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杂谈

作者：李焌诚

     费孝通先生的名著《江村经济》，从社会学的角度调查研究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弦弓村各方面的情况。读完之后，我对当时的开弦弓村的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把费先生谈到的很多现象，与古今中外一些类似的现象做一些对比，其间的思考，记录下来，谓之读书笔记，即本文。

（下文的所有“江村人”，指的是费孝通先生在为写《江村经济》做调查时候的江村人）

江村人的宗教信仰

费先生讲到了江村的宗教信仰，土生土长的中国传统宗教。

我们今天的中国大陆人，有无神论者，有信佛教的，有信伊斯兰教的，还有信各种各样的舶来宗教的，信土生土长的中国传统宗教的人，大概很少了，作为一个生活在城市的年轻人，我很难遇到有这种信仰的人，所以我对费老的这段叙述给予了额外的关注。

江村人普遍相信神的存在，但是他们的宗教热情和西方基督教，中东伊斯兰教的宗教热情有挺大的区别。基督徒向上帝祈祷，穆斯林向真主祈祷，是为了死后能进天堂，而我们可爱的中国农民，祀奉刘皇是为了聚会时候的那顿大餐。大家甚至不知道刘皇是谁，而基督教圣人耶稣，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都是生平有记载的人。由此看来，即使把刘皇的名字改成陈皇，李皇，只要聚会的时候依然有大鱼大肉吃，估计江村人民也不会太在意的。

江村人修建了很多庙，关帝庙，女娲庙，刘皇庙，张大帝庙等等。各个神之间没有什么联系，但是他们却神奇地共存在江村人的心中。这说明江村人的宗教信仰是比较开放，跟中世纪的基督徒，穆斯林那种见到信仰跟自己不同的人就恨不得食其肉，饮其血，寝其皮的心态有所不同。

在江村人民的心里，神有两个职能，第一，给他们带来好处，比如说刘皇，据说他生前是一个巫师，死后的阴魂还能赶跑蝗虫；第二，监视他们，比如说灶王爷和灶王奶奶，有趣的是，两位灶神不是像基督教的上帝一样全知全能的，只要不在他们的画像面前做坏事，二神就不会发现你做了坏事。这种不完美的神，倒跟古希腊的神有点类似。

江村村民认为，僧侣用陌生口音念经，比用本地口音念经更灵。事实上，从统计学角度看，不管僧侣用本地口音念经，用陌生口音念经，还是不念经，对天下不下雨，有没有蝗灾的影响都是一样的。江村农民为什么认为陌生口音就比本地口音更灵呢？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有一种神秘主义倾向。

 

江村人的婚姻制度

在我们现代人的眼里，婚姻是爱情的产物，比如我小时候问我妈妈，“妈妈，我是怎么来的呀？”我妈妈说，“你是爸爸妈妈爱情的结晶。”

2015年发生了一件事情，促使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当年，美国联邦法院表决通过了同性恋婚姻合法的法案。其间，几位大法官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辩论。肯尼迪大法官认为，婚姻是人类结合的最深刻的方式，它会把爱情，忠贞，负责任这些最美好的品质全部激发出来，成为更好的自己，既然有这么好的制度，而同性恋者又认可这样的制度，爱情这种东西最终结为婚姻，他们应该享有，他们值得拥有。而首席大法官萝卜池先生反对这个判决结果，他认为，人类的婚姻制度，是一种最古老的制度，现代人以为靠自己的理性自己的认知就可以改变它，这怎么可能？这是一种愚蠢的自负。他还引用了福克纳的名言：过去永远不会死去，过去甚至从未过去。

这场辩论，引发了我的思考：爱情是否为婚姻的充分条件？换句话说，是否只要两个人相爱，那么这两个人就可以结婚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溯历史，观察那些历史中曾经存在过的婚姻制度，比如，《江村经济》中描述的中国农村的传统婚姻制度。

“在这个村子里，儿女的婚姻大事完全由父母安排并且服从父母的安排“。“婚配的双方互不认识；订婚之后，还要避免相互见面。”两个互不认识的人之间，怎么会产生爱情呢？可见在江村，婚姻跟爱情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没有爱情的婚姻，为什么会存在呢？从费老的描述，至少可以看出3个理由：

1.       繁衍后代的需要。繁衍后代的生理机制深深地印刻在我们人类的基因里面，表现为对异性的兴趣和对性爱的欲望，任何社会体制，都要适应这种生理机制。另一方面，繁衍后代也有经济上的需要，即养儿防老。

