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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源:秋田 点击次数: 2369

一、导言 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农民从农村小心翼翼地踏进城市,在原本不属于自己的地方好奇地探视着,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不知不觉中,他们已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不管他们多么努力地尝试让自己融入城市,没有天赋的都市地位和可以说明身份的“户口”,那浓浓的乡音、与“城里人”相距千里的待遇和天生的自卑感,无时无刻都提醒着他们,自己是城市中弱势的一群。而女性农民工,更是弱势中的弱势。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务工报酬兑现难、特殊保护法律法规落实不到位等问题,正严重困扰着女农民工。为了了解她们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和她们的所思所感,我们在胡靖老师的指导下组织了一个19名女同学组成的女工调查小组,尝试走近她们。 二、调查时间、地点以及人员 调查时间 调查地点 调查人员 第一次 2006年4月23日 新塘客运站附近的一间小茶馆 黄婉庄 郭璐 第二次 2006年5月14日 调查对象张大姐的家里 第三次 2006年7月16日 调查对象张大姐所在工厂的员工宿舍 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是我们这次的调查的所在地。新塘镇地处珠江三角洲东江下游河畔的北岸,全镇总面积82.48平方公里,辖26个行政村、9个居民委员会,总人口95966人,其中农业人口59878人、非农业人口36088人、外来人口逾9万人。近几年来,新塘镇牛仔服装产业发展迅速,据统计,全国60%的牛仔服装出自新塘,全国30%的出口牛仔服装也出自新塘。牛仔服装成为新塘“特产”,新塘也成了全国驰名的“牛仔之乡”。 我们选择新塘作为调查地点的重要原因,在于考虑到服装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从业人员的技术和体力要求都不高,因而成为农民工尤其是女农民工打工的一个极好选择,所以在这里,聚集了大量的女农民工,这给我们的调查提供了便利,也为调查结果增加了说服力。 第一次见张大姐,是在新塘的一间小茶馆。那一次,张大姐作为领队带了6个女工来到小茶馆接受我们的调访问。在我们那张茶桌,张大姐落落大方地坐了下来,在我们两个大学生面前,甚至在我们老师面前,张大姐没有显出一丝的羞涩,凌厉的眼神和自信的神态让我们见识了一位与印象中处于社会底层受欺压受欺凌的女工形象截然不同的成熟老练女主管。 第二次见张大姐,是在她家。那次是她是用摩托车把我们领到她家的,我们都很惊讶,她竟已买摩托车了,对于一个民工来说,这的确不容易。张大姐的驾驶技巧不是很好,我们在车上战战兢兢的,回想起来,真的不是很安全。那一天,她穿了一件红白相间的T-shirt,明亮的颜色使她整个人显得很年轻。在家里,她比上次在茶馆显得更为轻松,甚至在我们面前也毫不拘谨地把脚伸到了她面前的茶几上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好兆头,至少说明了她对我们的防卫心减弱了。那次的采访很愉快。 第三次见张大姐,是在张大姐工作的厂里。在女工面前,张大姐显出了她的领导风范,眼神显得更加坚定,更加锐利。因为张大姐的工作很忙,所以采访进行了不够一个小时就结束了。但是,从别的女工口中,我们也了解到了张大姐的另一面。 三、调查对象的情况 1.基本情况 张大姐,女, 35岁,四川省重庆市人16年前,因为在家乡收入不佳,为了改善生活条件,在她丈夫来广州半年时,20岁的张大姐在老家结婚生子后,也经同乡介绍来到了广州增城区新塘镇打工,从此开始了她的广州打工生涯。借着同乡的帮助,张大姐很快就在制衣厂找到了她的第一份工作,凭着自身的追求和努力,张大姐转了三次厂,并渐渐地从普通剪线头女工做到了工厂主管。来了广州十多年,张大姐已经完全能听懂广州话,并且能简单地说上一两句。现在,张大姐在新塘租了一间出租屋,整个家都搬来了广州,一家三口渐渐融入了广州的生活。 2、家乡.童年.