。与之相对立的，是与由何子贞等领导的“新寻派”有关系的学校。这不仅仅是学生的竞争，还与教育体系、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力密切相关。1928年初，权力的天平倾向何子贞和他的同事一边，他们控制了警察、军队和一部分税收。然而，古柏和他的同志们试图以当地秘密组织“三点会”的武装力量来还击。“三点会’韵会众遍布寻乌，它显然为组织农民团体做了掩护。

1928年初，古柏也秘密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寻乌委员会。尽管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古柏和他的同志们到底是响应地方还是全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但是当时正值共产党最惨淡的时期，领导的政策是要求建立苏维埃革命组织，以便无论在何地都能控制政治权力。无论古柏等人是否执行党的命令，很显然1928年初的江西南部正处于困难时期。3月20日《北华捷报》上的一篇报导，提到了寻乌北部地区的暴力和动荡局面。

这是1928年3月25日起义的背景。尽管《寻乌调查》常常提及这次起义，但很少披露这个事件本身。《北华捷报）等报纸也没有披露这一事件，即使是通讯员们在谈论江西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活动时也是如此。幸运的是，雪莱·鲍斯菲尔德医生，一位传教士医生，从1912年开始就住在寻乌，在起义发生后写了详细的报导。鲍斯菲尔德从1928年3月29日开始他的报导：“过去六天的经历太可怕了，简直无法记录。”鲍斯菲尔德有关寻乌战线的划分与毛泽东大相径庭。对于鲍斯菲尔德而言，是否倾向于基督教和西方的态度是决定性的标准：“合作社派”反基督教，反资本主义，与“新寻派”相对立；而“新寻派”的支持者都倾向于基督教。

鲍斯菲尔德从3月23日的事件开始叙述，当时大约有100个“土匪”自称是“共产党”，袭击了“新寻学校”，“毁掉了里面的所有东西”。据鲍斯菲尔德记载，第二天，“合作社派”寻求了所有村镇的支持，这天“许多新的‘土匪’开始涌入”。在鲍斯菲尔德的叙述中，第三天——3月25日（星期天）——记下了中共党史上这次起义的开始。

两天后，鲍斯菲尔德的一个中国同事与古柏领导的委员会取得联系，他们宣布了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新的寻乌苏维埃政府颁布的第一条法令，就是交出所有的地契并一律烧毁，违者格杀勿论。这些男人，或者如鲍斯菲尔德所称作的“男孩“的目的，是打碎所有的政府、家庭关系和宗教信仰。为了加强对当地政府的打击，寻乌县衙在县城这场大范围的烧杀抢掠中被烧毁。据报道，对农村的破坏发生在3月28日。但当消息传来说当晚国民党军队正在赶往寻乌的途中时，起义就像它的开始一样迅速地结束了。1928年3月29日，“暴徒”逃跑了，寻乌恢复了以往的平静，接下来是一段白色恐怖时期，大量“暴徒”被处决和抄家。鲍斯菲尔德报道说，4月1日那天到下午为止，大约处决了10个人。一段简短的审讯之后，“大约走5分钟来到河边，听到一两声枪晌，然后他们独自回来”。鲍斯菲尔德再现了4月2日的情景：“今天更多的人被枪毙。天下着雨，于是河边也觉得太远，他们把犯人带到南门处决，大约只有近2分钟的路程。”

何子贞等逃出寻乌的人回来重掌大权，并且得到地方军队的支持。他们的反革命打击是毁灭性的。《寻乌调查）告诉我们，在大田，古柏生长的地方，有将近100个强健的男人和许多老人小孩被杀害。有时全家人都被杀害。大约30人当了红军，或去其他县参加革命工作。城区人口从800减少到600，大量土地荒芜。

古柏幸免于难，逃往广东。但是几个月之后，1928年夏天，他又回来继续为控制寻乌而战斗。古柏和他的同志们放弃了寻乌县城，把注意力转移到寻乌南部的农村。古柏说服了一个从新加坡回来的同志邝才诚，帮助他组织农民抗租，建立游击队。1929年11月，正是这支武装在阳天嶂建立了寻乌军事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寻乌支部也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寻乌县委员会。革命活动在大田得到加强，在那里，古柏能够管理寻乌八大地主之一梅洪馨的土地再分配。梅洪馨是古柏的外祖父，古柏就是在他的家中养大的。据说梅洪馨刚死，梅家更富有的成员已逃往广东，避免了目睹这些事件的耻辱。伴随着胜利，革命权力机构——寻乌军事委员会改名为寻乌县革命委员会，中共县委离开他们的山区根据地，在大田建立了革命司令部。

关于寻乌南部的这场土地革命，在《寻乌调查》第五章中有大量的叙述，这场革命是最后袭击的前奏。最后的袭击联合了寻乌县南半部的共产党武装，并得到红军第十五团二营和红四军的帮助。

