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经济》
——一幅归乡画家笔下的水彩画
詹宗昊 20140700112
经济班
一 全文概括
《江村经济》一书的行文脉络大致梳理一下：
序和前言交代背景，以及为何要写下这本书。
第二章负责交代背景，即本次调查的对象：什么地方，什么人，什么经济背景。读者可以通过第一章在脑中铺设一个江村的大致框架。
第三至七章由小及大地为读者在这个大框架中填充了【人】这个元素的内容：
江村的一个人从孩子到成年到年老成长过程所要经历的过程（诸如教育 婚姻）以及局限在【自己家】中的关系（第三章）；
在【家】中成长面临的财产问题以及【家】更新换代时面临的继承问题（第四章）；
在【家族】中的关系以及相似的其他关系（第五章）；
由小及大【户】（即家）【邻里】【村】地介绍了【人】在江村这个区域社会中的关系（第六章）；
最后介绍了【人】在江村生活的各个细节。
第八章谈到了江村农业是村民共同的基本职业，从事专门职业如手工业和服务行业的人员非常少，并说明了两类渔业户的不同。
第九章概述了计时系统。
第十至第十四章介绍了江村的几大产业：农业、蚕丝业、畜牧业以及商业，为读者在框架中填充了【产业】这个元素的内容。
第十五章介绍了江村人民手中的资金流向问题。
第十六章则是全篇的画龙点睛之笔，指出了中国农民现存的问题并阐述了自己的分析与思考。
（原来是有完整的概括，但对于读过《江村经济》的人来说是赘述，故作为附录1）
至此，费老由点及面，视角从一个普通的村民逐渐延展至整个村落，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客观具体又生动优美的江村经济“水彩画”。
二 与《寻乌调查》的对比
①完整性与准确性
上文将《江村经济》形容为“山水画”，是在我读完《寻乌调查》后读本书得出的感受。《江村经济》与《寻乌调查》同为社会调查，行文风格各有特色。在我看来毛泽东写下《寻乌调查》时，如同一个旅行至此的摄影师，将自己不认识的，想了解的都拍成了“照片”；而费老则像一个归乡的画家，用自己的笔墨将江村描绘在画布上，向我们展现了一幅“水彩画”。
“照片”与“水彩画”的区别，在于照片是对现实的复制，丝毫不差，而水彩画则是画家在心中略去繁杂的细枝末节，将最想记录的部分留在画布上。阅读《寻乌调查》时，读者如同在寻乌上方俯视着寻乌，寻乌的每个角落，每个细节都一览无余，清清楚楚；阅读《江村经济》时，读者如同跟随着一个村民参观此地。在描述零售店的时候，二者的区别十分明显。
《江村经济》： 三家杂货店在三座桥附近。它们主要出售香烟、火柴、糖果、纸张、蜡烛、纸钱及其他带宗教色彩的物品。我未能估计他们的存货数量。我也无从计算他们每天的平均销售量。主要困难是他们不记账。按他们所说，每天销售额两角至一元不等，很明显，他们不能供应全村以各种日用必需品。我即将谈到，大多数货物是靠航船从城里购运来的。周向我描述了杂货店的功能。
《寻乌调查》：大的上十家，连同小的共十六七家杂货店。志成(兴宁人)、纶泰兴(吉安人)、义泰兴(吉安人一、本地人一合股)、义成、潘月利、王润祥、潘登记、祥兴、永源金(以上六家均兴宁人)、均益(挑担子出身，本地人)、骆晋丰(本地人，杂货商人中只有他是个地主，收租三百担)、范顺昌(福建人)、黄裕丰(福建人)这十三家，就是大一点的杂货店。其中黄裕丰以黄烟、纸张为主要生意。其他都是以布匹为主要生意。次于布匹就是洋货生意。这个小小市场竟什么洋货也有卖，略举之有一百三十一种: 【在此将131种商品一一列出，由于过长我将 这一段附在附录2中】以上一百三十一种，商人都叫作“洋货”，在杂货店里出卖。其中打横画的二十三种是销数较多的，没有打横画的各种销数都少。一百三十一种中有一百十八种是从梅县及兴宁来的，梅县来的占最大多数，只有洋袜子、围巾等织造品大部分是从兴宁来的。明瓦、对联二种完全从赣州来。皮枕、信纸、信封、铜煲、洋油、扇子、水烟筒、毛笔八种，梅县、赣州两处都有来。皮枕、信纸、信封、瓷器、扇子、水烟筒，赣州货不但占多数，而且比较好。信纸、信封，赣州的是本国纸制的，梅县的是用洋纸制的。洋油、纸烟则广东来多，赣州来少。纸烟是梅县、兴宁、赣州三处来。毛笔亦赣州来多，梅县的只有很少一点。
上例可以看出《寻乌调查》在完整性和准确性上是远远高于《江村经济》的，在11万字的《江村经济》中，出现详细数据的次数仅有8次，而《寻乌调查》截然相反，近乎70%的篇幅用于列举数据或名单。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选择了获得数据、陈列数据，而费孝通选择了获得数据、描述数据。在完整性和准确性上，《寻乌调查》比《江村经济》做得更好毋庸置疑，但是这同时带来《寻乌调查》不可避免的弊端：简单的繁杂数据堆积会使读者难以跟随作者理解主旨，从而产生不适感或是迷茫感，而这就是大部分读者在二者之间更喜欢《江村经济》的原因。费孝通的叙述虽然不算太生动，但通俗易懂，得出了数据，将其转化为读者更容易接受理解的语言描述出来，这就是《江村经济》的魅力。
如果在二者中让我选最喜欢的文章，我会选择《江村经济》因为它很美；但若是让我选择最好的社会调查，我会选《寻乌调查》，因为《江村经济》优美的语言下，我只能跟着费老的脚步，得到的只能是是费老的分析（即便有不同的观点，也只是反驳基于原文的分析），而基于《寻乌调查》罗列的数据，我可以得到自己的观点与看法，与原作的观点对比，这种与作者一起探讨问题的感受，是《江村经济》做不到的。若是费老能在最后附上他所得到的数据，想必会更加完美吧。
