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之窗

                              ——读《江村经济》有感

经济学 陈思茵 20140700167

在阅读《江村经济》之前，我对于农民生活的理解仅仅源自于一些不成熟不严谨的影视片段，总以为他们的工作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居住的地方狭隘又破旧，生活便如同陶渊明诗中所描述的“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一般，偶尔会好奇农民们如何接受教育，农村里的婚嫁丧娶又是怎样一番仪式。但这类念头只是一闪而过，不久便被我丢到脑后。直到去年我认真读完了《平凡的世界》，开始对农村的生活有了不一样的认识，才又对农民生活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兴趣，却迟迟没有恰当的机会和方式能去了解。 而在《江村经济》由布•马林诺夫斯基所撰写的序中写到，E.丹尼森•罗斯爵士描述此书：“我们曾经有过统计报告、经济研究和地方色彩浓厚的小说——但我从未曾发现有一本书能够回答好奇的陌生人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该处所谓好奇的陌生人指的是罗斯爵士本人，但对农民生活好奇的不止外国的学者，同样生长在城市的我们也是其中的一员。从翻开《江村经济》的第一页起，我才能够说我第一次真正地走近农民的生活。

《江村经济》所描述的是位于长江中下游，坐落在太湖东南岸的开弦弓村，通过费孝通先生所附上的地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开弦弓村处在长江和大运河两条水路干线的交汇点，同时此处离中国两条重要的铁道线路相当接近，交通便利，再有它优越的气候自然环境，使得开弦弓村的农业能在中国经济取得主导地位。细读《江村经济》，便发现费孝通先生研究的方法与毛主席的《寻乌调查》不大相同，区别于毛主席客观准确地描述寻乌县城的现况而不下任何结论，费孝通先生把所学的理论知识和田野调查得到的资料结合在了一起，倒是各有各的精彩之处。费孝通先生似乎是想通过《江村经济》同读者进行一番跨时代的交流，希望读者理解那个时代农民的所作所为，毕竟任何在现代人看起来愚不可及的风俗，都有其历史的根源，而这本著作就是阐明那些渊源最好的方式。再来便是，费孝通先生作书最初面对的读者乃是西方读者，但整本书“文字中没有特殊的辩护或自宥的流露。相反倒是一种批评或自我批评。”，这样客观中立的叙述角度，这对于一位中国人来说已是不易，对于一名吴江本地人来说更是难得。

在介绍完开弦弓村的具体情况以及调查背景后，费孝通先生首先描述的是“家”，因为“农村中的基本社会群体就是家”。在这一篇章中一开始所提及到婴儿的死亡率、女婴的溺亡率、妇女产后的死亡率这几类数字使我触目惊心。虽说对于当时社会，女性的地位低下这样的状况早已有所认识，但真正接触到血淋淋的数据时，还是止不住心寒。但与之相比，让我印象更深刻的是父母安排男女双方婚配的整个过程。文中所说（第40页），通常中国家庭的婚配都需要有第三者来做媒，媒人第一件事情是要了解女方的八字，即年、月、日以及时辰。媒人把女方的红帖送到男方家庭（男方有更多选择权利），而男方母亲则拿着红帖去找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表面上是根据生辰八字来推算女方与男方是否和谐，实际上则是借此试探顾客真实的意愿。但顾客的愿望是犹豫不定的，所以她不一定会把算命先生的话当作最后决定，故算命先生在这里起不到什么实际作用，因为许多男方父母心中早有决定，他们才是最后结果的实际操纵者。然而算命先生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因为没有完美无缺的女孩子，但每户人家都想找一个身体健康、能生育后代，能养蚕缫丝的女孩子，自然也会有出现纰漏的时候。当婚姻不美满时，便把这样的结果推给命运。“算命先生不仅是充当作出决定的一种工具，同时，也被用作把错误的责任推卸给上天意志的一个办法。”，这实际上有助于维持夫妻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媒人跟算命这种封建传统，只是双方家庭表达自己内心真正诉求的一种手段。源于中国人骨子里的含蓄内敛，双方家庭不可能直接堂而皇之地接受或者拒绝，便借由第三者的口中或者手中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一来二回地，显得女方更加矜持，男方更加守礼。哪怕是到了提亲，女方也要先假意拒绝，再由媒人从中调解，聘礼的数目，迎亲的仪式也如出一辙。我最初读到这一片段的时候，便觉得不可思议。明明三言两语便可以说清的话，几步就可以走完的过程为何要有如此多弯弯绕绕。再读到后面的篇章，结合“上山丫头”、“小媳妇”婚姻的流行，儿媳妇在夫家中的地位，多少能猜到一些“含蓄”背后的用意。一来女方家庭可以从这样的数次拒绝中获得他人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认可，二来整个求亲过程中女方家庭的不友好是为了表现出对女孩的重视，多少能提高日后女孩在夫家的地位，三来这样曲折的过程正好符合了中国人好事多磨的心理，来之不易才能让男方对女方有珍惜之情。正如书中所说“它是母爱与父系继嗣这两者之间斗争的心理反映”，是在当时的社会中，双方家庭为婚姻关系的维系所想出的最有效的办法。