根据最近出版的大事年表，1930年4月1 1日，毛泽东在（江西）信丰召开了红四军领导会议，决定向（江西）会昌和寻乌进军。4月17日，首先到达会昌，毛泽东停下来接收了一批从寻乌部队来的士兵。然后继续向寻乌前进，4月底，寻乌红军和红四军在寻乌北部澄江区取得重大胜利。据报导，共产党军队俘虏了上千名武装士兵，并缴获大批军火。但是毛泽东自己并没有目睹这场胜利，他仍然留在会昌。毛泽东在远处获知红军于1930年5月2日占领寻乌县城，6日建立了寻乌县苏维埃政权。此后不久，毛泽东来到寻乌。与过去占领县城的军队一样，毛泽东利用离寻乌县城南门不远的美国浸礼会教堂医院作为总部。就是在这里展开了调查，从而产生了《寻乌调查》。

随着红军大范围地控制寻乌——毛泽东提及抵抗的小块地区在双桥和篁乡，他能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其他事情上。一件是调查寻乌县，另一件是写成一篇理论文章，其中心论点，是通过认真仔细的调查来阐发理论思索的重要性。毛泽东渴望调查寻乌的现状，1 1月初，他在古柏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开始调查土地所有者。然而，第一次调查失败了，因为他问了太多的信息，包括人口、阶级成分、文化水平、民族、年龄、土地所有制、地界、土地面积以及每年的收成等。1930年1月，这一调查被简化为：只问户主的姓名，家里的成员数，有多少人能够种田，多少人靠商业或手工业生活，他们拥有的土地数量，在土地再分配中应该得到的土地数量等。据《寻乌调查》记载，这些信息是通过一户一个代表组成的“土地再分配大会”收集到的。每个村设了一张桌子，一个代表记录所问的信息。然后这些信息交给乡政府，由乡政府核对数据后进行再分配。接下来，乡政府分派调查员到各村去核查农民报告的真实性。当我们注意到古柏1929年底在大田基本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并于1930年5月迂往寻乌县城时，我们就能从《寻乌调查》提供的更多详细资料中，更全面地了解当时的情况。

当1930年5月寻乌调查开始时，许多数据已经收集。但是毛泽东想从一群当地消息提供的人那里寻求更多的信息。依靠古柏的联系和引见，毛泽东聚集了一位前清功名获得者，一位前商会会长，一位曾负责县政府财政的官员，一些农民、商人和干部。毛泽东鼓励这l 1个人参与两周内举行的一系列调查会，这些人的年龄从22岁到6l岁不等。他们就不同话题谈了自己的了解，并为调查贡献了资料。在这些人的帮助下，毛泽东写出了大约8万字的调查报告，涉及多个方面：政区、商业、交通、通讯、教育、土地所有制、税收、宗教和社会习俗。

当然，许多情况要视消息提供者的生活经历而定，他们给调查带来专门的知识。特别详细的信息，可能来自毛泽东对他的消息提供者自身经历的仔细询问。例如，有关一般商店的结构和运作的信息，主要来自一个店主和前商会会长郭友梅。郭友梅可能还是统一福利会这一有趣话题的由头：统一福利会是一个秘密组织、宗教教派和社会俱乐部，而郭友梅曾是这个当时已不存在的组织的成员之一。有关寻乌税收的详细信息是由刘亮凡提供的，他过去曾参与县里的税收。关于铸造品和打铁的广泛讨论，则基于赵镜清的经历，他曾做过铸铁工。他们每一个人都参加了所有的调查会。还有更多的例子，比如毛泽东集中讨论了卖小孩的风俗，全部来自三位对此有第一手资料的农民口述：再比如陈倬云在裁缝店做事的经历，证实了寻乌过去和当时的衣服式样。

然而毛泽东的消息提供者不仅仅是信息的来源，他们同样也参加了分裂寻乌十多年的派系和革命斗争。例如，郭友梅利用毛泽东的调查来算老帐。正如毛泽东在《寻乌调查》第三章中所指出的，郭友梅的商店在1916年6月的动乱中，被支持对手的国民军大肆抢劫。江西省政府军从北方回来，寻乌的短暂独立崩溃后，郭友梅的商店遭受了严重的财产损失。郭友梅在1916年的对手是潘家的可能性，加深了我们对《寻乌调查》中描绘的潘家反动派的理解。

这些对于地方社会的深入见解，散见于《寻乌调查》各处。不过，与之对应的资料不可能完全是在毛泽东到来后才着手收集的，尤其是大量的地主资料，其中涉及土地所有状况、政治面貌和学习经历。我们在研究地主的名单时能找到间接的证据，其中93人的土地在寻乌南部，而只有23人来自直到1930年4、5月间才被共产党控制的北部，包括县城所在地。正是这些信息以及收集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这篇调查更丰富的意义。尽管确实可以证明我们把这篇文章当作研究如历史、人类学、社会学、商业、农业和教育等领域的资料来源是正确的，但最好还要记得把它看作一部政治文献，一部在革命中产生的文献。

