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中的主观与客观

20140700001  黄慧

在课上胡老师常常要求我们多多思考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的不一样之处，总是说着相对于《江村经济》而言，《寻乌调查》更加客观，强调着描述性文字与叙述性文字是有多么的不一样。我在上课时也常常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主观与客观应该如何更好地进行区分呢。

 

一、《寻乌调查》比《江村经济》更加客观吗？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有一个前提是必须要申明的。不管是做什么样的调查，都蕴含了做调查者本身的主观动机，即他为什么要做这份调查，或者是他做这个调查是想要得到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因为目的会决定做调查者之后一系列的行动，他的调查模式、调查方法、调查范围、调查侧重点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动机的影响。

（一）毛泽东撰写《寻乌调查》的动机

结合《寻乌调查》的内容、中国当时的国情和毛泽东的个人经历，我认为《寻乌调查》的调查动机有以下几点：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挫折不断，与国民党的合作失败，共产党人遭遇残忍剿杀，与此同时，共产党本身在城市里面组织的起义活动起色不大，而毛泽东在江西组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很多关于革命的设想得以试点成功，但是毛泽东的思想主张却长期得不到认可，甚至多次遭到打压。写作《寻乌调查》不久前，毛泽东终于开始得到了认可，他需要更多的现实依据支持自己的土地革命打压土豪富绅、争取农民支持的政策。二、毛泽东在寻找一种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的方法，而他对商业问题和富农问题并不十分了解，这迫使得他要进行研究，获取更多的实地资料来完善之前关于革命的设想。《寻乌调查》开头提到“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在其第一章（八）寻乌城的开头也提到“对于商业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非常明显，争取贫民一件事，一般同志不感觉它的重要，高级领导机关感觉它的重要了……这不是由于不了解城市是什么东西才弄成这种现象吗？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

（二）费孝通撰写《江村经济》的动机

费孝通写《江村经济》的动机反观之似乎更加单纯更加出于一种学术上的目的，虽然也有为现实点亮一盏灯的感觉，但是现实性的因素更弱。费孝通于1935年取得清华大学的社会学硕士学位，毕业之后便开始了对广西、江苏和云南的实地调查。《寻乌调查》便是1936年费孝通在江苏进行调查的重要成果。费孝通进行社会调查，更多地是为了了解社会，了解人民的真实生活，作为一个人类学功能学派的支持者，他侧重人口、土地（环境）和文化动态平衡发展过程中对社会产生的作用。在戴维.阿古什写的《费孝通传》的第三章提到过：“费孝通认为，有些社会科学家为了避免陷于图书馆的学究式研究，就依赖于社会调查，这也是不对的。调查只能取得孤立的材料，大致的统计数字，了解不到复杂的社会关系。例如李景汉的定县调查，‘不可能说明人民的真实生活’”在《江村经济》前言中费孝通也写到“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关系”。与此同时，费孝通也重视社会调查的实用性。但他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更愿意扮演的是去发现真相总结知识的灯塔般的角色，而不是道路的开掘者。费孝通1927年3月24日曾在《盖世报》第46期《社会研究》中发表过这样的言论，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费孝通对于社会调查的基本态度。“‘社会研究’的功能是什么？我的回答是，给掌握社会变迁的人提供实际方法。我相信，不管逆怎样认识它，中国的社会变迁必然会继续下去，没有回头路可走。但我们是人，我们怎么走，向哪里走，有可能予以掌握的。”

他们写作动机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做的文章不一致。毛泽东的更像是一篇政府报告，涵盖了新建政府对此地区进行建设所需要的基本信息，如具体的经济情况、商业往来情况，为之后的新政策的执行打下了现实基础；而费孝通的更像是以一个外地人的角度，讲述了一个陌生地域的普通人的生活，家长里短，风俗习惯，生产生活，在我们面前摊开了一幅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生活画卷。

（三）《寻乌调查》与《江村经济》对比分析

当然，上面的动机可能也有学生的主观揣测因素。但是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两篇报告的分析框架以及里面的一些具体例子，也许可以窥见一小部分毛泽东在进行调查中的思路与费老思路的迥异之处。

从内容比例上看，毛泽东把主要的内容都放在了第三章寻乌的商业、第四章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和第五章寻乌的土地斗争，主要是通过利用各种数据讲述了当地的经济情况、贸易往来，与此同时也揭露了一些当地存在的经济与政治上的问题，如油、豆等生活必需品被垄断，需要花大洋领帖子才能开行。有个屠宰坊的例子是，红军入城后，三案增加到了七八案，不用交沉重的税负了，位于高位的肉价得到了下降。在土地关系上则是花了很大的篇幅在介绍各种各样的地主情况，如何起家，做了多久，规模多大，往往在后边也会增加一个对该地主的总结，是否是好的地主，是否逃窜等等。在后面的部分，虽然也是罗列事实，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思想在这些章节的运用，并不是简单地揭露事实，而是有意识地选择了事实进行披露，从而为共产党在处理阶级关系方面提供一些事实上的例子。再看看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情况则又有不同。费孝通的整篇报告的主旨是，在受到西方经济和文化冲击下的浙江水乡的发展情况，他其实更强调的是文化在其中的作用，因此每个章节都会谈到当地的一些风俗或者是人们固有的一种价值观念，他强调的是一种变化，是意识和物质的相互作用。比如在谈到当地的一个曾经辉煌的特色产业——蚕丝业的时候，费孝通从促使变革的外界力量、变化的情况和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这三个方面先进行了概括，又提到了社会组织的变革是技术变革的前提，继而在后面还延伸到了当地蚕丝业工业化对当地亲属关系的影响，对女性地位、对家庭关系的影响。费孝通更多地关注到了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历史车轮的前进路上的遭遇，周围环境的变迁。