婚姻 张大姐出生在四川省重庆市市郊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张大姐给我们看的那些她从家里拍的照片可以看到,那是一个挺贫穷落后的地方。张大姐所住的家是很古老的那种绿砖灰瓦的大屋,屋子周围都放满了枯干茅草,估计是供平常煮食烧火用的。 张大姐小时候就读的学校离家不远,学校环境和师资虽然算不上好,但也算是一个能让人安心读书的地方。张大姐学习成绩还不错,但是念到初中毕业就没有继续升学了。在那个年代,在这样一个市郊农村,人们对教育不够重视,农村里缺少文化氛围,世代务农使人们缺乏对学习重要性的认识,加上家庭经济状况不太乐观,孩子们也都缺乏学习的动力与热情,大多数都早早就辍了学。作为一个女孩子,张大姐念到初中,已经很不错了。初中毕业以后,张大姐年纪还小,就在家帮忙干农活。 其实张大姐家农活也不多,家里种了些玉米番薯之类的农作物,也只够供家里自己使用,维持基本的伙食开支。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家里养的一些鸡鸭之类的家禽。还好张大姐有一个哥哥,比张大姐大4岁,张大姐毕业的时候,哥哥已经南下打工去了,偶尔能够寄点钱回家,帮补一下家计。至于张大姐的妹妹,由于年龄还小,家里人希望妹妹可以读完初中,所以继续留在学校念书。 相亲是农村里夫妻结合普遍的方式,早婚在农村也不是什么稀奇事。18岁那一年,经别人介绍,张大姐认识了她现在的丈夫。丈夫家里并不富裕,和张大姐家差不多。丈夫小学毕业就没有再念书了,张大姐喜欢上他,全因为他的憨厚老实,所以尽管他家境和学历都不好可张大姐还是嫁给他了。在双方家长的见证下,婚礼简单而热闹,很纯粹的那种传统的农村婚礼,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顿饭,婚礼也就算完成了。那时,张大姐甚至还没到结婚的年龄(结婚证是夫妻俩在双方满法定结婚年龄后补办的)。婚后,夫妇俩住在丈夫家中,依旧过着务农的生活,生活是十分拮据,直到儿子出生。 儿子出生不久,为了挑起家中生活的重担,为了给妻儿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丈夫告别了张大姐和还在襁褓中的孩子,南下打工去了。 3.打工经历 离乡别井,初尝打工味 丈夫离家在外打工,张大姐在家乡守着那贫瘠的几亩地,经济环境很不乐观,土地带来的丁点儿收入让张大姐再也呆不住了,再加上丈夫在广东打工不错的收入,对张大姐产生了巨大的吸引作用。一方面有想挣多点钱改善生活,一方面作为母亲又舍不得孩子,在外出打工的同乡的穿针引线之下,张大姐思前想后最终还是选择离开家乡,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她踏上了南下打工之路。 张大姐没走冤枉路,她朝着丈夫来了。来到新塘,因为有同乡的帮助,而且当时新塘的劳动力很缺乏,不到一个星期,张大姐就找到了她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制衣厂剪线头。 初来打工的打工妹,也没有什么自我保护意识,没签合同,没买保险,在没有老板的任何实质承诺下,张大姐就在那间厂里干下来了。每天7点半上班一直干到晚上11点,中午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累是累,张大姐还是挺住了。那时候,是90年代初,生活水平还很低。张大姐拿着每月200多元的工资过着再简单不过的生活。住是在宿舍,早餐用两毛钱打发,午餐和晚餐也就只花那么七毛钱。一个月下来能省下100块钱寄回家里给父母,给刚出生的孩子。这对于张大姐来说,已是大大的满足。要知道,在她家乡,做一些普通的服务业工作,一个月才那么60块钱。 尽管有相对高的收入,但是,家乡年幼的儿子仍是张大姐心中放不下的一块大石。日夜的想念和挂心折磨着张大姐,多少个夜晚,张大姐躺在工厂宿舍的那张铁床上,想着想着,眼泪就会止不住地落下来。儿子才刚满一岁啊,他会走路了吗?他会叫妈妈了吗?长高了吗?因为打工在外,张大姐没能目睹儿子成长的过程,错过了儿子人生中很多的第一次。这对于一位母亲来说,是多么的心疼啊。所幸的是,张大姐的丈夫也在新塘,在一个工地干着建筑工人的体力活。夫妇俩每个星期见一次面,互相说说心事,谈谈儿子,也算排解了一些心中的痛和作为异乡人的愁。 第一次跳槽 在第一间厂工作了两年,张大姐眼界广了,眼光也高了。她再也不满足于每月200多元的工资。