②客观性
费孝通与毛主席二人在写下《江村经济》和《寻乌调查》时已经相当客观，但《寻乌调查》仍不可避免地带有些许个人情绪，尽管并不明显，但仍能在细节处体现出来：
1借主时时想吞并贫农的房屋牛猪，或他很小的一块田，或一个园子，察到贫农要钱用，就借给他，还不起，就没收抵押品。也有中等地主借这种吞蚀贫农的小份子债的，古柏的祖父古有尧就是一个例。他曾经用这种借贷法吞并贫农三个菜园子、两个房子。今天借一元，明天借两元，逐渐成一大注，便有资格吞并一个菜园子了。他常常处心积虑，用这种乘人之危、零碎借债的方法去谋人的财产。
2听见人家卖了儿子了，债主就急急地到他家里去讨账。“卖了奶子还不还埃(我)吗!”债主很恶声地叫着。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这时候是他这笔债的生死关头，卖了奶子犹不还他，钱一用掉，永久没有还债的机会了，所以他就顾不得一切了。
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
3星奎(珠村龙虎坑)，二百石，平远中学毕业，国民党做干事，南昌训政人员养成所毕业，新寻派的中坚分子，反动之极。
在毛泽东的《寻乌调查》中，隐约透着几丝红军色彩：批判反动派和批判斗争对象，罗列反动分子的词汇，大多是诸如“同谋”之类的贬义词，在描述恶劣的卖孩子时，情到深处，迸出一句“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这些带有主观情绪的小细节在全文并不是很明显，实际上，在描写一些明显违背道德和法律的事时，很容易带有主观的色彩，两位作者已经尽力陈述的客观，不带有个人色彩，这在描写“高利贷”（原文太长，对比附在附录2中）可以看出。《江村经济》在谈到女性地位低下及农业与副业的矛盾和《寻乌调查》谈到剥削和土地分配时，文章并没有偏袒某一方，仅仅是作为一个路人记录下来。
《寻乌调查》会带有几丝主观情绪的原因，在我看来是因为调查对象与《江村经济》不同。《江村经济》的调查对象是费孝通的老家，他要调查的人是当地淳朴的农民。
（原文：弦弓村属于吴江县，而我就是吴江人，我首先在语言上就有一定的有利条件。中国各地方言的差别是进行实地调查的实际困难之一。村里的人们除自己的方言外，一般不懂得任何其他方言。作为一个本地人，就不必再花费时间去学习当地方言。而且同乡的感情使我能够进一步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去，不致引起怀疑。）
而《寻乌调查》的调查对象，是毛泽东刚刚率领红军解放的地方，也就是说他和这里并不会有太多感情，但是他要面临的是土地分配问题，面对的对象不仅仅有普通的农民，还有敌人（地主、富农、反动分子）
（原文：寻乌调查是一九三○年五月四军到寻乌时做的，正是陂头会议(二月七日四军前委与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后，汀州会议(六月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前，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
要剥去好感客观地叙述比剥去批判客观地叙述要轻松得多，即便描述对象是自己的敌人也能做到几乎不带有个人情绪足以看出毛泽东的功底。尽管如此，在客观性上，单就调查本身而言，《江村经济》是略胜一筹的。
（最后附上我的思考：如果说毛泽东是在叙述自己的敌人时带有了主观情绪，那费孝通会不会因为主观情绪而将诸如“弃婴”之类与道德相悖的事用“客观”来粉饰呢？这以我现有的能力还是难以辨别的）
③调查目的
《江村经济》调查的内容是：农民的生活是什么、江村经济现状是什么和江村经济出现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问题、怎么解决问题。
《寻乌调查》调查的内容是：寻乌的经济现状是什么、商业是什么、地主/农民的划分标准是什么、当地的剥削是什么和土地分配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问题、怎么分配。
也就是说，这两篇调查重合的部分只有调查当地的经济状况。
《江村经济》最终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改变中国农村贫穷的现状，为此，他需要了解农民的生活，记录下一个普通农民从小到大的生活与外部环境，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近半的篇幅去陈述农民的生活，但数千农民的生活不是一篇调查能够完全罗列出来的，因此他需要的是抽象出来一个“农民”使其最符合数千农民的大部分特点，同样的，在陈述农业、蚕丝业和商业等经济现状时，他也需要概括提炼。
《寻乌调查》最终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分配土地以及商业是什么（前言提到），与《江村经济》不同的是毛主席并不关心农民的生活是如何的，他需要关心的仅仅是有多少财产算【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富农/贫农】、有多少土地、每个人分多少的问题，而这些只需要把数据列出来就可以了，不必像《江村经济》一样完整的描述一个农民的生活，同理，商业和剥削是什么都只需要列出数据再简单分析即可。