我在前面的叙述中，试图引起人们对《寻乌调查》中政治、知识分子、社会和经济等内容的注意。但是还有一个用来解释这篇文章的关键：那就是历史。在许多方面，毛泽东和古柏都面临着中国的过去，因而都对现实注入了同样的革命热情。

我们能从师生关系这一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个人关系中，发现过去和现在对话的痕迹。毛泽东深受他与杨昌济正式和非正式关系的影响。杨昌济，毛泽东在长沙的一位老师，其声名远播毛的家乡湖南省。杨昌济1918年北上抵京，在北京大学教哲学，在这里为年轻的毛泽东敞开了大门。这不仅仅是一件有关知识分子的事情，因为毛泽东还爱上了他老师的女儿杨开慧，并最终与她结婚。古柏的经历与毛泽东相似。我们有关古柏的资料很少，但我们知道他说服了寻乌的一位重要学者曾有澜担任孙中山中学的名誉校长。清朝末年，曾有澜东渡日本学习法律，成为寻乌出国学习的第二人。回国后，他在奉天、北京和湖北政府中任职。他最后回到寻乌，把注意力投向地方教育和政治。事实上，曾有澜曾教过寻乌县1928年的县长。正是与这位在寻乌知识分子和政界精英中备受尊敬者的关系，保护了像古柏这样的学生积极分子，甚至是在他们攻击已建立的秩序时。像毛泽东一样，古柏与他恩人的女儿结了婚：古柏的妻子曾碧漪是曾有澜的女儿。

这些个人的历史趣闻，反映了像毛泽东和古柏之类名人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有能力既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又从个人层面与老一辈进行对话。对毛泽东来说，这已成为他调查方法中正式的一部分：他明确地指导干部召开调查会，向老人们提问并倾听他们的回答，他们可能会参照过去的经历来解释当今的现实。毛泽东想要的不仅仅是事实，他还想要知道为什么事情会是这样。毛泽东发现古柏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因为古柏似乎能以知识分子及个人的角色与过去进行对话。因此，我们能在《寻乌调查》中看到1930年5月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我们也能够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凭借古柏广泛的社会关系，调查得以涉及当地许多饱学之士，他们从古柏身上看到了一条连接寻乌过去和未来的道路。因为他们都知道，古柏是塘背古姓人氏，出生在篁乡区塘背村。篁乡是一个美丽的小盆地，以其子孙后代的学业有成而出名。在“寻乌的文化”这一节，毛泽东写道：“篁乡区塘背古姓一村600人中，11位是秀才（封建等级所有者）。这个地方秀才最集中……，塘背古姓的旧文化在全县是最盛的，他们在政治上也历来占着支配的地位。”古柏的祖父古有尧在1897年获取功名（拔贡）。古柏的外祖父，有权有势的地主梅洪馨也是如此，他在清朝被授予功名（廪贡）。在某种意义上，古柏与毛泽东合作调查寻乌是家庭传统的继续，因为梅洪馨曾是1899年版寻乌地方志的编纂者之一。

为使人们避免认为塘背籍的古柏在有关他的家庭的地位上误导毛泽东，此处引用莉莲·斯诺顿·鲍斯菲尔德写的一些有关篁乡人的话：

在江西省南部的大山中，有许多很有意思的盆地，这里有城镇和村庄，茶园和稻田，一个这样的盆地方圆几里，两旁风景如画。

但是盆地最有趣的部分不是它的风景，而是人和他们的家庭不同寻常，还有他们背后的家族历史……

住在这个盆地中的人们是非凡的，在他们的家谱中，长长的祖先谱系中有许多著名的人物，他们得到古代皇帝的恩赐，并因此受到尊敬。女人以她们的美德著名，她们经过严格的训练，但很少学习读书和写字。她们有很高的道德规范，并引以为荣。

我们不知道古柏是如何看待这些遗产的，但是他的行动表现出他被培养出的领导才能。古柏年轻时就衰现出学者的气质，他在外祖父家长大，深得外祖父的喜爱。古柏的父亲，山村学校的一位穷教师，被迫把古柏从篁乡送到附近的大田。古柏的外祖父梅洪馨，作为寻乌的八大地主之一，有能力培养早熟的古柏。1920年，当古柏14岁时，他已经享尽了寻乌可提供的教育机会，他依靠外祖父的钱被送到邻近的粤东梅县。当古柏在美国传教士开办的中学念书时，他开始意识到政权和知识分子的变革正在席卷中国，不久他就充当先锋，在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随着古柏越来越激进，他渐渐疏远了他的家庭。据称，他拒绝使用他外祖父“剥削”农民得来的“血汗钱”支付学费和生活费。相反，他通过在梅县女子中学教书来养活自己。但是与家族的疏远并不意味着古柏切断了与寻乌知识分子政权之间建立的联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获得了寻乌最著名的人物曾有澜的帮助，建立了孙中山中学。