从分析论述方法上看，毛泽东习惯于摆事实数据，经济商业上数据往往最能说明情况，费孝通则惯于概括，但是我认为这也是跟费孝通研究的对象很有关系，因为文化作为一种现象，因为具有普遍性，例子太多，尤其是涉及到一些传统观念的例子，如果统统要像毛泽东一样一一列举，意义并不大，而且会使得整篇报告行文冗长拖沓。举个例子，在《江村经济》中的第六章村与户中有讲到非家成员进入一户的情形，大都是以进行概括的方式描述。“非家成员进入一户，通常采取三种办法。其一，这个成员可能是这家庭的客人，他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住在这里每月付一笔钱。”然后，关于这种情况费孝通举了一个医生在药店老板住了多年的例子。随后又写到“另一例是一个小孩，他自己的家住在另一个村子里，但他是这个村子的一家人抚养大的。这个孩子的父母每个月付给抚养孩子的家庭一笔钱。还有五例，他们都和房东有姻亲关系。”这是很典型的一个费孝通进行论述分析的方法，他没有跟毛泽东一样事无巨细都交代，只是举了一个例子。没有事事交代的原因，在我想来有以下原因：首先，这些例子都大同小异；其次，它们的细节的不同不是费孝通需要研究的焦点，他要研究的是它们的共性，即有姻亲关系，而不在意是哪些姻亲关系，是为什么住的；最后，由于费孝通研究的是文化，每家每户都有类似的文化活动，不能一一例举。

关于给判断下结论，不管是毛泽东的《寻物调查》还是费孝通的《江村经济》都有判断下结论，只是它们的形式有细微的不同，毛泽东会把事实和评论判断分开，先叙后议，而费孝通先议后叙或夹叙夹议，常常是说明一种现象之后再举个例子。在《寻物调查》中第四章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在细细列举完大地主和中地主的情况之后，毛泽东也对大中地主对生产的态度和政治思想进行了概括，也是一种判断和结论，不过是在列举事实之后再统一进行判断。《江村经济》作为一个侧重调查文化的调查，因此必定下结论判断的部分会多一点，必定要采取大量的下结论和判断的形式。同时因为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文化价值观念，为了更好地说理，采取夹叙夹议会更加清晰明了，简单易懂，不会令人一头雾水。

如果毛泽东当初是在开弦弓村进行了对商业和经济情况的调查而不是在寻乌，或者费孝通当初是选择了寻乌而不是开弦弓村做了关于社会变迁中的乡村经济的问题，他们做的调查报告会因此而减少了差异吗？学生认为，由于动机不同，即使他们针对同一个地方进行调查，想必内容也会很不一样。

不管是毛泽东的《寻乌调查》还是费孝通的《江村经济》都在历史的洪流中被保留了下来，而且最后都成为了中国社会调查的经典，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名声不减当年，这又是为什么呢？好的调查报告，必定也有相似之处。学生总结了一下认为除了真实反映当地情况做到了客观准确以外，还有以下几点十分值得后人学习：

分析框架完整，叙述有逻辑。不管是《寻乌调查》还是《江村经济》，都围绕他们各自的主题进行了展开，囊括了各方各面，先是简单介绍了当地的一些基本情况，使得对调研地区有了一个初步的基本的认识之后，再继续深入挖掘或是商业经济，或是江南水乡经济的问题。框架清晰明确，一目了然，没有多余，也没有漏缺。在叙述方面，毛泽东在讲到寻乌的商业时候，是先讲寻乌对外的商业，之后再讲寻乌城内的商业。如果让学生自己写，估计只会按照行业分类写，绝不会想到分开对外和对内。分开对外和对内的商业情况，能够更加清晰地让人们在头脑中形成寻乌当地商业的情况，它的开放程度。学生往往在思考着如果自己写同样的一篇调查报告会怎么写、怎么构思时，会发现与毛泽东与费孝通行文的思路有所不同，细细体会之后，总是能学到许多。虽然有些地方也并不懂他们的匠心独运之处，但是通篇看来，不得不佩服两位大家逻辑之严密。

详略得当，突出重点。以往看过的一些调查，往往花了大量的篇幅在讲一些意义、目的这些点到即止即可的东西，而关于真正的分析部分却是浅谈即止，没有深入仔细地进行分析。还有一些则是偏离主题，纵观全文并不知道整篇文章的重点究竟在哪里，到底想表达什么。这些做法都是极为不妥当的。