由此可见，看似《江村经济》和《寻乌调查》都在调查农民，实际上调查的对象并不相同，这导致了《江村经济》的行文方式难以和《寻乌调查》相同，反之亦然。不加前提或是断章取义地将两篇文章做对比容易陷入“苹果好吃还是梨是黄色的”的争执。
三 收获
上文提到了两篇调查的对比，是基于我先阅读了《寻乌调查》后阅读《江村经济》的感想，下文将谈谈我从《江村经济》学习到的收获。
①第三人称跟随的视角
女孩子终于到了她丈夫的家中。她发现自己处在陌生人的中间，但这些人又属于和她有着最亲密的关系的人。她的地位是由习俗来支配的。夜间，她和丈夫睡在一起，她必须对丈夫十分恭顺。她只能和丈夫发生两性关系。白天，她在婆婆的监督下从事家务劳动，受她婆婆的管教。她必须对她的公公很尊敬但又不能亲近。她必须灵活机敏地处理她和小姑子、小叔子的关系，否则他们将同她捣乱。她要负责烧饭，而在吃饭的时候，她只能坐在饭桌的最低下的位置，甚至不上桌吃饭。
这是【家中的儿媳妇】中的一个片段，行文中读者犹如跟随着一个新婚女孩来到丈夫的家，看着她的生活。这样的叙述远比干巴巴的“新娘往往地位低下必须小心谨慎处理家庭关系”显得具体生动得多。要介绍一个人，与其说他是怎样的人，不如记录下他的生活，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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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费孝通尊重事实、客观分析的态度，使我感到受益匪浅。
附录1（全文完整概述）
第一章是前言。
第二章主要讲了调查区域的界定，人工河渠、交通发达的地理状况，以种植水稻为主，蚕丝业为辅的经济形势，并说明在世界经济的冲击下蚕丝业的衰落对开弦弓村人的影响。同时以地图辅助来概述村庄格局，详述村里人由本村人和外来人组成，并阐述了二者的特点，最后解释选择开弦弓村作为调查区域的理由。
第三章以家这个基本单位为中心，介绍了该村的社会背景，主要分析了父母与子女、夫与妻这两种家庭组织的基本关系。前五小点主要是讲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后三点主要是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又主要围绕重视香火绵续的父系传代原则（也就是说只有儿子才能接续家系，传承香火）、父母对待子女的态度及孩子接受教育的社会化过程。夫妻关系则主要围绕婚姻关系的建立过程，夫妻、婆媳的关系及表亲联婚、小媳妇等特殊婚姻形式。
第四章第一部分揭示了所有权是什么及财产的分类。第二部分分析不同种类的物如何为不同的成员所拥有，以及不同类型的所有权是如何在各成员之间分配的，最后指出家长的权威性。第三部分讲述了财产的传递过程主要在三个阶段，结婚、分家及去世。第四部分继承对婚姻和继嗣的影响以一个人没有孩子或有女儿无儿子为例来详细阐述，说明赡养老人的义务不仅靠法律的力量来维持，而且靠人的感情来保持。第五部分说明孩子对父母的赡养不仅在他们生前，也延续到祭祀等对灵魂的福利。第六部分简述了新继承法与开弦弓村实际情况的不同。
第五章第一二部分分别讲述父系、母系亲属关系如何扩展。第三部分讲述亲属关系扩展的另一种方式——名义上的收养，并说明名义上收养的社会关系与亲属关系相似。第四部分说明亲属称谓的延伸使用也很普遍。
第六章第一部分讲述户的定义和非家成员进入一户的办法。第二部分讲述邻里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讲述村民祭祀灶王爷和刘皇的习俗，分析了灶王爷的警察职能，揭示人们聚会的真正意义是娱乐多于宗教或迷信。第四部分说明村长通过村政府履行职能。第五部分讲述了保甲这种强加的行政体制。
第七章讲述了节俭思想对消费的控制，住房格局，以水运为主的运输方式，衣着特点及其功能（说明衣着不仅在于保护身体，也是进行社会区别），开弦弓村人的主食及供给方式，说明娱乐活动多出现在生产活动的间隙以及村民正常生活的最低开支。
第八章说明农业是村民共同的基本职业，从事专门职业如手工业和服务行业的人员非常少，并说明了两类渔业户的不同。
第九章概述了计时系统，并说明三种立法均被使用及各自使用情形和村民的活动时间表。
第十章讲述了农田分布及灌溉，水稻种植过程，农民合作的劳动组织，详述了科学与巫术都只是用来对付自然灾害的手段，只要科学无法提供更为有效的认为控制自然的方法，巫术就难以完全消除。
第十一章讲述了湖泊河流道路的所有权，农田的所有权，雇农及小土地出租的具体情况，完全所有制下的税收和土地继承对农业的影响。主要从土地的特性说明农民为何很抵触将土地卖掉，不在地主制下地主如何收租，农民如何交租以及随着时局的变化这种交租制度的变化。
第十二章画出了蚕丝业变迁过程的图解，分析了促使变化的外界力量与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相互作用的变迁过程，讲述了变革的力量及意图，当地政府对变革的支持，养蚕改革计划的实施过程，合作工厂的运营情况，政府对改革的支持，改革中的困难和挣工资对亲属关系的影响。
第十三章讲述了养羊及贩卖的具体情况。
第十四章主要讲述了交换方式，内外购销相互依存，来自其他村的小贩和来自城镇的两名小贩做买卖方式的不同，说明航船作为消费者的购买代理人是无偿的，而作为生产者的销售代理人才是它获利的主要途径。
