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大户人家成亲时通常会有好几台花轿，还有很长的送亲队伍，几百几十号人，敲锣打鼓，甚是热闹。家庭较差的人家，一般就只有一台轿子，还是敞篷的、用竹子架起来的简易轿子，送亲的人也很少，外婆属于后者。外婆的丈夫是江尾镇人，大概比外婆大8岁，1.75米左右，外形帅气，奶奶说当时对他还是很满意的。但他母亲很早就过世了，后来他父亲又娶了继母回家，对他十分不客气，加上继母又生了一儿一女，在家更是蛮横，外婆嫁过去之后，继母将气又撒在了外婆身上，那段日子非常难熬，几乎度日如年，每天遭受家母的吆喝白眼，不能与他们一起上桌吃饭（据外婆说那会的婚姻都是以传宗接代为目的，没有孩子，特别是男孩，在一个家庭中便没有地位，连吃饭也只能自己躲在柴房吃，而丈夫在亲戚父母面前更是得表现得与新婚妻子疏远，不然会被人看笑话）。

这样的日子过了大半年外婆便怀孕了，一家人也甚为高兴，停下了外婆所有的农活，只让她干些纺织之类的轻活，外婆说那段时间家母依然没有好脸色，但丈夫对她还不错，在她怀孕期间，肉食之类的会不舍得吃留着带回家给她。1949年新中国成立，10月临产一个月前，一场意外扭转了外婆的人生……她的丈夫上山时不小心坠入悬崖，尸骨难寻，对于外婆来说简直如同晴天霹雳，要知道，这时候外婆真盼着自己怀的是男孩，这样在家的日子就会好过很多。挨了这么久的苦日子，好不容易即将临产却等来这样的消息，此时的外婆只剩绝望、无助，终日茶饭不思，日渐憔悴。

临产那天，接生婆上门接生，屋漏偏逢连夜雨，由于伤心过度，动了胎气，大人是保住了，可小孩却天生畸形，生下来没过多久也夭折了……虽生的是男孩，终究是没用了，加上家母的百般刁难，还没出月子的外婆不堪凌辱连夜离家出走。也许那时候的外婆已经跌入了人生的谷底，她多么渴望能有人扶她一把，或者安慰她，可没有，等来的是家父家母的挖苦……她只想出来静静，夜里，外婆清楚地记得她在甘蔗田里失声痛哭，无依无靠无人求助的情形。这年她20岁，一位稚气未脱、早早背上家庭重担的少女，她已经无力承担这么多了。

3 投奔二哥

夜里，外婆拼命地往外逃，她想逃脱所有的这一切，就当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但身无分文，还在坐月子的她能去哪里呢？养父养母家是不能回去了，她想到了亲爹亲娘家里，就在隔着几条街的新展村，凭着小时候模糊的记忆，外婆一路上走走停停，累了就在河边喝口水，摘路边的野菜吃，走了一天一夜，终于回到了新展村，在明江街她一眼便认出来她的二哥，二哥从小便是家里最疼她的，现在二哥已经娶了媳妇，家里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前两年二哥分得几亩田地，靠种甘蔗为生，二哥家的甘蔗是新展村里种的最好的，村里的人都称他“甘蔗”大王，恰逢如今十月底，二哥家里的甘蔗未收就已经被城里的糖厂订购了，拿了一大笔定金（外婆依稀记得是500元）。听说了外婆的遭遇，二哥决心帮助外婆脱离苦海，一方面也是对外婆的愧疚之情，小时候为了还债，父亲狠心将妹妹卖出去，现在也应该帮助妹妹。二哥给外婆带来了光明，二哥赔偿了150元给夫家，外婆与夫家脱离了关系，回到了二哥家里。

1953年，外婆23岁，外婆改嫁给翁源县石咀头的陈氏人家。陈氏即我现在的外公，那会外公原本的妻子病逝，媒人便给外公介绍了和外婆的这桩婚事。可能正因为经历过丧妻之痛，外婆说自己特别幸运，遇上了外公，外公对她特别好，也很体贴。外婆嫁过去之后，刚好遇上土改，听说要分田，大家都翘首以盼，每人分了8分田，外公外婆加上两位老人（那会老人大概60岁了，已无力从事田地劳作，家庭重担压在外公外婆身上）分了三亩田，有了自己的田地，家里日子好过了很多。

50年代的土改对于外公外婆这样的农民来说当然是令人振奋的事，但对于地主来说，意味着不仅家里的田地被分得只剩一点，而且还要自己劳作，不能再随意使唤他人，坐享其成了。那时候的地主如同过街老鼠，人人一听说地主都会朝他吐一口唾沫，没有人想跟地主扯上哪怕一丁点关系。当时村里有两个解放前帮地主做过事的人，听闻将会处置地主以及连坐有关系的地方恶霸，吓得连夜逃下了广州，其中有一位是外公的妹夫，以前家里穷，为了糊口替地主卖命，帮地主打人，弄得民怨沸腾。

逃走之前他特地来我外公家里和外公外婆道别，那天晚上恰巧外公去镇里换粮食，还没有回到家，他说船要开了，似乎等不及了，给外婆一份新婚红包便连夜逃走了。之后的十几年再也没有联系过，只留下外公妹妹带着孩子在村中，他是死是活也无人知晓。大概1972年听村里下海的人说他在香港生活，又娶了妻子，有了一儿一女，生活挺滋润。外公听了火冒三丈，这么多年他从未寄钱回家给家中的妻子和孩子，孩子是家中的妻子每天依靠纺织得到的微薄收入以及外公的救济拉扯着长大的，外公甚是为自己的妹妹抱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