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曾经在争论中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一再指出：“我的出发点却不是‘为了工业着想’，而是‘为了这三万万几千万的农民着想’。为农民着想，工业离开了农村，试问他们从哪条路上去提高他们的收入呢……我们的问题并不是都市工业效率高呢还是乡村工业效率高，而是我们求工业的充分现代化而让８０％的农民收入减少、生活程度降低呢？还是求农民多一点收入，而让工业在技术上受一点限制？我的选择是后面这半句。”

乡村工业发展的现实情况，一方面包含了农村社会传统和结构的因素，另一方面的重要现实考虑就是生产的内卷性。在无法通过增加入地收入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如何既能够保持农村社会结构的稳定，又能找到合适的收入途径呢？费孝通提出的方法是发展乡村工业。以乡村工业实现农民生活状况的改善，从本质上看，是用保护农民生活基础的方式来发展农村，而不是摧毁农村生活、压榨农民的方式来发展农村。在某种意义上来看，我们当下走的城市化、工业化道路，更像是以牺牲农村的方式来换取所谓整体的发展，而不是农村社会本位的方式来发展农村，实现整体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费孝通所描述的开弦弓村的历史以及他所理想的乡村工业化道路，都没有过多的考虑国家政权对于乡村的影响。在民国时期的江村，尽管国民政府试图从保甲制度、继承制度和土地制度方面对乡村社会进行改革，但实际上影响力非常有限，因此在费孝通的乡村建设图景中，国家的力量是缺失的，即便存在，也是作为对于乡村所需资源的提供者而出现的。

但是，现实是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宏观战略布局显然不是农村本位的考虑。农村的功能一度被限定为以粮为纲，支持城市工业化，因而乡村手工业失去了发展合法性，小城镇被剥夺了商品流通的合法性。农民被限制在了农村，但农民的需求却没有得到满足。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社会，政治力量的影响远远超过农村内生因素的影响，这是费孝通等人没有预见到的意外。同理，即便是七八十年代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热潮，也是政策变迁的产物，政策的松动让被压制已久的农村需求释放出来，社队企业、集体企业等等各种形式的生产模式得以获得发展空间，小城镇再此基础上又再次获得了一线生机。这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是政策的红利，是政策做国家的高度计划向农村本位或者说家庭本位的一种让步获得的红利。但正如费孝通的观察，在小城镇蓬勃复兴背后还是存在着许多问题，尤其是对农村的扶植力量没有以恰当的方式出现。

当下的农村发展，其实环境已经沧海桑田了。农民没有找到“离土不离乡”的生存补贴来源，农村社会结构在资本的入侵之下趋于空心化，甚至农村完全脱离了土地。乡镇企业也称为了一种曾经的经济现象称为历史。尽管如此，费老所提出的农民本位，或者乡土社会本位的乡村工业化道路，仍然是农村发展需要重视的事实基础和价值取向。至于促成乡村工业化的具体手段，仍需要找到合适的政策支撑。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不仅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小村庄在当时的社会面貌和经济面貌的剪影，更给社会科学家对中国当时的农村发展和工业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让他们可以提出研究和分析方法、总结过去规律以及讨论未来的可能性，政府则可以以此为依据来制定适合国情的发展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