与之相比，完全出乎我意料的则是财产继承的方式。在财产的传递中，农村的家庭是完全倾向于长子的。分家时，长子可以接受额外多一份（相对比较小）的财产，婚后可以只对父母尽礼仪的义务，若长子也赡养父母，他还可以要求得到父母去世后的一部分土地（原本属于赡养父母的小儿子），女儿是没有丝毫继承权的。倘若一个家庭只有女儿，那只能靠领养女婿或者领养认领女儿的儿子来继承家庭的遗产。而在过去的中国法律中，只有女儿的家庭，主人故去后，寡妇跟女儿无继承权，财产要传递给死者最近的男性亲属的儿子,只有在死者没有任何男性亲属的前提下，女儿才可以继承财产，而寡妇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继承的。新民法中本着男女平等的原则修改了该项规定，提到死者的妻女可以共同继承，但对农村父系继承中没有发生任何实际上的改变。这不禁让我想到八年前，我唯一一次回到爷爷的家乡兴宁来祭拜太爷爷，客家当地重男轻女的风气仍盛。当时许多后辈一起出钱建造太爷爷的墓，其中我表姑出了大部分的钱，但修缮墓碑的人仍然拒绝把她的名字写在墓碑上，那上面自然也没有我的名字，因为在当地人眼里，女孩是没有资格计入族谱的。在女性地位已经得到一定提高的现在，偏远一点的地区仍然有这样的父系继嗣的观念，更何况是刚刚颁布新民法的旧中国。对于这样的结果的缘由，费孝通先生并没有在书中给出。大概农村这样的地区是所有创新与变革最后也是最难抵达的地方，所以在农村里流传下来的都是经过实践与时间打磨而成的风俗，在真正男女平等的路上，农村要走的路还很长，中国要走的路也很长，我们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整本《江村经济》让我倍感新颖的是第九章劳作日程。对于农业、贸易、资金、土地等情况的叙述，我在《寻乌调查》中也有看到这样的角度，但对于“计时”这一情况的描写，倒是十分让人意外。它本可以归类于农业这一章节，费孝通先生却把它提取出来，单独作了一章。他把1936年二十四节气的总天数精确到了小数点后两位，每一个节气所对应的西方阳历的时间精确到了分钟，甚至记录下了每一个节气当日的温度和降雨量。这对于当时的调查环境以及调查时间而言，是多么艰巨而困难的任务。“计时法不论如何简单，它是每一种文化的实际的需要，也是情感上的需要。”，我想正是因为费孝通先生能真切地站在农民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才会把这看似微不足道，实则对他们来说无比重要的内容单独成章，放在这不多的十六章中间。许多人都认为费孝通先生是知识分子的良心，他对开弦弓村和农民群众有着独特情怀，所以才在《江村经济》出版后几十年间，明知山雨欲来，还要谨小慎微地为农民仗义执言。这是一般知识分子做不到的，他们大多以居高临下的角度去描写广大的农民，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出高人一等的自豪感。但费孝通先生确实真正地了解农民，把自己放在与他们同等的位置，全文丝毫不觉有鄙夷或自满，故他能够创造出江村这一扇窗户，让更多人国人甚至外国人了解当时的中国。

在《江村经济》中提及的许多问题，有些直到如今也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这一条改变的路是漫长又艰辛的，我们要看到不足才能有所进步。正如费孝通先生在第一章末尾所言：“然而我确信，不管过去的错误和当前的不幸，人民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将再一次以一个伟大的国家屹立在世界上。本书并不是一本消逝了的历史的记录，而是将以百万人民的鲜血写成的世界历史篇章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