上述这些内容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寻乌调查》中对传统风俗和权力模式的阐释是相当丰富的。在“土地所有者、宗教团体和行政机构”一节和“文化”一节中，提供了详细的资料。我们可以相信古柏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提供者，或者至少是他把毛泽东介绍给那些提供信息的人．以便得到大量数据。在《寻乌调查》中，我们能看到传统政界的知识分子精英与以古柏以及某种程度上以何子贞为代表的新势力之间的斗争。1930年的寻乌，仍然是中华帝国晚期的真实写照。上世纪留作教育用的田地仍以传统的名目提及：孔庙田、考棚田、宾兴田。仍然有男人留着清朝时期的长辫，据毛泽东说，其中一些人还幻想着复辟帝制。寻乌的几百个清朝秀才仍然健在，《寻乌调查》里记载估计还有400人。尽管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没有权力，但是不久前他们中的4人才被古柏、何子贞等挤出寻乌的政治舞台。

《寻乌调查》是现存的毛泽东所写的最早的地方调查案例。当他在长沙师范学校时就表现出了对事实的酷爱。1916年夏，毛泽东和一个朋友从学校出发，走访了湖南长沙附近的5个县。这两个年轻人一开始没有钱，随意漫游，依靠村民们的款待。毛泽东这段旅程的日记在朋友中有几篇在湖南日报上刊登。这种做法一直保持下来。 1918年，在乘火车前往北京的途中，毛泽东利用黄河洪水造成的停车空隙，对河南当地的状况做了一次即兴调查。毛泽东对地方社会和经济状况的长久兴趣，在他1920年做的两个调查中显而易见。1920年初，毛泽东从长沙到北京的旅途中在武汉停留了10天，他对当地的状况做了广泛的记录；同年11月，他在江西萍乡做了同样的调查。一年后的1921年秋天，毛泽东回到萍乡，走访了安源。为了组织湖南、江西交界地区的矿工，毛泽东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调查矿工和他们家庭的生活。毛泽东茌1922年9月和几个月后的冬天，又，在安源做了走访和调查。

但最为著名的一系列调查，是1927年头几个月在他的家乡湖南湘潭及附近做的。也许是回想起1924年末所做的调查，毛泽东在1927年初花了大约5个星期时间走访了5个县。毛泽东带着他的笔记北上武汉，开始撰写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于1927年3月出版。他继续发挥他的特长。1927年底，毛泽东被迫逃往湘、赣交界的山区根据地，他又撰写了两篇有关赣西地区的调查报告。

1927年的调查没有一篇留下来。毛泽东把湖南的调查材料放在他的妻子杨开慧手里，她于1930年在长沙被国民党杀害，这意味着那些调查材料也被毁了。同样，那两篇有关湘赣边区的调查报告，委托给一个同志，结果也丢失了，令毛泽东深感遗憾。《寻乌调查》也在I5年内遭遇了同样命运，它在1982年的惊人再现将于后文论及。《寻乌调查》代表了毛泽东使用了15年的一种调查方法的结晶：调查会。这一方法也最终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与中国大众建立交流的“群众路线”中的重要元素。在一篇与《寻乌调查》写于同一个月、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献中，毛泽东向党员干部介绍了调查的艺术。在一次“调查会”上，一群人，3个到20多个不等，聚集在一起讨论一套议程。正如上面提到的，毛泽东强调请一些经历丰富的老人参加非常重要，这些人不仅懂得当前的状况，还了解那些状况的原因。毛泽东还坚持认为，调查不能委托，主题必须深入调查，记录必须由调查者保管。

当世界的注意力投向中国的土地革命时，毛泽东的农村调查中也开始关注市镇经济。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中的分析工具被晏阳初、约翰、洛辛、卜凯、西德尼、甘博、陈翰笙、薛暮桥等人使用。这些先行者的努力成就了甘博的《定县：一个华北农村》一书，被一位与南满铁路公司调查处有联系的日本学者出版，但遭到《中国农村》杂志的一批中国学者指控。

一位外国人写的一部有影响的著作应当被提及。杰出的英国历史学家R H.托尼，曾出版了一本关于向资本主义农业过渡的的英文著作，名为《16世纪的农业问题》，此时也把注意力转向20世纪中国的农业问题。最后完成的《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力》一书，依据于1931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太平洋事务协会会议的记录。托尼综合了当时的研究，包括南京大学、天津南开大学所做的工作，以及晏阳初在华北的工作、约翰、洛辛、卜凯的农村调查等。

毛泽东直接瞄准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因为他害怕受其影晌而使从事研究的共产党员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但是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也有缺陷。使毛泽东十分愤慨的是：共产党员沉湎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变得像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一样“书呆子气”。毛泽东对学究式的努力没有疑问，但他在《调查工作》中写到，要坚持以实际调查为依据。