加之90年代初,整个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生活水平,物价水平也随着提高。张大姐仍拿着的200多元的工资一个月下来就再也不能剩多少了。于是,她辞掉了原来的工作,开始寻找第二份工作。 “还没找到第二份工作就辞掉原来的工作,张大姐您不怕吗?要是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我们一脸的讶异。 “那不怕!” 确实,张大姐在辞工后的第二天就找到了她的新工作。原来,那时候新塘的的牛仔制造业需要大量的工人,很多厂里人手不够,招聘广告贴得满街都是。张大姐通过同乡的介绍,在另外一间制衣厂找到了一份质检的工作。这份质检工作,每月有500元的工资,是原来那份工作的一倍!张大姐越发肯定了她跳槽的决定。 在新的工厂里,张大姐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地工作,做了五年质检后,就升职当上了车间管理。三年后,又从车管到了主管。月薪也从500元升到1800元。当我们问到张大姐从剪线头女工到主管的成功经验时,张大姐下了一跳,怎么也不肯接受我们给她带上的“成功”的字眼。 “我这个不叫成功!这怎么能叫成功呢?” “我只是拿老板的钱,替老板消灾而已!” “那张大姐觉得怎样才算成功呢?”我们追问。 “自己开厂,自己做老板才叫成功。”“我自己还只能算过得去。” 见张大姐对成功二字如此抗拒,我们也识相地转换了字眼。“那张大姐您觉得为什么老板不升别人做主管而要升您呢?”“那没什么,有能力,有责任心,再加上机遇,老板就提升了。”“做任何事,都要勇敢,勇于面对,有责任心,我也是靠下属女工才成功的。”最终,张大姐还是在不知不觉中承认自己成功了。 在张大姐转到这个厂的那一年,她三岁的儿子也过来了。那时候,张大姐的丈夫还在建筑工地上班,夫妇俩谁也没有空来专心照顾儿子。于是,儿子就每天跟着爸爸来到建筑工地,爸爸上班,他就在一边玩,趁着工作空隙,爸爸也能看上他那么一两眼。建筑工地自然成了他的幼儿园。“在建筑工地那么危险,不怕吗?”“没事的,危险的地方不让他去就是了。”张大姐说得那么轻松而理所当然,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这就是农村的孩子,与城里孩子那种捧在手上怕飞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娇宠优越生活不同,农民工的孩子就以他们这种近乎天生天养的方式,照样茁壮地成长。 儿子的到来,一家人也算是团圆了。张大姐丈夫的老板好心,给了一间屋子让他们一家三口住,也不收租金。尽管房子非常的简陋,但是一家人每天见面,自己做做饭,聊聊天,对比过去日子倒过得无比温馨。但是,当儿子到了上学的年龄,由于是外省人,在广州读书要交借读费,夫妇俩还没有那个能力,只好把儿子送回家乡了。 第二次跳槽 在第二个厂,一切都很顺利,工资也不错,可是,张大姐还是出人意料地辞工了。至于辞工的原因,张大姐如是说:“时间长了,烦了,就想换个工作环境。”对于一个完全靠一份工作维持基本生活支出的女工来说,这样的理由似乎不大令人信服。经我们追问,发现原来张大姐在辞工之前已经有了打算。在这个工作了十年的厂里,张大姐结交了一位广东的朋友,双方建立了信任和友谊,按张大姐的话就是交情很深的朋友。早两年,这位朋友学会了电脑,到了另一个厂做跟单,在新的厂里觉得一切都不错,工资又高,就介绍张大姐过来。因为有朋友的介绍,加之张大姐工龄长,工作经验丰富,一来到新的工厂,她就当上了主管,就在这个时候,本来在建筑工地工作的丈夫也过来了,在厂里做机械维修之类的工作。我们一直觉得张大姐是一个很有上进心的人,于是就问她:“想不想像你朋友一样也做跟单呢?那样工资会高一点啊。”“没想过,做跟单要懂电脑,我对电脑没兴趣,不想去学。”学习,对于初中毕业的张大姐来说,似乎是一块软肋。 虽然没想过要再升迁,但张大姐一路走来,都是顺风顺水,这似乎少不了她一群朋友、同乡的帮助。我们也就忍不住向她请教,让她介绍与人相处的经验。 “人与人的关系,刚来的时候没想太多,人做好本份,你们出来就知道了。”“也曾经招人妒嫉,暗中中伤,没听见也就算了”“人正不怕影子歪”。这就是张大姐的为人处事的方法与态度:大度。这在以后我们了解到的她对儿子的教育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现在的工作环境 张大姐现在所在的厂位于新塘国际牛仔城以东,大概15分钟步行路程的一个叫红头山的工业区内。这个所谓的工业区,里面也就只三间服装厂而已。