第十五章第一部分说明积蓄与亏空存在的现状及原因，第二部分讲述因大笔款项需求产生的互助会多是为办婚事筹集资金或为偿还办丧事所欠债务和互助会的具体操作办法。第三部分说明村民稻米储备不足时通过航船进行借贷，主要是借米。第四部分说明产生于城镇与农村之间的高利贷的具体操作方法及产生原因。第五部分说明信贷合作社的失败。
第十六章中国的土地问题是本书的点睛之笔。深入浅出的说出了中国农民生活问题关键之所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收入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程度，接着就道明了其来源是中国的土地政策问题，比如在地主剥削土地所有制下，从事农耕不足以维持生计，在条件许可下必然会带动副业、手工业的发展。一旦副业、手工业受到打击（如外来技术的冲击）直接后果便是生活贫困，最终引发冲突。在发现问题后，作者提出了解决中国农民生活问题的方法，即恢复农村企业。
附录2 （《寻乌调查》与《江村经济》部分片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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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继/卖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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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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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姑娘卖奶子，都要还埃。”这是寻乌的习惯话。债主们对那种“可恶的顽皮农民”逼债，逼到九曲三河气愤不过的时候，往往是这样说的。读者们，这不是我过甚其词，故意描写寻乌剥削阶级的罪恶的话，所有我的调查都很谨慎，都没有过分的话。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下细问了寻乌的农民，看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细问的结果，那天是三个人开调查会，他们三个村子里都有这种事。刘亮凡是城区富福山人，富福山离城十八里，那村子里共有三十七家人，分为刘、曹、陈、林、黄五姓，共有五家卖奶子(客籍叫儿子曰奶子)的，内三家都姓刘，是刘亮凡(城郊乡苏维埃主席)的亲房，名字叫做刘昌育、刘昌伦、刘昌纯，其他两家，一家叫林芳廷，一家叫陈良有。刘昌育(刘亮凡的胞叔)是小木工人，余四个都是佃农。刘昌育有四个奶子卖去三个，刘昌伦三个奶子卖去一个，刘昌纯两个奶子卖去一个，林芳廷三个奶子卖去两个，陈良有一个奶子卖去一半。五家都是因为破产到完全没有了，没法子，把奶子变卖得些钱，一面还清债主的账，一面自己吃饭。买主都是附近村庄里的本姓绅士和富农，绅士更多，富农次之。卖价每个百元(起码)到两百元(最多)。卖时两家在名义上不说“卖”而说“过继”，但社会上一般都说“卖奶子”。要写张“过继帖”，普通也叫作“身契”。过继帖上面写道:
“立过继帖人某某，今因家贫无奈，告借无门，人口嗷嗷，无力养育，情愿商请房族戚友将所生第几男过继于某宗兄为男，当得身价洋若干元。自过继之后，任凭养父教读婚配，倘有打骂等情，生父不得干涉。两方甘愿，并无勒迫，不敢生端异说。恐口无凭，立此过继帖一纸为据。
媒人某押
某押
某押
房族某押
某押
某押
戚友某押
某押
某押
父某押
母某押
兄某押
弟某押
某某代笔
某年某月某日立”
这种卖身契只有卖主写给买主，买主不写文件给卖主。所谓媒人即是中人，多的有四五个，都要“水扣钱”，抽卖价的百分之五。房族戚友临场有多到十几个的，都要“画押钱”，归买主出。亲房及强梁的(多半是绅士)画押钱要多，有十多元到二十元的，普通房族戚友画押钱每人一元以内。奶子的年龄有三四岁的，有七八岁的，有十三四岁的。买卖奶子，由媒人背了送到买主家。这时候奶子的父母总是痛哭流泪，甚至两夫妻打起架来，妻骂夫没有用，寻不到饭吃要卖奶子，旁人也多有替他们流泪的。刘昌育卖奶子，他的侄儿刘亮凡就是一个看不过意流了泪的。现在讲到调查会的第二个农友李大顺，看他供给的材料又是怎样?他是双桥区的黄沙村人，他那个村是个有人家四百户左右的大村，内中卖奶子而被他亲眼看见的有五家，每家卖出一个奶子。有一家是卖往广东平远县的八尺地方，李大顺在路上撞到这个背着小奶子的父亲往平远方向一路哭了去，这人撞到熟人脸上不好意思到十分。他为什么要把奶子卖往广东八尺呢?因为卖的价钱更高，一个奶子卖得二百多到三百元。不论卖到什么地方，四五岁的幼年奶子卖的价钱更高，因为容易“养得疼”(带得亲)。年龄大了，像八九岁的、十多岁的，反倒卖不起价钱，因为不容易带得亲，并且容易跑掉。至于到调查会的第三个农友梅治平，他是双桥区蓝田村的农民，他村里也有卖奶子的事。他的叔父梅宏波穷得不得了，三个奶子一个过番(往南洋)去了，一个在家，一个卖往平远。附近暗径村，贫农梅传华七个奶子，卖出五个。那天调查会到的就是刘、李、梅三位，他们自己村子里出卖儿子的事，就有上述那么多起。三人中一个是北半县人(刘)，两个是南半县人，那末全县的情形也不难推知了。据他们说，在他们所知道的地方，每百家人家有十家是卖过儿子的。刘亮凡说，他曾见过和听过卖儿子的事，在他家乡的附近共有上百的数目。