在《调查工作》的一个重要章节中，毛泽东批评了某类共产党调查者和东方社会科学学者。毛泽东争论的要点是要让调查者的注意力从一般转向特殊。毛泽东常常被指责通过强大的理论攻势来使党内的对手妥协，是一个“纯粹的经验主义者”，而他也贬低那些在红军保护下进行的调查。这就好比在城市里的一个人被某个站在高山顶上的人看见，他就怒吼。毛泽东认为调查者不应仅仅看到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的租赁协议——当时社会科学调查使用的分析方法，他强调区分富农、中农和贫农的阶级分析法的重要性。毛泽东在表述他的意见时重申了这一点：对贸易和商业的分析不应仅仅根据各种各样的交易，还应根据小、中、大商人的规模和特征。

所有调查者都有记事本，毛泽东也不例外：调查的目的是“为（革命）斗争确定正确的策略，确定哪个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要依靠，哪个阶级应该联合，哪个阶级必须打倒”。最后，毛泽东概括了他认为正确酌调查方法。

在《寻乌调查》中，我们看到了毛泽东把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革命方法确切地阐述出来。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和类型分析被西方人和倾向于西方的中国学者运用，他在《寻乌调查》中试图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调查，来分析地方权力关系和政治特权。

毛泽东在1930年5月的作品——《调查工作》和《寻乌调查》——是理论与实际的重大结合。《寻乌调查》不仅仅告诉我们有关寻乌的情况，还告诉我们从实践中得出的、毛泽东认为对革命至关重要的调查方法。1930年代末到1940年代共产主义动员的成功，有赖于熟知地方权力关系和政治，阶级分析的理论可以被创造性地运用，关键是确保党的盟友拥有战胜党的敌人的数量优势和资源优势。

可能《寻乌调查》保留的仅仅是对历史的一个脚注。但是1930年代初，毛泽东、古柏、《寻乌调查》和邓小平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历史事实可以解释1980年代初《寻乌调查》的出版和古柏象征性的“复出”。古柏1930年6月离开寻乌去帮助毛泽东，担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同年8月改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这个前敌委员会负责管辖江西南部和西部、福建西部和广东东部。古柏与毛泽东的密切关系导致了古柏1931年的降职，当时他失去了前委委员的职位。1931年末或1932年初的某个时候，古柏担任寻乌北面的会昌县委书记。古柏被邓小平取代后可能呆在会昌，他也是1932年春派系斗争的受害者。基于此，邓小平得以把势力扩展到寻乌和邻县安远。毛泽东亲自到了安远，1932年6月24日，在听完农村干部汇报后，他下令起义，并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毛泽东还命令红军给当地的游击队员提供枪支弹药。7月的某个时候，在会昌县南部筠门岭召开的会议上，来自会昌、安远和寻乌的代表们决定三县将由以邓小平领导的委员会来管理。

这些行动最终导致对毛泽东、邓小平和古柏的更多攻击。王明和28个在中国的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加强了他们对中央委员会的控制。1933年初，随着中共中央委员会从上海转移到会昌县北面的瑞金，对毛泽东的间接攻击和对其支持者的直接攻击不断增多。1933年4月4日，中央委员会下令抨击所谓的“罗明路线”，实际是对邓小平、古柏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的攻击。所有这些人在军队和党内都被降职，还遭受了收缴佩枪的耻辱。中央委员会不高兴，尤其是对邓小平降职前领导的三县特别委员会发布的决议不悦。在瑞金的古柏被派到会昌任游击队司令，但是即使是这一职务也在1933年12月l4日被解除。后来他回到瑞金，在中央苏维埃政府粮食供应处任职。

但是江西的苏维埃开始解体。1934年5月初，寻乌以及江西最南部的许多县都落入蒋介石部队之手。随着国民党部队的不断北移，共产党的压力倍增，他们开始计划著名的长征。毛泽东仍在进行调查，1934年9月下旬，他离开瑞金，去（江西）于都县调查情况。但是到1934年10月11日，国民党部队占领了兴国县，11月10日，也就是在毛泽东离开于都开始长征（10月1 8日）的3个星期后，国民党部队又占领了瑞金。邓小平和毛泽东逃脱了，但古柏没有那么幸运。古柏留下来开展游击战争，他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下生存了5个月。1935年1月，古柏从江西南部赶往广东去宣传遵义会议的消息。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开始确立他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古柏在途中被叛徒出卖，在粤东的龙川县遭到国民党伏击，于1 935年3月牺牲。

直到1937年毛泽东称赞他的老朋友时，才得知古柏的死讯。要是《寻乌调查》按计划于1937年在毛泽东《农村调查》一书中刊载的话，将是一个恰当的纪念。但事实并非如此。当《农村调查》最终于1941年出版时，《寻乌调查》已经遗失了，这是毛泽东在194 1年出版的调查集“前言“开篇即提到的事实。