2.       构建社会协作网络的需要。一个典型的人，他的亲属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血亲，一类是姻亲。婚姻这种制度，实际上为一个人提供了一半的亲属。婚姻把社会上点状的人连接起来，形成一张协作的大网，这张网是整个社会网络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3.       婚姻制度实际上组成有效的生产单位，男耕女织，成果共享。这种生产方式让男人和女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分配到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作上面去，比男耕男织，女耕女织的生产方式更高效。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可能有些婚姻纯粹是因为爱情，有些是部分因为爱情，有些跟爱情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江村经济》中那些构成婚姻的理由，在今天，依然存在着，支持着我们的婚姻制度。

 

江村人的集体自治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提出，公民自治组织是美国民主的基础，这些组织行使了欧洲封建制社会的贵族在自己领地中行使的社会职能。通过费老的《江村经济》，可以看出，中国的农村有民主自治的传统，在中国的帝制时代，皇权不下县，因此不得不赋予乡村自治的权力。

开弦弓村村长的人选，体现了民主自治的特点。费老认为，江村的两位村长，权力和威望来源于他们为公众服务精神和能力。他们是村民推举出来的领导人，而不是他们的父亲指定的继承人。

开弦弓村的生产组织，也体现了民主自治的特点。江村的农民，非常清楚，想要完成排水灌溉这样巨大的工程，一般都要依靠多人的协作，他们在这个活动上形成了有效的组织。他们用分层管理的方法。他们分成15个小队，每个小队选出一个管理人员，15个管理人员中再选出一个总管理人，总管理人统筹全局，并且直接指挥一般管理人，一般管理人再指挥、监督自己的下属。另外，农民们在这个生产活动上采用民主决策的做法，他们采用集体负责制，作出诸如改良排水设备之类的重大决策，需经过全墐15个队的全体同意。 

江村人对左派革命的态度

费孝通先生在讲江村的土地占有的时候，提到了村民在受到左派思想的影响下发生的一些行为。从中可以看出，江村村民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他们大概并没有什么政治理想或主义，他们借着“革命”的名义为自己捞好处。

费先生提到了村民的两个行为：1. 当政府要增加的他们的土地税时，他们想方设法破坏政府的收税活动。2. 交不起地租的人利用左派的说法，声称地租是不合理的，来赖账。这这种赖账行为就像欧洲中世纪的国王对付放贷者的做法，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向犹太人借了一大笔钱，后来无法还债，于是他就以惩罚异教徒的名义，屠杀犹太人，把犹太人驱逐出境，成功地把账给赖掉了，法兰西国王菲利普向圣殿骑士团借了一大笔钱，后来无法还债，他以对方是同性恋这种荒唐、莫须有的罪名，派兵攻打圣殿骑士团，杀了大团长，又成功地把账给赖掉了。古今中外，都有一些人，当自己急需用钱的时候，去苦苦央求别人，“大爷，借点钱给我吧，等XX时候我度过了这个难关，一定会连本带利还给您的，求您了，大爷。”或者，“老爷，借您的土地给我耕种一下吧，等XX时候我度过了这个难关，一定会按时把地租还给您的，求您了，老爷。”到了真正要还债的时候，对方拿着合约过来了，他们又说，“你这是在收利息，这是上帝不允许的，你这个十恶不赦的坏蛋！”或者“该死的异教徒，去死吧”，又或者，“你这是在剥削我们，你这个寄生虫。”既然上帝不允许收利息，你当初为什么要跟人家签订付息的合约？既然你觉得人家是在剥削你，你当初为什么要跟人家订立交地租的合约？你可以说，你突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得到了启蒙，认识到财产私有制是不合理的，地主本来就不应该拥有私有土地，那么，既然私有制不应该存在，你的所有财产就属于公家，属于政府，为什么政府增加你税收的时候，你又各种抵制呢？说白了，其实这些人，不过是想借着革命的名义为自己捞点好处罢了。这些革命投机主义者，其实在当时的中国乡村，应该是很普遍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提出者，本身是具有崇高的理想的。比如恩格斯，他的出身就是大资产阶级，大富家族，他提出共产主义理想，他组织共产国际运动，革自己家的命，显然不是为了给自己捞点好处。人家恩爷爷革命是为了理想。但是，一个整天喊着“革命”的典型农民，怎么搞得明白马克思，恩格斯说的那么一大堆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的知识呢？所以他也就没法搞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理想，他会成为一个革命投机主义者就不足为奇了。

 

结尾

我今年20岁，这是我第一次读《江村经济》的思考，5年，10年甚至20年之后，我可能会再读这本巨著，那时候也许会有不同的思考和感受吧。现在有幸把第一次读《江村经济》的几个特别关注的点及思考总结、记录下来，大概可以为未来再读这本书提供一个参考或者对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