普通总是卖儿子，卖妻卖女的不经见。
听见人家卖了儿子了，债主就急急地到他家里去讨账。“卖了奶子还不还埃(我)吗!”债主很恶声地叫着。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这时候是他这笔债的生死关头，卖了奶子犹不还他，钱一用掉，永久没有还债的机会了，所以他就顾不得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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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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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是因为孩子死亡而无子女的。一个男人上了年纪而没有活着的孩子时，可以领养一个男孩。他可以自由选择一个养子。在领养时，他必须邀请他同族的人，在他们面前，与孩子的父母或孩子的其他负责人签订契约。契约分两个部分：一方面，养父正式允诺，保证养子具有正式的地位，特别是继承权。另一方面孩子的父母或负责人保证断绝他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同时以孩子的名义担保在养父或养母年老时赡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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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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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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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剥削
1.钱利
钱利三分起码，也是普通利，占百分之七十，加四利占百分之十，加五利占百分之二十。通通要抵押，有田地的拿田地抵押，无田地的拿房屋、拿牛猪、拿木梓抵押，都要在“借字”上写明。大地主、中地主、公堂、新发户子(发财的小地主及富农)都有钱借。其中以借额论，中地主占百分之五十，新发户子占百分之三十，大地主及公堂占百分之二十。以起数论，新发户子最多，占百分之七十五，中地主占百分之二十，大地主及公堂占百分之五。以借债人论，加五利(年利五分，每百元利五十元)、加一利(月利一分，每百元年利百二十元)差不多通通是贫农借的。加三利(月利三厘，每百元年利三十六元)也有，但极少。以贫农借额作一百，加三利占百分之二十，加五利占百分之七十，加一利占百分之十。贫农的借主多半是新发户子，三元五元，十元八元，零零碎碎，利上起利。抵押品贫农无田可指，多半指房子，指牛猪。借主时时想吞并贫农的房屋牛猪，或他很小的一块田，或一个园子，察到贫农要钱用，就借给他，还不起，就没收抵押品。也有中等地主借这种吞蚀贫农的小份子债的，古柏的祖父古有尧就是一个例。他曾经用这种借贷法吞并贫农三个菜园子、两个房子。今天借一元，明天借两元，逐渐成一大注，便有资格吞并一个菜园子了。他常常处心积虑，用这种乘人之危、零碎借债的方法去谋人的财产。他于地方的事、公堂的事一切不管，因为这些事颇妨碍于他个人的发财。他算得个典型的重利盘剥者。
加三利，多半是富农向富农借的，借债的用途是做米贩、做猪贩或者往市上开家小商店。为什么富农向富农借得到加三利，贫农只借得到加五、加一利呢?有两个原因:一是“趸”。普通总是二百元、三百元一借，还了来，作得用，不像贫农之三元五元一借，零碎得很，还了来，也不能作个什么用。二是靠得住。富农有田契作抵押，他的经营又是生利的、有希望的，不像贫农之财产很少，借钱多半是为消费或转还别人债务，很不可靠。
中等地主的钱多半是借给那些小地主中之破落户及正在走向破产路上的农民，他的目的也是在于吞并土地。
大地主及公堂的钱很少借给人家的，因为大地主的目的在享乐而不在增殖资本，做八十酒呀，起大房子呀，留了钱做这些用，送子弟读书也要用钱(这不是他的重要目的)。一小部分商业化的大地主，拿了钱去做生意。因此，也就无钱借与别人。那些有多钱余剩的，没有工商业可以大注地投资，零零碎碎借给小地主及农民，既借不得几多，又不甚可靠，他就宁可挖窖埋藏，不贪这点利息。加以军阀捐派频繁，看见多钱出借之家，就这也要捐，那也要派，闹得不得下地。陈炯明部下林虎、刘志陆[37]，在篁乡向大中地主、公堂、神会派了万多元，派过两三次，因此更发使他们把钱藏起来。
2.谷利
