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著书背景和行文结构

   《寻乌调查》是1930年毛泽东在江西赣州寻乌县开展社会调查所做的调查报告。此时，正是国共合作破灭，土地革命发展的阶段，当时中国共产党已在江西、福建的边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迫切的任务是认清中国农村和小城市的经济状况，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调查》的绪论中也提到这篇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中国的富农问题和商业状况。毛泽东的观点一直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次选取寻乌镇这个样本，从寻乌的地理位置、行政规划，到人文、商业、政治、各个家族发展史和版图，抽象到生产关系，解剖寻乌的社会阶层结构，最后用方法论指导寻乌的土地革命。其间脉络极为清晰，论据不能说不详尽，可以说是精细到每个家族的每个成员的社会关系，就像手术室里的医生摸清病人身体里的每一条血管，最后用手术刀精准无误地切开了肿瘤，毛在行文最后，就是用这样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剖析寻乌的社会症候并对症下药。

二．内容

第一章和第二章先介绍了寻乌的行政规划和交通情况，篇幅较短，但是是后续几章的重要铺垫，尤其是寻乌的交通情况，直接关系了寻乌的商业版图。第三章主要罗列了寻乌的商业情况，包括盐、油、豆等生活必需品，药材、黄烟等消耗品，伞、木器等日用品以及服务行业，从寻乌与周边乡镇的主要贸易线路，到寻乌的市场，以及寻乌的商业发展史和衰落史，罗列的市场物品清单包括一百三十一种洋货、各式杂货等，每家商铺的经营情况、经营模式，规模大小，甚至包括当家者的发家史、社会关系、政治立场，都被详细记录，《调查》像工笔画一样，细致描摹寻乌镇的每一个商业细节。第四章是关于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上升到了生产关系领域。报告中将土地分为公有和私有，阶层分为地主和农户，地主中又细分出祖宗地主、神道地主、政治地主，这是根据地主土地的来源和收租方式划分的，农户中又有富农、中农、贫农，是根据农户的负债情况划分的。于此同时，《调查》不仅弄清了各性质农户的分布比例，还调查出了寻乌所有的收租、收税等剥削形式和惯例，具象化阶级之间存在的剥削现况，摸清各个阶层对土地革命的态度，为后续开展土地革命做好前期调研工作。第五章介绍了寻乌的土地斗争，其中包括各种生产要素的分配，主要涉及到分田问题、税赋问题、妇女问题，可以说，土地改革是方方面面且深入的。

三．阅读感受

    这不是我第一次读毛泽东的文章，但是粗略翻过本书后，就明显感觉到这篇调查的不同之处。阅读过程中，最大的感受肯定是详细，惊叹于怎么可以做到如此详尽到如此地步，第二点是感觉到信息多而不杂乱，就像完整的人有筋骨和血肉，行文有很清晰和严密的逻辑，读起来并不割裂，第三是语言平实，不是单调的记录，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详实数据，还会摘录民谣、俚语等用以反映寻乌人的精神面貌和生活，都是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并且，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可以感受到毛在叙述中刻意降低叙述者的存在感，极少使用评述性的语言——这与之前读过的，毛的所有的文章都有很大的不同。印象中毛的文风一直是激昂锐利又深刻的，但在《寻乌调查》里，却没有那些极具感染性和煽动力的语句，他降低叙述者的存在感、完全地把自己放在一个调查者的位置上，让文本去反映寻乌社会本身——不仅是本貌，也反映寻乌社会的内在问题，但即使是这样，毛的思想深刻性也让人不能不忽略，可以说，这个时候他的作用更像是一位冷静客观的手术者，一个有大谋略及智慧的政治家，而不是传统印象里挥斥方遒、激情飞扬的社会评论家。显而易见，这篇调查是作为开展土地革命的前期准备，看似平实，但一切为土地革命服务，是很能显现毛的政治野心和政治智慧的。

四．与《江村经济》对比

   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是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集大成者。与毛泽东的《寻乌调查》的研究角度和结论有相通之处，也有很大不同。首先，费孝通先生是从社会学学者的角度探讨中国乡村的共性，所以对江村样本大抵是进行先解剖再从现象入手调查，然后得出局部结论的过程，比如费孝通先生通过分析中国农村的亲属社会，得出中国乡村是一个差序结构，即以自己为中心，按亲属关系为主轴，由亲疏关系次第减弱向外扩散的结构，而毛的《寻乌调查》则是对寻乌这个调查样本进行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每一个细节的挖掘和整理后，再上升到寻乌的生产关系，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土地革命，而这个过程从头到尾都没有超出到寻乌镇这个样本范围，没有推及到其它乡镇或是整个中国的土地革命，至少毛没有在文本里提到，但是不可否认，毛在寻乌开展的调查研究方法是显著有效且能复制的，某种意义上，它又确实能指导中国的土地革命。这一点差异，可能基于是费孝通先生和毛泽东的研究立场和眼光不同，费孝通先生是社会学学者，而毛是以政治家的立场去开展社会调查，且二者著书的时代背景不同，也肯定影响了作者的研究目的。再者一点，或许反映毛一贯以来的研究态度，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