工业区很小也很旧,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工厂和员工宿舍。张大姐所在的厂在工业区的左边,有三层楼高,厂房的日子看来已经不短了,外墙显得很破旧,长了一些绿绿黑黑的青苔,泥灰也有些剥落了。厂房的一楼是收货和发货的地方,张大姐主要是在里面工作,负责点货检验之类的工作。二楼是车间,里面摆了大概100台缝纫机,每个工人一台,负责车剪的工作。车间还算比较大,天花板上挂着吊扇,发出嗡嗡的转动声。也许是因为工作无聊,车间里一直在放着音乐,那都是一些过时了的流行歌曲,风扇转动声、缝纫机运作声把音乐声打断成一截一截的,早已不知道在唱些什么了。整个车间,嘈杂得厉害。三楼我们没能进去,听说是洗染牛仔衣的地方,里面工作环境很差,有染料的毒气,一位女工说:“在二楼的要比在三楼幸福多了!”大家咂舌。 我们来到工厂时,张大姐正在忙,就先让我们到员工的宿舍去坐一会儿,我们也得以了解了员工的生活环境。 员工宿舍有6层楼高,每层有4间房。1、2楼住的是男工人,以上就是女工的宿舍。我们来到了604号房。那是一个宽敞明亮的宿舍,大概有23个平方。宿舍地上铺着粉红色的瓷砖。左右各摆了三张铁制的0.9m×1.7m的双层床,床边都挂了布,这样使床铺的空间变得相对独立,女工们有了自己的空间。其中六张床的下层睡人,上层放着杂物,只有一张床上层睡了人。我们来到宿舍的时候,地上铺着几块软塑胶拼板,一个女工在上面睡觉,说是因为床上热所以干脆睡地上。穿过睡房,是一个小小的阳台,阳台很简陋,只有一个水龙头,几个塑料桶叠放在一边,估计是女工们用来洗澡的。阳台的护栏摆放着女工们基本的洗漱用具和洗涤用品,她们用的都是“歌倩”之类的国产品牌,价位偏低。阳台两侧分别是厕所和洗澡间,都很小,只能转个身而已。卫生情况也不见得很乐观,厕所的瓷兜上布满黄黄的积垢,几乎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可见女工平时也没做什么清洁。但整体来说,独立卫生间、两把电风扇、宽敞的环境、小小的阳台、充足的光线,住宿情况已算很不错。但是后来听说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另一栋员工宿舍楼里,六张床位的宿舍,竟然有三张床位上住着三对夫妇,结了婚的和没结婚的十七八岁的小女孩就这样住在同一屋檐下。 虽然张大姐现在并不住在员工宿舍,但她还是经常要上来检查女工的宿舍,了解宿舍的入住情况、了解卫生状况之类的事情。厂里的大大小小,张大姐都得管。 工厂的女工们 张大姐现在工作的厂是一个专门制造牛仔服的工厂。听张大姐介绍,牛仔服制造分工很细,平车、制样、裁剪、洗水、脱冲、包装……共有30多个工序,其中据说洗水是最重要难度最高的一道工序。厂里有200多个员工,工人来自五湖四海,广西的,湖南的,四川的,年龄在18岁~35岁之间,他们当中只有1/3结了婚,最小的才刚满16岁,学历一般是初中毕业 。没结婚的女工大多都往自己的家乡找对象,结了婚怀孕了,就会辞工。由于厂里经常招人,女工生完孩子回来还是会很容易地找到工作,她们也就安心地辞工了。 厂里普通女工都是按件计工资的。不同种类的工作,工资也就不同,几年前,工资从1到3毛/件不等,大多数人一天能做200多件,现在工资提高了,每天做相同的工作,能有40到50块钱。一个月下来,一线工人能有1100-1500元,高工序也就高工资,专机类工作能有2000-3000元每月。由于是多劳多得,没有底线,工人们也都愿意多干少休息。厂里一般早上8点上班,12点下班,中午1点半上班,6点半下班,晚上7点半上班一直到10点。工作不多的时候,9点就能下班。但工作量多的时候要12点才能下班,这样算下来,工人们平均每天工作11.5个小时,远远超过了8小时的工作时间,过了晚上10点后每个小时补1块钱。工人周末也不休息,只是在星期天晚上不用上班。虽然劳动强度高,但大家还是愿意干,因为是计件算工资的,请假不干就没工资了,为了挣多点钱,工人们都很少请假。 关于工资这方面,按照《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关于加点工资,在原则上来说,每天工作时间为8小时,如果确实需要延长的,一般每日不应超过1小时,特殊情况下不超过3小时,且每月的加班总时不应超多36小时。加点工资按照原工资的1.5倍计发。 而休息日加班工资的相关规定是:企业安排员工在休息日工作的应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工资2倍的标准支付加班工资。