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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依:生平多阅历,胸中有丘壑

作者/来源:秋田 点击次数: 460

生平多阅历,胸中有丘壑

——读《江村经济》有感

20150700036 经济学 林依

回忆起第一次与费孝通所著《江村经济》的“见面”,是在一次马克思主义学院老师的推荐课上,他推荐我们阅读的书目之一就是《江村经济》,我下课之后在图书馆草草翻阅几页,觉得自己才疏学浅,还不足以对《江村经济》做较为深刻的感想体会,便放在书架上了。社会经济调查课上,胡靖老师推荐我们阅读《江村经济》,于是便开始认真读这本书,每天读十页,似乎能够慢慢体会到这本书的乐趣和奥秘,而由于与它第一次“见面”不太顺利,我想第二次以一本江村风土人情详述读物来阅读,并结合学习其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仔细品读。

《江村经济》主体内容分十六章,除此之外,还包括费孝通先生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给这本书所写的序言。正文的十六章内容分别为:“前言”、“调查区域”、“家”、“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的扩展”、“户与村”、“生活”、“职业分化”、“劳作日程”、“农业”、“土地的占有”、“蚕丝业”、“养羊与贩卖”、“贸易”、“资金”、“中国的土地问题”,围绕“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两个主题,集中力量描述中国农民生活的基本方面。费孝通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方法,从细微处着手,历时两个月对开弦弓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予以研究,包括社会习俗、家庭生活、亲属关系、农业、贸易等,从而得出具体的结论,对中国农村的历史现状有了清晰明确的定位。

我在读完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后才开始阅读《江村经济》,以此对比毛泽东的《寻乌调查》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发现二者确有大不同。

《寻乌调查》中,毛泽东对于前言的着墨不深,关于寻乌县及调查的创作背景还需要结合已学的历史知识。而在《江村经济》中,不仅有费孝通先生自己写的前言,还有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为他写的序言,正文之前着墨之深确实让人惊奇,但也是铺陈展开了费孝通写作《江村经济》和发表该文的缘由。这两部分介绍了费孝通先生在1935年的时候,经清华大学的导师史禄国教授的主张下,和妻子一起到广西大瑶山调查,但不幸的是中途遇到险境,他的妻子死去而他受伤了。经过医治之后,他在第二年暑期的时候回到家乡休息,准备出国。就在这个期间,费孝通接受他的姐姐的建议,去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参观访问。由于费孝通先生被村里面的合作社所吸引,便在村子里面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后来,费孝通先生出国留学,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得知他曾经在开弦弓村进行过调查,便直接指导费孝通先生进行论文写作。这篇论文在1938年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之后,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将其介绍到书局出版并亲自给《江村经济》作序,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江村经济》。在前言和序言中,可以了解到关于费孝通,关于《江村经济》的点滴故事,《江村经济》来源于一次开弦弓村的访问,而他的姐姐恰好负责该村的蚕丝业改革,村里人很信任他的姐姐,因此也给予他许多支持,使得费孝通在调查过程中免去了许多障碍。

《江村经济》的前言和序言对于我在思考调查前期的准备工作方向,十分受用。要完成一份出色的调查报告,要有一手数据资料的获得渠道,如通过亲朋好友、亲身实地考察、田野调查等,一手材料的获取需费尽周折但得来十分有价值,帮助在调查报告中的整理归结。

之后的十六章记述,《江村经济》独具特色,与《寻乌调查》颇有不同。《江村经济》是通过对一个江南村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的调查,包括家庭、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的扩展、户与村、生活、职业分化、劳作、农业、土地、养蚕业等进行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说明该村落的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会结构的关系,进而探讨这个区域的经济动力和问题,最终的目的是要了解整个中国社会农民的生活状况。尤其二者在土地方面有较大的记述差异,《寻乌调查》侧重的是土地关系和土地革命情况,而《江村经济》设计更多关于农耕方面的内容,这也印证了调查的目的十分重要。《寻乌调查》是为了红军开展土地革命提供参考,侧重的是生产关系而非生产,政治性鲜明。两者在描述上的侧重,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以后自身的调查中也时时要牢记我们是为了什么而进行的调查,而不是一味追求大和细。

费孝通先生回忆起开弦弓村的实地调查,曾说:“这两个月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是有重要意义的,包括了一年中蚕丝业的最后阶段及农活的最初阶段。”费孝通先生在这两个月的生产活动的调查,虽不足以描绘开弦弓村全年方方面面的事物,但可以满足他调查的目标。因此,在我们进行调查的过程中,重要的是制定调查目标,并寻找适合的调查对象,时间并不是最关键的要素,一份调查报告无须面面俱到,但需要点到实处,正中下怀。

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不仅展示出了一篇好的调查报告所应该具备的的准确和学术修养,其中蕴含的严谨认真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更是值得包括人类学研究者在内的所有要做社会调查的研究者去进行学习和借鉴。费孝通先生开篇即写道:“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我们的根本目的是明确的,这就是满足每个中国人共同的基本需要……这不是一个哲学思考的问题,更不应该是各学派思想争论的问题。真正需要的是一种以可靠的情况为根据的常识性的判断。”写作之时,已是1936年,当时的中国正深陷于民族危机之中,费老亲身田野调查,从开弦弓村窥探当时中国时局,时代性极强,可见其家国情怀之深切。


编辑:admin 添加时间:2018/1/3 23:3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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