（四）《寻乌调查》与《江村经济》中的主观和客观的区分

 不可否认的是，每篇调查必定会有调查者的主观因素，如果这样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客观与主观难以区分了呢？

调查报告中的主观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是调查者的主观能动性，即做这个的动机；一是调查者对调查结果的主观认识和主观判断。前者是动力也是前提，决定了这个调查会如何进行，这个调查会调查哪些内容，会侧重哪些方面，会采取怎样的方式进行表达和叙述；后者是对简单事实的深刻加工，是对具体事实的抽象概括或是理论升华。这两种主观因素十分重要，对调查报告的写成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一者形成了整篇调查的骨骼框架，内在机理，一者赐予了调查灵魂，使其不枯燥无聊，具有思考的深度。

何为客观？学生看来，一篇调查报告的客观指的不是剥除了调查者的主观思想剩下的冷冰冰的事实，而是只是简单地指描述的事实、数据、现象的准确、客观，未经扭曲，不断章取义，与现实相吻合。也就是说，在调查的过程中，尊重客观事实。数据是真实的、案例是真实的、描述的现象是的的确确客观存在的。

《江村经济》中有大量的概括性的文字，如第四章财产与继承中关于财产的传递的说明中，采取了分类分情况分析概括的方法，甚至没有一个具体的实在的例子进行辅证。但是这可以作为《江村经济》一文不够客观的依据吗？学生认为不能。在阅读着《江村经济》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这些事情似乎也在你身边发生过，是真真切切存在的，而不是虚构的。当然，这只是一个人的主观感受，不能作为评价依据。不能单纯依靠表达方式或描述方法来区分主观与客观，真正的评价依据依旧应该是现实。那江村经济关于财产的传递符合现实吗？我想，大概只有生活在开弦弓村的人们可以给出这个证明。因此，也不能简单地说费孝通的研究客观有限，主观太多。因为在他做的这篇调查中本来就想表达的文化变迁注定只能用概括性的文字，虽然像在财产与继承中毫无例子全靠分情况讨论的方法可能也不大妥当。也许，关于社科类的研究方法需要进一步地改进，需要找到一种既能客观表现出事实，又不会行文拖沓的方法，但是我认为毛泽东写《寻乌调查》的方法若是运用在《江村经济》中仍是不妥当的。

《寻乌调查》与《江村经济》不能简单地做孰比孰更为客观的比较。根据研究对象他们的叙事方式会不一致，只要是数据事例符合现实的，符合客观的，没有强行扭曲，论断可以合理解释事实的，即使只是一家之言、个人想法，都不失为一篇调查所需要的客观。

 

二、调查中的主观与客观应该如何处理？

一篇调查，一定离不开作者的主观因素，一定要发挥调查者的主观能动性。调查不是无目的的调查，往往都是有目的的调查。比如对于毛泽东来说，他是想要寻找一种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的方法，了解商业问题和富农问题。这些决定着整篇行文的结构和侧重，同时也影响着调查结果的表达方式。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一份调查就很容易陷入主次不分、泛泛而谈不够深入的陷阱里。

目的决定手段，决定其侧重点，决定其表达方式，因此，调查应看是否实现了目的。不管是毛泽东的《寻乌调查》还是费孝通的《江村经济》，都可以说是把他们想要调查的对象情况给说明白了，把他们需要的东西的大致情况弄明白了。即使方法有所不同，表达论述方式不同，但是在没有歪曲事实的基础上，他们都达到了目的。

分析论断需要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切忌断章取义，歪曲事实或者是为了自己的观点委曲求全以偏概全。歪曲事实，往往是指数据的造假甚至是整个事件的扭曲，关于断章取义则更多体现在引用资料上通过截取部分言论导致歧义。在这里我对于为自己观点委曲求全有更深的体会。有时候会发现，现在的很多实证研究，即使是关于同一个地区同一个主题往往也会得到不一样的结论、不一样的结果，以前一直以为是应该数据口径不一致，计量的方法不一样导致的。后来无意中看到一篇文章说到，因为事件久远并不能很记得内容，大意是有些作者为了能够使得自己的假设成立，进行计量统计时可能放宽了条件，做出了妥协云云。因为学生在统计学计量上只懂得一点皮毛，因此也不能再做深述。总之，我觉得这些情况是很严重地与我们追求的客观标准相违背的，是应该遭到抵制的。

 

刚开始对于读书笔记的构思，是一篇专门对《寻乌调查》和《江村经济》进行比较分析，另一篇着重于探讨主观与客观方面的问题。但是，在写作过程中，发现如果将两者分开，会有很大的内容重叠，因不仅是进行对比还是探讨理论上的东西，我都是要引用大量的文章中的例子，而使我印象深刻的例子虽多，但仍不足以提供两篇所需要的例证，必定有许多重复。但若我在探讨理论方面的东西不加以例证，完全将理论与事例隔开了，理论又会显得空洞。因此特地将两篇合二为一篇。有些观点跟老师的有所不同，而引用的例证不够有力，论证逻辑不够清晰的毛病，但是已经十分尽力了，希望老师能够谅解！感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