但企业也可以另行安排员工补休替代加班工资。 至于节日工资:企业安排在法定节日加班的,应按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工资的3倍的标准支付加班工资。用人单位在法定节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不能以安排补休代替加班工资。这样看来,工厂的规定是存在不合理的地方的,而站在调查者的立场,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至于张大姐,她的工资跟普通工人不同,作为管理阶层,并不按件计算工资,而是采用月薪制,每月有2000块钱,货出的多的时候,老板会适当给一些提成。工资也就相对稳定了。过年的时候,还能有500-1000的分红,而普通工人就会发一点糖果饼干。 看着张大姐介绍得兴高采烈,我们尝试着问一些较为敏感的问题。 “对了,张大姐,你进厂的时候有没有签过劳动合同?” “没有,没签”。 张大姐似乎早就料到我们会问这个问题,回答得倒也很干脆。 “为什么不签呢?”我们追问。 “签不签没所谓的,签合同还比较麻烦,要交保证金,又要交手续费。另外,签了合同就不能随意的离开这件厂了,要呆在这间厂里。”显然,老板不同工人签合同,工人们也不主动提出,甚至没有意识要签合同,在工厂里是个普遍的现象,甚至在整个新塘也被视为是“正常”的。这在后来跟张大姐的谈话中得到了证实“制衣业都是这样的”。 “那不怕工作时受伤的不到赔偿吗?” “不会,工伤有全额报销的。” “那怎样才算工伤,才有报销?” “例如针扎之类的明显外伤,就算是工伤。” “张大姐您说过厂里有毒气,如果呼吸道感染了,能不能报销?” “那不行,那是你自己身体有问题,不可能让报销。” “但是那是因为毒气造成的阿?” “那不行,不行的。” 为了这个问题,我们和张大姐几乎要争论起来了。张大姐很坚定,老板不把这种病当工伤,张大姐也就接受了,而且觉得理所当然,我们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张大姐最后那一句话更让我们两个头脑里都是理想主义的大学生哑口无言。“《劳动法》我们该知道得就知道,不该知道的就不用知道,什么都按《劳动法》的,新塘的工厂就都开不下去了。” 在厂里,作为一个主管,张大姐算是夹心阶层。上面是厂长,下面是女工,张大姐既要替老板说话,替老板管理工人,同时也承担着维护女工权益的责任,做女工们的大姐。 有一次,厂里因为拖欠了一天的工资,引起了公认的不满。那天早晨,工人们聚在厂门口,要求先付工资在工作,引起一阵阵的轰乱。有人急急忙忙找来了张大姐。面对这样的情形,张大姐生气极了,大声对工人说:“你们不想干就别干了,反正会有人愿意干!”工人们怕弄丢饭碗,也就乖乖地去工作了。张大姐嘴上是这么说,但是就在当天下午,工资就到工人手中了。而罢工的工人张大姐就罚他们每人写一篇检讨。张大姐颇有感慨地说:“我理解工人的心情,做这份工,要维护工人,帮工人要工资,向老板提意见。”“工人也要体贴工厂” 我们尝试着问张大姐她对老板的看法。张大姐很坦然地对我们说: “老板只当人是赚钱的工具,不把人当人看。” “那你是对老板不满吗?” “没有不满,老板出钱我出力。自己做那份工,对得起那份工就行了。” 对于老板,张大姐也说不清是爱是恨,但她按自己的想法还是负责地工作。矛盾,就这么地在张大姐身上自然地统一着。 4.现在的张大姐 关于家人 由于夫妇俩工作比较稳定,每月有4千来块钱的收入,加上两人平时省吃俭用,家里经济状况也就渐渐好起来了。于是,在儿子10岁的时候,夫妇俩人决定把儿子从家乡带过来读书。 儿子杨扬,现在已经15岁,念初二了。他遗传了妈妈的高大,加上白白净净的脸蛋,是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平时,杨扬就爱打篮球,“我才刚去上班,他就溜出去打篮球了。”张大姐微笑着“生气地”说。杨扬现在能说广州话,有一群广州本地的朋友,有空就约出去打篮球,是一个外向的男生。他已经完全融入了当地的生活与本地的孩子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但是,张大姐回忆起儿子刚来的时候,就忍不住流露出心酸与气愤。 杨扬10岁过来,夫妇俩花了2000元在新塘小学给他买了个学位,让他在这里念三年级。由于不会说广州话,杨扬很少与别的同学沟通。有些顽皮的同学会在他面前“捞仔,捞仔(对外省人的戏称)”地叫,在他面前指指点点,特意挑衅。有一次,杨扬回到家,张大姐发现他身上有伤,追问之下才知道,杨扬与别人打群架了。