在1940年代，《寻乌调查》的地位似乎没有改变过，但是在1950年，毛泽东再一次把注意力投向新版的《寻乌调查》。在准备出版《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毛泽东修订了描写寻乌土地改革政策和事件的第五章。在即将出版之际，《寻乌调查》从《毛泽东选集》中删去，而且不见了，一下子又过了30年。然而，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某个时候，《寻乌调查》又被从档案中找了出来。于是，《寻乌调查》、毛泽东、邓小平和古柏的命运再次交织到一起。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迫害，1970年代末恢复职位。在1977年8月18日的中国共产党第1 1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提倡恢复毛泽东创立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1978年9月在党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强调，保护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只能通过“实事求是”，以及确保目前党的思想反映当前中国的国情。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寻乌调查》和《调查工作》才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正确路线的重要标志来进行介绍的。而且，邓小平把注意力引向他和毛泽东一起战斗过的时期。至此，邓小平似乎认为，《寻乌调查》和毛泽东的秘书古柏的一生，将让人注意到他们三个人在中共历史上曾经被看成是错误一方的这个时期。

中共党史的一页正在被重新认定。古柏，这位被遗忘的来自寻乌的革命者，早年与毛泽东、邓小平合作并献出了29岁生命的一颗新星，显然是第一次被给予了显著的历史身份。1980年2月，以出版革命者自述而闻名的《红旗飘飘》刊登了一篇古柏遗孀曾碧漪对古柏生平的记述。在这篇文章中，曾碧漪提到古柏在毛泽东著名的寻乌调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篇调查可能很出名——《毛泽东选集》中曾经提到——但仍未出版。这种情况很快就会结束，因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示研究人员发行新版毛泽东的《农村调查》。这一努力，在下面有详细描述，最终使《寻乌调查》在1982年出版。

《寻乌调查》出现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所扮角色的重新评价。邓小平的新学说是在1981年7月建立的，当时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中指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也是一个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政策现在遭受质疑，邓小平和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虽然小心地与之拉开距离，但还不能与毛泽东形象所象征的强有力影响分道扬镳。

他们的一个策略就是再现一个历史的毛泽东形象，这一形象与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创造的形象颇为不同。有什么能比用历史的毛泽东来破坏毛泽东“神话”更有效呢？在1981年7月的《决议》中，有个关键的章节就指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

在1983年6月再版的有注解的《决议》中，强调了寻乌时期在毛泽东一生中的重要性。1981年的《决议》中提到了他的《调查工作》（译者按：发表时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有注解的版本里，大篇幅谈“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一节，给党员读者讲述了毛泽东工作风格的发展史，尤其是“调查会议”的发展。在这背后隐含着一种争论：如果现实要求中国从毛泽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后远景中解脱出来，就势必这样做。

这些政治考量和政策争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1982年12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新版本的问世。

这一新版本首次刊载了《寻乌调查》，也包括《调查工作》，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指令中的著名格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也第一次出现。著名中共历史学家胡绳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的著名评论文章，以及《光明日报》上的评论文章，都阐明了新版本的重要性。

这篇文章发表于1983年2月l 1日，文章在许多方面直截了当地强调了经济问题。但是在文章末尾．胡绳对1964年首次出版的毛泽东《调查工作》的讨论，充分阐释了《农村调查》中有关政治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胡绳指出毛泽东强调在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重要性，他还告诉读者：当前从事社会调查的同志可以采用毛泽东在江西调查时使用的方法。

胡绳文章发表的第二天，《农村调查》的编辑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讨论他们所编辑的新版《农村调查》。然而，这两篇文章发表之后，在1983年以后的日子里，很少有人关注这个新集子。在成百上千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的文章里，大约只有十几篇看上去与这个新集子有关。

在邓小平不断努力重新评价毛泽东的遗产并同时创建自己理论的情况下，《农村调查》的意义变得更加明显。1983年7月1日，《邓小平选集》出版，并很快成为四川一个新杂志关注的焦点。在1983年末《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创刊号上，编辑不仅提倡写有关毛泽东的文章，还鼓励投寄有关《邓小平选集》的文章，以及有关整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公德、反腐败的文章。

《邓小平选集》与毛泽东《农村调查》之间的联系是很重要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是毛泽东在1931年4月写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在中共苏区调查土地和人口的指示。这一指示于1982年在《农村调查》上第一次公开。指示中的一句关键话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在1983年被反复讨论。

一年后，当过去的其他观点被闻知，对以前的中国社会调查员的关注得到强调。1934 - 1943年最初发表在《中国农村》杂志上的大量文章，直到1983年11月才披露出来。这一杂志是由中央研究院的学者薛暮桥、阳翰笙等发行的。正如他们的同事钱俊锐1981年11月8日下午在北京医院的声明中所说的那样，毛泽东本人就是他们亲自到农村去开展调查的榜样。钱俊锐说，这是证明“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一个实例。

