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之索

——读《江村经济》有感

2012级经济学班 冯君怡 20120700042

一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近代中国遭受着深重的灾难。

19世界中叶到20世纪初，西方列强相继发起多次侵华战争，血溅九州，掀起瓜分狂潮。战败后羸弱的晚清政府被迫与外国势力签订《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多部不平等条约，一方面中国领土完整被严重破坏，经济命脉被扼杀控制，中国人民负担大大加剧苦不堪言；另一方面，也给中国的传统经济形态以及旧技术、旧制度、旧思想卷来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伴随外国资本主义的涌入，输入大量洋纱等工业产品，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大规模逐渐瓦解，男耕女织的传统社会生产方式遭受巨大挑战。

再聚焦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试图改变土地高度集中的现象，南京国民党政府在执政中制定了相应的土地政策，中国共产党也在解放区颁布了一系列的土地法令；举“实业救国”之旗的民族资本主义在1927-1936年间取得了较快发展，特别是在纺织业、面粉业上展现出蓬勃生机，并通过示范部等将其农业推广事业拓展到了农村地区，以适应工业资本发展需求；日本加速了其侵略步伐，侵占东北、袭击上海，而在1935年华北事变、威胁平津后，尖锐的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简而言之，那是一个抗侵略的年代，同时，是一个求民主、探发展的年代，而费孝通和他的《江村经济》正是出世于这样的环境之下。可以说，费老调查的出发点，便是注脚于对中国该怎样适应新处境这一问题的回答。他说：“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他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他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他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的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所以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中国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

二

如何获得这种“知识”呢？这不是纸上谈兵，更不能闭门造车。而唯有深入调查、解剖分析。

因为只有“正确地了解当前存在地以实事为依据的情况”，才能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文化，在实际情况之上形成“一种以可靠的情况为依据的常识性判断”，促成正确的政策。

1936年7至8月间，费孝通先后两次深入开弦弓村搜集材料、周密调查。期间，在第一次入村进行实地调查后，他离村20多天对先前所得的一手材料稍作整理，而后为了弄清楚在整理分析材料过程中未能确定的地方，他又重返了开弦弓，对材料进一步补充与核实。

这种求真务实、丝毫不马虎的作风让人钦佩。费老的脚不仅踏入讲堂，也沾满了泥泞与田野的芬芳，费老的眼睛不仅看书，也看河流、庙宇、稻田和最真切的人民。他是在社会之根的地方观察、思考，在一个小小的村庄，那里就像是一个切片，掩藏着现实之根、决策之根。

三

对于《江村经济》这种有口皆碑的佳作，我们欣赏它的时候赞叹不已，但是要加以学习，却深感不易。接下来，我想谈谈自己的一点体会。

根据《江村通讯·航船和江村的区位组织》，费老留意到航船制度，是缘于他的观察：一个拥有300多户村落及1000多户的邻近村坊的开弦弓，却只拥有非常少数商铺，数目明显不足满足村民需要，没有成为一个繁忙的零售中心，因此，当中一定另有一种买卖制度。于是，他通过跟村民聊天，得知航船制度，并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观察。但是，我们可以想像到，收集来的材料是大量、零散且粗犷的。而回到《经村经济》，可以看到，费孝通分别在十四章第五节“航船，消费者的购买代理人”、第五节“航船，生产者的销售代理人”和十五章第三节“航船，信贷代理人”对航船制度进行了阐述。

要做到去粗存精、由表及里，一个严谨的逻辑框架是需要的。《江村经济》多叙事、多抒情，读来像本故事书，给人感觉娓娓道来，但是这并不妨碍它结构的清晰与视野的开阔。如下图：

四

《江村经济》是费老研究中国农村的起点，在这份实地调查报告中，折射出了大量农村的社会现象与问题，前者诸如男女不平等现象、宗教祭祀占卜现象、家族现象、礼治秩序等，后者诸如解决人民饥饿和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农村外出务工阶层的产生及其影响问题、农村的土地权和人口压力问题等。在这里，我想就农民合作组织简单谈谈，知识有限，还望包涵。

在开弦弓村的育蚕合作社中，江苏省女子蚕业学校的推广部给合作社供应蚕种，对幼蚕以合作的原则进行“稚蚕公育”，然后指导各家对生长得较大的蚕在自家继续培育，结成蚕茧。为了生产出质量较好的生丝，蚕业学校将蚕丝业生产从家庭手工业引向了合作工厂，“所有权属于这个合作社的社员。他们对工厂的责任限于他们所贡献的股份。入社以自愿为原则，并不限于本村的人。凡愿遵守社员义务者便可被吸收为社员。社员的义务是在工厂里有一份股金，每年供给工厂一定数量的蚕茧作原料。这一合作社共有429名社员，基本上包括了村里所有的住户及邻村的50多户。根据规章，工厂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社员全体大会。大会选出一个执行委员会，理论上它对大会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