谷利比钱利重得多，乃富农及殷实中小地主剥削贫农的一种最毒辣的方法。十二月、三月两个期间借的最多。贫农为了过年，故十二月要借谷；为了莳田，故三月要借谷。不论十二月借，三月借，均六月早子收割时候要还他，利息均是加五，即借一石还一石半(三箩)。这种六个月乃至三个月算去百分之五十的利息的制度，乃是高利贷中很厉害的。
贫农六月收下早子，还去租谷和借谷，吃到八月就没有谷子了，又要跟地主富农借谷。八月借谷一石，十月打番子时候还他，加二利，要还一石二斗。若贫农十月还不起，只得同债主说:“埃今年毛有还了，明年早子收了再还。”债主就说:“也可以的，本利加算起来才行。借给你的那一石本，算加五利是五斗，那利息二斗利上起利也要加五，就是一斗，你明年六月总共还我一石八斗。”(本一石，加利二斗，又加利五斗，又加利一斗，共一石八斗。)那末从今年六月到明年六月一个对年，共是加八利。假若他明年六月又还不起，那末从一石八斗再行加五起算。假如那个农民到了那年番子时又还不起，转到次年六月，再转到次年八月，如此转下去，一年转两回，转到十年就成了一个十分惊人的数目。
3.油利
油利是所有借贷关系中的最恶劣者。所谓“对加油”，寻乌南半县有茶子山的地方都有的，北半县没有茶子山，所以没有对加油。什么叫做对加油呢?借一斤，还两斤，借两斤，还四斤，借四斤，还八斤，这样叫做对加油。什么期限呢?九月打油时候为标准，九月以前一年之内不论什么时候借的，一概对加利。
油山[38]是地主或富农的，租给贫农耕种，地主富农收油租，二十斤油收十斤，六十斤油收三十斤，计收百分之五十。地主富农收了这些油租，大概百分之九十是挑赴市场发卖，百分之十是用对加利借给贫农。但他借时，往往说这油是他儿子或他媳妇的私家油。有些呢，也确是他儿子、媳妇的私家油，富农家里的媳妇们和他还没有当家的儿子们常常有私油。它的来历是，当摘茶子的时候将过了，茶子树下的零茶子遗落没有拾的，他们就拾起，打出油来作为他们的私财，他们就有资格放高利贷。
“先生，借点钱给埃!”
“毛!”
“借点谷给埃!”
“毛!”
“毛有吃了，总要借点子!”
“油就有，埃奶子的。”
贫农目的不是借油，因为油利太贵了，但因为地主富农钱谷都不肯借，迫着只得借油，借了油去变卖成钱，再籴谷子吃饭。
也有借油吃的。贫农们打禾子，没有油吃，提个壶子跑到地主富农家里借一壶油，六月借油九月还，一壶还了两壶去。贫农家里没有秤，有些贫农的老婆、媳妇也不识秤，借一壶还两壶，她们是容易记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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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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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农村资金贫乏时，从城镇借钱给农村是必然会发生的。农民向城镇里有关系的富裕人家借钱。其利息根据借债人与债权人之间关系疏密而异。然而，如我已经提到过的，农民和城里人之间的个人关系有限，而且与农民有个人关系的人也可能没有钱可出借。结果城镇里便出现了一种职业放债者。职业放债者以很高的利息借钱给农民。这种传统制度，我们可称之为高利贷。
例如，无力支会地租并不愿在整个冬天被投入监狱的人，只得向别人借钱。高利贷者的门是向他敞开的，出借的钱按桑叶量计算。农民借钱时并没有桑叶，也没有桑叶的市场价格。价格是人为制定的，每担(114磅)7角。譬如，借7元钱，可折算成十担桑叶。借期在清明(四月五日)结束，必须在谷雨以前还款(四月二十日)。借债人必须按照当时桑叶的市场价格归还相当于十担桑叶的钱，那时每担桑叶为3元。因此，如十月份借7元钱，到第二年四月必须还高利贷者30元。在这五个月中，借债人每月付利息65％。这种借贷办法被称为“桑叶的活钱”。
清明时节，人们正开始从事养蚕业。在村里，这是经济上最脆弱的时期。冬天付不起地租的人，也不见得有能力还钱给债权人。在前五个月中，人们除了做一些生意外，不从事大的生产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借债人可以向债权人续借贷款，按米计算。这种方式被称作“换米”。不论市场米价如何，借米的价格为每三蒲式耳5元。借期延续至下一年十月。偿还时按市场最高米价计算，每三蒲式耳约7元。一个人在十月借7元到第二年十月应还48元，利率平均每月53％。
借债人如果仍无力还清债务便不允许再延长借期。借债人必须把手中合法的土地所有权交给债权人。换句话说，他将把田底所有权移交给债权人。土地价格为每亩30元。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是一个借债人而是一个永佃农。他每年须付地租(第十一章第4节)而不是利息。
地租为每亩2．4蒲式耳米或约4．2元。如果我们按巴克对农村土地投资所估计的平均利率8．5％计算⑤，我们发现每亩地值56元。因此，7元钱的贷款一年之后使债权人最终得利为一块价值89元的土地。
通过高利贷者，田底所有权从耕种者手中转移到不在地主手中，不在地主系从高利贷者手上购得土地所有权。不在地主制便是以这种金融制度为基础的(第十一章第4节)。