张大姐很生气,拉着杨扬到学校去找校长。校长找来班主任,把打架的同学批评了一吨,事情也就过去了。张大姐自己知道儿子常被欺负,但也做不了什么,“被人欺负就找老师,由老师去批评,不能骂别人,要管好自己的儿子。”“会教孩子做人的道理,要慷慨大方,不要惹事,心胸要放宽点。”张大姐的话语中透着一丝丝的无奈,人在他乡,受到欺负,一切能忍则忍,除了“心胸放宽点”,又能怎样呢?对于儿子的管教,张大姐表示担心儿子会学坏,会管一下儿子交朋友的对象。但是,工作早出晚归的张大姐对于这一切却显得有心无力。“没时间管他那么多了,哪有时间管他那么多啊!反正只要他不给我惹事回来就好了。” 眨眼间,儿子现在就要升初三了。杨扬的成绩似乎并不理想,数学跟英语特别糟糕。夫妇俩人平时不怎么管儿子的作业,其实是要管也管不了。“因为看不懂,不能强求他,会让他有压力,只能让她顺其自然。”而杨扬,回了家也就不会提学校的事了。 读完初三,杨扬就要升高中了,对于升学的事,张大姐夫妇俩也是伤透了脑筋。那一次,张大姐到杨扬的学校开家长会,受尽了冷眼。杨扬的班主任很年轻,才20岁出头,有些歧视外地人。家长会那天,张大姐请教老师有关升学的问题,受到了冷待,冷漠的态度令张大姐很是尴尬。那老师对张大姐说:“反正考不起学的。”让张大姐很生气,觉得很伤自尊。“很气人,那老师简直看不起人。幸好不是对儿子说,对我说没所谓。”可儿子的升学始终是个大问题。由于是外地户口,杨扬即使达到高中的录取分数线,还是得交两万五千块钱来买学位。一方面按照杨扬的成绩很难靠上好的高中,另一方面,两万五千对他们这样一个家庭来说也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经过再三考虑,张大姐还是决定让儿子回老家读高中。 “张大姐您对杨扬有什么期望呢?” “可以的话就上大学,不行的话就出来干别的事”“要有思维能力,素质要好,为什么同样的出身,有的人做得好有的人就做不好呢?什么事都要去做,心胸要放宽,责任心要强,要大方一点”“学历也不是很要紧,最重要的事自身素质和技能。” 看来,张大姐并不像很多农村里的妇女那样把文凭看得像天一样高,对于儿子的学历,她看得很淡,行就上,不行就干点别的,条条大路通罗马。 到张大姐家拜访的那天,恰好是母亲节,我们饶有兴致地聊起了这个话题。 “张大姐,您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知道!母亲节嘛” “张大姐您知道啊,那儿子有什么表示吗?” “没有,没钱能有什么表示,只能做做家务,不过这些他平时都要做。” 杨扬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以前在老家的时候就开始帮忙干农活,现在到了广州,因为爸爸妈妈都忙着上班,杨扬基本上是自己照顾自己,而且有很多家事都要做。每天早上,张大姐给他3块钱自己去买早餐,张大姐自己从菜市场买菜回家,中午杨扬放学回来就给家里做饭,等张大姐夫妇回来吃,晚上也是如此,有时候张大姐下班早了,就是杨扬可以休息的时间。从杨扬11岁开始,母子俩就是如此分工了。张大姐夫妇吃过晚饭又得出去上班了,杨扬一个人在家里帮全家人洗衣服,晚上做完作业看看电视,看看书,父母回来的时候,杨扬已经在睡梦之中了。相比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城市小孩,杨扬的懂事让人感动。一天下来,其实一家人凑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这却正是外来农民工家庭的一个最为真实的写照。 偶尔遇到张大姐放假的日子,母子二人就会手牵着手去逛街买衣服,对于衣服,张大姐是很舍得的。对此她如是说:“外表很重要,不要让人看不起。”别人的眼光,始终是农民工心中的痛。儿子喜欢的衣服,张大姐一般都会满足,对于儿子的疼爱,在此也可见一斑。作为一位母亲,张大姐有着天下所以母亲都有的天性,那就是一切为了孩子。张大姐对杨杨的期望也很简单,就是希望孩子好好的,要争气,要会做人。 至于自己的丈夫,或许是因为害羞,张大姐很少会提到。从她的片言只语中,我们了解到她的丈夫是一个挺内向的人。他原来也在张大姐所在的工厂工作,但一个星期以前,他已辞掉工作,去了广西做服装生意。因为广西靠近越南,丈夫就从越南大批地购买廉价的服装再到广西卖,从中赚取差价利润。对于夫妻分居两地,张大姐倒觉得无所谓。“他在厂里1个月才2000来块钱,太少了,对于一个男人,算不了什么。”张大姐眼里,男人就该出去闯,出去拼。 丈夫在外,张大姐并不孤单,除了儿子,在新塘,张大姐还有哥哥、表弟、表妹。