1983年，《决议》的主编龚育之，在12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哲学意义》一文，阐释了《农村调查》的认识论。龚育之在最后还讨论《调查工作》一文。由老共产党员、历史学家胡华于1983年编辑出版的多卷本中国共产党人物传中的《古柏传》，给了党员和普通读者了解古柏的机会。在这些出版物中，我们有证据说明邓小平在不断地努力使用毛泽东的遗产。这些作品不断重复毛泽东1930年5月在《调查工作》一文中陈述的“先调查后发言”的重要性。的确，这篇文章在毛泽东的《农村调查》中占有重要地位。

邓小平的政治努力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农村调查》和《调查工作》的重要性。通过重新关注中共历史上毛泽东是其良师的时期，以及使人们想起他的第一次革职，邓小平正在建立一个新的学说，这一学说曾把年轻的毛泽东推到了重重困扰的最前面，却得到了更年轻的邓小平的坚决支持。

然而，邓小平的努力并不仅仅是个人表现。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尤其是邓小平努力重建中国经济，有助于我们分析《农村调查》的出版更有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

正当中国的农村经济显著发展时，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再发行。从1978年的改革开始，邓小平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恢复中国农民的自主权和积极性。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指出位于城乡之间的市镇发展的重要性。他们希望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限制无业农民迁入大城市，把市镇和小城市作为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最佳地区，从而使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共同发展。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提出了这些问题，其中花了1/3的篇幅分析寻乌县的经济。毛泽东在1930年5月鼓励党的干部对辖区内的农村和城市经济状况进行调查，这种尝试在1982年对于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无疑裨益良多。

有关《寻乌调查》我们了解多少？我们的了解又会怎样影响我们对它的解读？我们能否窥见年轻的毛泽东努力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符合严酷的中国现实这一想法？用历史的、政治的、人类学的或社会学的术语来理解原文，是不是公平或者说更重要、更合理？

我们应该如何慎重地对待原文本身不寻常的历史：写于1930年，预计1937年出版，据报道1941年遗失，1950年重新发现，但直到1982年末才印刷出版？年轻的毛泽东是不是被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所控制？所有可以得到的证据——其中一些在下面将作论述——证明我们没有被原文欺骗：毛泽东进行了调查，然后写下了这篇报告。尽管它失踪半个世纪的谜团仍未解开，但可以肯定我们所研究的既不是一份伪造物，也不是一份时代急剧变化的厉史文献。　  、

我们可以引用毛泽东自己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的其他文献中对《寻乌调查》的注解。例如，毛泽东在1937年的《农村调查》序言中把《寻乌调查》称作调查集的样本。当调查集首次出版时，毛泽东在1941年写的《农村调查》第二篇序言开头说明《寻乌调查》遗失了。但是毛泽东列出了一张对《寻乌调查》有贡献人员的名单，与我们在《寻乌调查》中读到的人名相吻合。

原文是否在1982年由于政治目的而被出版委员会修改了呢？这个问题更难回答。正如我们所知，《寻乌调查》的出版是邓小平强调“实事求是”重要性运动的一部分。《寻乌调查》证明年轻的毛泽东努力从事实中得出真相。考虑到出版新版《农村调查》，包括首次出版《寻乌调查》的象征意义和政治意义，原文似乎不太可能被修改。

而且，要求出版《寻乌调查》手稿的激烈学术努力，支持了对原文真实性的争论。《寻乌调查》的首次出版，是中共中央规划和实施学术工作的结果。这篇文章是以中央委员会给其下属的党史文献研究中心毛泽东著作和生平研究小组的档案中一份手稿的复印件为根据的。给研究小组《寻乌调查》的文本是出于仔细编辑的需要；这份手稿看上去是一个文化水平很低的职员抄写的，其中有大量的抄写错误。此外，毛泽东详实的调查中使用了大量的客家方言，这些方言常使北京的编辑们疑惑不解。为了出版一个权威的版本，在毛泽东进行调查的半个世纪以后，研究小组开始了紧张的编辑工作，他们利用了北京和寻乌的学术资源开展进一步的调查。

研究小组正在完成繁重的编辑任务：正如我们所知，毛泽东是1930年5月开始寻乌调查的，并在1950年又去了那儿。为了出版新版《农村调查》，砑究小组开展了大范围的调查，以便出版尽可能准确的调查集。除了在北京做大量工作外，研究小组还重访了半个世纪前毛泽东调查的江西南部和武夷山区的5个县。这次追寻毛泽东的足迹用了5 l天时间，行程大约5000里（1600多英里）。在调查过程中，编辑们走访了35个团体和14个家庭，开了8次讨论会。各种各样的修正信息，比如人名、地名和商品名称等，大约有800多条。