高利贷是非法的制度，根据法律，约定年利率超过20％者，债权人对于超过部分之利息无请求权⑥。所以，契约必须用其他手段来实施而不是法律力量。高利贷者雇用他自己的收款人，在借债满期时迫使借债人还债。如果拒绝归还，收款人将使用暴力并拿走或任意损坏东西。我知道一个实例，借债人死的时候，债权人便抢走死者的女儿，带到城里做他的奴婢。借债人通常无知，不懂得寻求法律保护，社区也不支援他。他完全受高利贷者的支配，如果借债人既没有钱还债，也没有田底所有权，债权人认为比较巧妙的办法还是让借债人继续耕种，这样可以保留他向借债人未来产品提出要求的权利。借债人被逼得毫无办法时，可能在高利贷者家里自尽。高利贷者便面临着鬼魂报复，也会引起公愤而被迫失去债权。这种极端的手段虽然很少使用，但在某种程度上，对防止高利贷者贪得无厌的做法是有效的。
高利贷者住在城里，每人有一外号。同我调查的这个村庄有关系的一个高利贷者，姓施，叫剥皮。这一外号说明了公众的愤恨。但他却又是农民急需用款时的一个重要来源。可供借贷的款项极为有限，而需求又很迫切。入狱或者失去全部蚕丝收益的后果更加势不可挡。向高利贷者借款至少到一定的时候，还可能有一线偿还的希望。
我未能计算出村里高利贷者放债的总数。因为田底所有权转移到村外的其他方式即使有的话，也是很少的。租佃的范围可能就说明了高利贷制度的范围。
高利贷的存在是由于城镇和农村之间缺乏一个较好的金融组织。在目前的土地占有制下，农民以付租的形式，为城镇提供了日益增多的产品，而农民却没有办法从城镇收回等量的东西。从前，中国的主要纺织工业，例如蚕丝和棉织工业在农村地区发展起来，农民能够从工业出口中取得利润以补偿农村的财富外流。农村地区工业的迅速衰退打乱了城镇和农村之间的经济平衡。广义地说，农村问题的根源是手工业的衰落，具体地表现在经济破产并最后集中到土地占有问题上来。在这个村子里，为了解决当前的问题，曾致力于恢复蚕丝业。这种努力的部分成功是很重要的，它也是在尖锐的土地问题下减轻农民痛苦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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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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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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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寻乌的文化
女子可以说全部不识字，全县女子识字的不过三百人。男子文化程度并不很低，南半县文化因交通与广东的影响比北半县更加发达。依全县人口说，约计如下:
不识字 百分之六十
识字 百分之四十
识字二百 百分之二十
能记账 百分之十五
能看三国 百分之五
能写信 百分之三点五
能做文章 百分之一
初小学生 百分之五(五千人)
高小学生 百分之八(八千人)
中学生 五百人
大学生 三十人
出洋学生 六人
秀才 四百人
举人 一人
(上列的百分数是每一项对于人口总数的比例。)
高小学生多于初小，是因为进高小的多由读蒙馆后直接进去的。全县初小每区不出十个，七区共七十个，每个以五十人计共三千五百人。此外半新不旧的初小，有其名无其实或者连招牌也没有挂的有八十个，学生约一千五百人。两项共五千人上下。
高小每区至少一个。双桥区经常有两个，有一时期(三二五暴动前)有过四个。南八区有二个，有一时期(三二五暴动前)有过三个。城区有二个(城内之城东学校及田背之曹仓学校)。篁乡有一时期(三二五暴动前)有三个。县城有三个(除城东)。全县经常有高小十三个，最盛时期(三二五暴动前中国大革命前后文化运动高潮时期)有十八个。普通每校有一百学生。前清光绪末年办起到最近，最老的有二十多年历史，共有学生一万左右，一万人中已经死掉了二千左右。高小学生大部分是小地主子弟，大地主与富农子弟各占小部分。
本县有四个中学，但都短命。项山大地主“屎缸伯公”办的知耻中学(项山小杭)办了一年，双桥地主们联合办的尚志中学(在坵坊)办了半年，澄江公立的普化中学(在澄江圩)办了两年，革命派办的中山中学(在县城)办了两个月，总共出了一百多个没有毕业的学生。中学生的大多数是在梅县、平远、赣州三处中学读书的(每处各一百名左右)。全部都是地主子弟，其中亦是小地主占大多数。
大学生中大多数出于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只占着五个。刘维炉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了一学期，刘维锷在北大读了二年，邝才诚在北京师大读了一年多，三个都是共产党员。二刘三二五暴动时被杀，邝任红军五十团参谋长，在澄江被谢嘉猷捉着割死。邝世芳在北京朝阳大学读四年，病死，思想是革命的。凌得路在北京文化大学读一年，到俄国留学，以不能供给饭费，在芬兰使馆教大使家塾，思想是革命的。五人都是由祠堂供给学费才进大学的。大地主出身的二十五个大学生(及专门学校学生)全部反动，主要如何子贞(河南矿务学校读了两年，寻乌靖卫队长)、赖世源(北京师大预科二年，在篁乡参加反革命)、刘鸿翔(北京文化大学读两年，在南八区领导反革命)，三人均在寻乌，其余多在外头，属于蒋介石派。共大学生三十人，十分之八是读法科。