张大姐很多亲戚都南下打工来了。现在,张大姐的哥哥在新塘开了一家火锅店,店不大,但是生意火红,晚饭夜宵时间,店里总能坐满人,就连店前增开的桌子,也都被客人争着坐下了。张大姐有时间的时候也会去帮一下忙,但是这样的情况很少,她自己也要经常加班。至于表弟表妹,则被张大姐安顿在她所在的工厂。亲戚们总是能互相帮助。张大姐的妹妹,现在则留在了家乡。其实她曾经来过广州打工一段日子,但是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在广州很难找到合适的伴侣,只好像姐姐那样在家乡靠相亲结婚了,也就离开了广州。在家乡有了孩子,就呆在家乡不再出来了。据我们了解,在张大姐厂里工作的女工,也是大部分都往家乡找配偶,到了结婚的年龄就会回去,有的还会再出来,有的则留在家乡帮着公公婆婆干农活照顾家庭。 渐入佳境 在广州工作了这么多年,夫妇俩收入稳定,每个月张大姐两千多元工资,丈夫也是两千多元工资,夫妇俩合起来大概能有5000元,生活过的比以前宽裕多了,也能攒些钱了。现在,张大姐一家在广州租了一家房,买了一辆摩托车,从她口中,我们还了解到,原来她在重庆老家已经买了一套100多坪的商品房,花了7、8万,是夫妇俩的这几年的积蓄。张大姐颇有感慨地说:“现在生活好多了,以前很省,在老家买了房以后也就不用那么省了。” 除了日常的开支,一年下来,张大姐一家能攒下两千多元。我们给张大姐算了一笔账。 项目 收费标准 平均月花费 年花费 电费 0.61元/度 0.61*100=61元 51.58*12=622.2元 水费 1.32元/立方米 1.32*15=19.8元 18.48*12=221.76元 房租 250元/月 250元 2760元 有线电视费 17元/月 17元 204元 手机费 约50元/人 50*2(张大姐与丈夫)=100元 1200元 衣物 / 600块/月 7200元 伙食(含煤气等费用) 12元/人/天 12*3*30=432元 5184元 摩托车油费/修理费 / 60元 720元 儿子学杂费 350元/学期 平均60元/月 700元 家里杂物(包括洗衣粉、沐浴露等等) / 150元 1800元 丈夫烟酒等花费 / 300元/月 3600元 儿子零用钱 / 100元 1200元 寄回家 / 400元 4800元 回老家费用 1次/年 平摊到各月250元 3000元 其他 / 100元 1200元 合计 2799.8元 33597.6元 注:①摩托车油费:张大姐的摩托车主要用于上下班,张大姐家离工厂约3公里,每天早上上班,中午.傍晚回家吃饭,晚上下班共来回3次,合计约18公里。由于丈夫与张大姐同一间工厂,两人一起上下班,所以只计一个人。 ②儿子学杂费:主要是书簿费,还有就是班费等班活动费用。 ③手机费:张大姐家没有安装电话,丈夫与她每人一台手机,最近也为儿子杨扬添置了手机,但儿子手机费较少,所以暂且不计。 张大姐家的日常开支基本是这样,与普通城市居民以没有多大区别。据她自己说,一家人身体都很好,一年下来基本上都不用怎么看医生,所以这里医疗费用就没有计入日常开支里了。 现在张大姐的丈夫辞去了工厂的工作去做生意,以后收入也就不会有那么稳定了。这是危机还是出路,还得留到以后观察,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打算约张大姐进行第四次的访谈的时候,透过电话,传来了张大姐愉悦的声音。“你们要来啊?我现在不在广州,在广西啊!” “到广西来玩,玩一个星期就回去。你们上学了吗?以后放假到我家来玩吧。”第一次听见张大姐这么愉快的声音,那是一种情不自禁流露出来的愉快,甚至有一点失态,在电话那一头的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相信张大姐丈夫在广西的生意已经进入轨道,以后张大姐一家生活会过得更好吧。 家与邻居 尽管家里经济收入稳定,生活还算充裕,但是张大姐一家仍然住在一间出租屋里。出租屋离张大姐工作的厂不远,那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周围都是民居,邻居几乎都是本地人,生活在本地人的圈子里,对于一个外地女民工来说,似乎并不容易。我们到张大姐家拜访的那一天,就目睹了这样的一幕:那天张大姐骑着摩托车回家,在家楼下打算给来拜访的我们买点饮料,她把摩托车停在小卖部前,才刚上锁,小卖部里的一个老妇人就有意见了:“怎么能把车停在别人家的店门!”老妇说的是粤语,口气一点都不客气,眼神里都是厌恶,我们在旁看到觉得很不舒服,这样的场面真是尴尬,真担心张大姐下不了台。