1983年国家出版社明确宣布了出版准则。编辑们对保持原文的真实性是如此尽责，以致于至少有一处他们觉得是错误的却没有改动，按照他们的看法，此处无法找到证据进行修改。举一个例子，关于人们获得土地的年龄，旧版里说：“4 - 55岁的人视为一个劳力，可以得到一块土地。”编辑们认为最低年龄应该是14岁，依据是1930年3月在邻县颁布的《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土地法》。仅有的另一个能找到的修改原文的例子是关于寻乌出售的一种商品的名称，在某些情况下，这一名称被改为全中国所熟知的称呼。

这些例子显示了编辑的高水准，证明了原文的修改不是出于政治目的。的确，在当时中国强调“实事求是”重要性的运动中，出现讹误是非常没有远见的，因为文中所描述的事件还留在那些仍健在的寻乌人记忆中。最终的争论停留在文章本身。很显然，文章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它既没有时代错误，也没有新编文章里的无所不知。

在当时，《寻乌调查》是非凡的文献，其范围和深度远远超过毛泽东1930-1934年在江西和福建做的，并于1941隼出版的《农村调查》里的其他调查。1941年的这本书中包括了例如1930年10月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县的调查，以及对兴国县和福建上杭县的两个乡政府的调查报告。书中的这两个主要调查是从1933年开始的，基本上是有关两个县当时乡政府的调查。

毛泽东花了大约两周时间，召开了一系列的调查会议，根据11个人提供的信息，于1930年5月匆忙写成《寻乌调查》。他收集并记录了大量的信息。而且，我们知道毛泽东有时必须依靠古柏等当地人来翻译信息提供者的回答，因为他不懂当地的方言。考虑到时间和资源有限，《寻乌调查》看上去试图收集尽可能准确的信息。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但是这一成就部分要归功于1930年5月调查会议上不同个人的参与。

1931年2月，毛泽东增加了一个前言，正如前面提到的，在完成了最初的这些努力的20年后，他想把第五章《关于寻乌的土地革命》编入《毛泽东选集》，但未能实现。1982年出版的第五章反映了毛泽东的编辑风格，但是《寻乌调查》的其他部分直到最近才出版。

我的翻译是根据1982年出版的《寻乌调查》进行的。中文版本分为5章，有标题和副标题。最后3章的目录没有翻译。读者可以查阅索引来了解文章的基本信息。认真地使用索引，能使读者把贯穿全文的小标题的一些信息串连起来。

在翻译毛泽东《寻乌调查》的过程中，我尽量表达原文的意思。这不是一篇精练的调查，其中有一些艰涩难懂的段落。它是在陌生的环境里快速写成的。有时，毛泽东在全面地考虑诸如土地改革、阶级关系、经济和文化状况与政治态度的关系等困难的政策问题。我尽量在翻译中保留他的直接想法。同时，我尽量把中文译成上口的英文，有必要时会重新调整句子的顺序，时不时地在文字隐晦处加入一些词或短语。

毛泽东似乎呈现了尽可能地道的资料。这使得这篇调查如此独特，也给翻译者造成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l930年，中国是一个极其多样化的社会。毛泽东甚至听不懂他的一些被调查者的话，更不要说理解他们使用的一些术语的本意。从一开始，他就要找人翻译寻乌方言。但是毛泽东忠实于他的被调查者，而编辑们也坚定地忠实于交给他们的手稿。在这种精神下，我努力保留调查尽可能多的地方知识。这就要求使用大量拉丁化的术语。例如，毛泽东会提到在寻乌使用的一种农具，然后又告诉读者这件农具在邻县的名称。专家们可以查阅汉字表来找寻异体字。这张表还可以用来查阅带括号的拉丁化术语，这些术语是对准确翻译的挑战，要求逐字逐句地翻译。尤其在译文中提到的数百种商品时，更是如此。有时，调查中的资料非常乡土化，就连帮助我翻译的字典编辑们也难以理解。

我决定在文中保留另一类拉丁化术语。这些重要的术语列在“附录A —C”冲，主要是关于寻乌的经济和文化事务。文中深入调查的寻乌经济生活中许多重量、计量和货币单位没有翻译。我也找不到对应的英文词汇来翻译有关科举出身的等级，这些名词仍被用来称呼寻乌一些被清朝授予功名的长者。在清朝灭亡将近20年后，中华帝国遥远的回音仍然具有深远意义。而且，奉劝普通读者记住这些少量的拉丁化术语，也许会对汉语原文的理解更近一两步。

最后的分析很少是有关此文的，但是我们能肯定《寻鸟调查》是出自毛泽东之手。然而，这篇调查在翻译成此书之前经过了多人之手。我依靠曾经参与整理这一文献工作的人，特别是1982年版的编辑们。大多数情况下，我采纳他们的标点符号，然而有时候如果我认为有必要增强对文章的理解，我会采用分段。译文中也出现了中文版本中的圆括号，括号是用来证明我所引用的材料。综上所述，这就是毛泽东的《寻乌调查》。

 

（汤若杰，美国西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1990年将《寻乌调查》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