出洋学生六人中，潘作琴(英国医科毕业，在汕头行医)、丘凌云(到英国走过一回，其实不算留学，天津锅炉公司工程师)、丘伟伍(日本帝大毕业，新寻派中坚，随何子贞跑了)、古子平(从日本买了一张文凭回来，大嫖大赌，篁乡人，做过教育会长，此次在篁乡炮楼中被红军攻走)四人均大中地主出身。曾有澜(最先出外留学的，光绪年间去日本，法科毕业，在奉天、北京、湖北做法官，中山中学派曾捧他为假首领，三二五暴动失败房子被烧，现加入改组派)、邝摩汉(日本留学，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北京文化大学教务主任，与寻乌大地主谢杰在南京办汽车公司)二人出身不属大中地主。曾是小地主，官费留学日本。邝是贫农，高小毕业，进南昌宪兵学校，有个什么人赏识他，供给他钱去日本。
秀才生存者全县还有四百个，其中篁乡区塘背古姓一村六百人中占去十一个，是秀才最集中的地方。古柏的高祖七十岁，死时起个“圣旨”牌坊，中间写着“亲见七代”，两边写着“眼见五廪贡”、“膝绕十二衿”，说的就是那时候他的孙子同时有十二个秀才。塘背古姓的旧文化在全县是最盛的，他们在政治上也历来占着支配的地位。南八区车头乡二千人中有秀才九人，也算是很多的。南八区龙图乡一千四百人中有秀才二个，则算是少的。近数年来，秀才们大多数无所事事，在乡村中当“老太”(本姓农民呼尊长叫“老太”，地方上人称他则曰“先生”)。这班人多半是收租的小地主，一小部分教书(旧书，也有新书)，又一小部分行医以为生。秀才都是地主阶级的产物，但也有极少数是从贫农阶级出身，受地主的栽培而读书进学的。寻乌唯一的现存举人古鹿苹，他的父亲是个雇农，苦得没有饭吃。他小时提个小篮子卖小口(糖子、荸荠、咸萝卜等等)，后来读书，先生见他聪明，不收他的学费，以此读出头来。他做过两任县知事、两任省议员。他在乡间是个极顽滑的，什么人都同他好，他亦表面上赞成新派，同时又禁止他的女儿剪头发，限制她的婚姻自由。南半县土地斗争起来，他采取反对态度，这次红军进攻古姓炮楼，他又主张投降。
南半县土地斗争胜利，每个乡苏维埃至少办了一个列宁小学校，普通是每乡两个，特别地方(龙图、牛斗光)办了四个，每校学生四五十人。学校及学生数比旧时国民学校增多一倍。小孩子们说:“若不是土地革命我们没有书读。”高小因无经费也没有教员(革命知识分子忙于参加斗争去了)，还没有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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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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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育
孩子们从自己的家庭中受到教育。男孩大约从14岁开始，由父亲实际指导，学习农业技术，并参加农业劳动。到20岁时，他成为全劳力。女孩子从母亲处学习蚕丝技术、缝纫及家务劳动。
另外还要讲几句村里的学校教育。公立学校根据教育部的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学生就学的时间为六年，是单纯的文化教育。如果孩子在6岁开始上学，在12岁以后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他的主要职业技能，蚕丝业或农业劳动。但在最近的十年里，养羊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的家庭副业。以后我们还要讲到这个问题。羊是饲养在羊圈里的，因此要为羊打饲草(第八章)。打草就成了孩子们的工作。因此，村子里的经济活动与学校的课程发生了矛盾。
再说，文化训练并不能显示对社区生活有所帮助。家长是文盲，不认真看待学校教育；而没有家长的帮助，小学校的教育是不易成功的。学校里注册的学生有100多人，但有些学生告诉我，实际上听课的人数很少，除了督学前来视察的时间外，平时上学的人很少超过20人。学校的假期很长。我这次在村中停留的时间比学校正式的放假时间长，但我仍没有机会看到村中的学校上课。学生的文化知识，就作文的测验看，是惊人的低下。
姓陈的村长，他曾经当过村中的小学校长，向我诉说，认为这种新的学校制度在村中不能起作用。很值得把他的理由引用在下面：第一，学期没有按照村中农事活动的日历加以调整(第九章第3节)。村中上学的学生大多数是12岁的孩子，他们已到了需要开始实践教育的年龄。在农事活动的日历中有两段空闲的时间，即从1月至4月及7月至9月。但在这段时间里，学校却停学放假。到了人们忙于蚕丝业或从事农作的时候，学校却开学上课了。第二，学校的教育方式是“集体”授课，即一课接着一课讲授，很少考虑个人缺席的情况。由于经常有人缺席，那些缺课的孩子再回来上课时，就跟不上班。结果是，学生对学习不感兴趣，并造成了进一步的缺课。第三，现在的女教员在村中没有威信。
在这里，我不能就此问题更深入一步进行讨论，但明显的是，村中现有的教育制度与总的社会情况不相适应。廖泰初③先生在山东地区对教育制度进行了实地调查。从他的材料中可以看到，不适应的情况不限于这个村子，而是中国农村中的普遍现象。应当进一步进行系统的调查以便提出更为实际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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