不知道张大姐听懂了没,看到那眼神没,她只是笑了笑,没多理会,对这样的情况似乎早已见怪不怪。农民工的一言一行,就这样被监视着,出一点差错,惹来的就会是本地人的嫌弃甚至唾骂,难道就不能对他们宽容一点吗? 张大姐家就在一栋五层高的旧楼里,那栋楼真的很老很旧了,外墙被岁月冲刷得又黑又脏。进楼的楼梯口有一扇铁门,铁门的漆脱落一半了。进了门,是一条长长的楼梯,虽然楼梯上没什么垃圾,但总是给人脏脏的感觉。楼道的墙上,贴着几张广告,成了楼道的“牛皮藓”了,它们的来源不得而知,只是让这本来就很幽暗的楼梯显得更加幽暗了。张大姐家在二楼,进她家前要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的一边是一间很大的空房,从房子破烂的窗户往里看,隐隐可以看到里边的凄凉。听张大姐说,这栋楼很多房都是这样丢空的,就只有她家和楼上两户人家在住了。走廊的尽头就是张大姐家,她家装有两扇门,外面的事一个推拉式的铁闸,然后是一道木门。打开家门,里面的情况和这栋大楼很相称,也是挺残旧挺简陋的。两张老旧的沙发,一长一段,短的是红色的,还可以看出它的基本模样。长的被张大姐用黑布铺着,看上去还有点模样,但是黑布的下面是什么样子也就不得而知了。沙发前是一张茶几,同样也已是“历史久远”的了。家里最威风的要数那台21寸的彩色松下电视了,电视是早年买下的,是走私货,3000多块,我们刚坐下,张大姐就迫不及待地打开它让我们边看边聊。天花板上还挂着一吊扇,墙上一光管,客厅的全部家当就差不多如此了。客厅对着正门的另一端就是两间卧室,夫妇俩和儿子各一间。卧室隔壁是连在一起的厨房和洗漱房。房子也就80平米左右,整间屋子都透着残破的味道。 尽管家的环境不是很好,但对于张大姐来说凑合着过也就够了。房子是要买的,但是不是在广州,张大姐重庆的那间房子还是丢空着,张大姐一家似乎随时都会搬回去。我们不止一次听她说:“说不定今天在这里做,明天就走人,心烦时就不想做。”当我们问她喜不喜欢广州,她也说:“喜欢也没用,始终不是自己的地方。”“叶落要归根”。看来,张大姐去意已决,只是时间的问题,她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是外省人这个事实。 “张大姐回去了以后打算干些什么呢?” “回去就开店,开一家卖杂货店。” 到了那时,张大姐就是老板了,摆脱了女农民工的称呼,日子会好过一点吗?但是,到底是因为日子不好过,才成为农民工,还是因为成了农民工,日子反倒不好过了呢? 后记 对张大姐进行了三次采访,三次见面,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不容易,从大学城到新塘,要转车,得花上两个多小时,我们当中有几位同学受不了长途汽车的煎熬,还出现了呕吐现象。但是,大家都还是坚持下来了。 与张大姐可以说是很有缘份的,我们7个调查小组第一次见那7个女工的时候,张大姐很自然地在我们那一桌坐了下来,理所当然地成了我们的调查对象。与其说我们选择了张大姐,倒不如说张大姐选择了我们。可是调查并不如想象中的顺利,在第一次调查结束,我们了解了张大姐的基本情况以后,我们的失望盖过了完成一次调查的喜悦。在我们脑海中,农民工就该有一段辛酸曲折的打工史,生活史,越是辛酸,越是波折重重,就越能显出调查的成功。但是,张大姐一路过来都是顺风顺水,似乎没什么写作的价值,我们也曾向老师抱怨过,甚至还想过放弃,但是正如老师所说,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经历,这需要我们发掘,就算她的经历确实没有大风大浪,我们也可以好好的记录下来,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切片,也是有研究的价值。所以,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也完成了这篇波澜不惊的报告。报告在追求情节的读者看来着实无味,但是,还是希望我们的报告能给读者了解到一点现在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引发读者一点思考,哪怕是那么一点,我们也就感到非常欣慰了。

编辑:admin 添加时间:2006/9/20 22: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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