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寻乌调查前面的部分的时候，会有一种觉得这个调查报告很平淡，没什么出彩地方，无非就是事无巨细的陈列着一些有关寻乌的事物。但是随着慢慢的深入阅读，你会发现毛主席的寻乌调查不是枯燥无味的陈列着一些既有的东西，反而是最真实最有说服力的社会调查。至于为什么要如此详细的记录寻乌的人和物，毛主席在寻乌调查第三章里也有回答—“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倘若走马看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这种研究方法是显然不对的”。

没读寻乌调查之前，我认知里的毛主席是一位有距离感的伟人。他是带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伟人，同时他也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些错误的决定。看了寻乌调查之后，我觉得毛主席晚年的一些错误的判断就不难理解。大概是居庙堂之高，看不到像寻乌调查这种真实的东西了。

“寻乌调查是一九三○年五月四军到寻乌时做的，正是陂头会议(二月七日四军前委与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后，汀州会议(六月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前，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这是毛主席关于为什么做寻乌调查的原话—为了了解中国的富农问题和商业状况。

如果问你中国当时的富农问题是怎么样的？该如何解决？中国当时的富农问题又是怎样的？如果按照现在学院派的风格的话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肯定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怎么样的，做一个文献综述看看前人的资料是怎么描述的，然后就是发一些在线问卷调查。但是这样的报告往往让人有一种距离感，给人一种“知识”的感觉，给人一种可信可不信的感觉。

但是毛主席在1935年写的寻乌调查没有引经据典，也没有说什么带有政治蛊惑的话语，但是却真真事实的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富农问题和商业状况，让人完全信服。完美的诠释了真实才最有说服力。当然我这样泛泛而谈也是不能体现我所说的寻乌调查的真实有说服力的。

 为了了解中国的商业状况，毛主席选择了调查寻乌城这个“既新又旧”的地方。用毛主席的原话说就是“寻乌城是这样一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怎么不值得我们注意呢?还有，寻乌城至今还是一个不定期的店铺交易和定期的圩场交易并行着的地方”。

那么寻乌城的新旧交织表现在哪里呢？

首先寻乌城市场里的商品既有传统手工业的产品又有大量的“洋货”—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品。其中洋货就有牙膏、牙刷、电筒等一百三十一种。而非洋货中柴米油盐、鱼、肉、酒等农业品。

而最能表现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剧烈交战的当属裁缝和伞这两个。

寻乌城里有用机器的裁缝十三家，手工的三家。所谓的机器就是缝纫机—“车子”。“手工与车子的比较是:手工做一件的时间，车子差不多可以做三件。工价的比较:每套短衣裤手工做七毛，机器做六毛。货色的比较:车子做的好于手工做的。机器哪得不驱逐手工?”。这一比较，在裁缝这个行业机器淘汰手工是必然的、大势所趋的。裁缝行业是这样，其他行业呢？不难看出就是在其他行业，机器替代纯手工也是必然的，传统的手工业会慢慢的消亡。

裁缝行业车子淘汰纯手工这真实的例子让我感触非常的深。在一个自然经济的社会，机器的出现让那些原来纯手工的裁缝逐渐被淘汰，而那些手工裁缝要想不失业不被淘汰就必须用车子。这大概是中国最初的机器淘汰手工的的真实现状的。1935年大概90年前，机器开始淘汰纯手工，而现代社会的我们依旧面临这这样的问题。从前车子淘汰手工但是还是需要人操作车子，但是现在生产的日益机械自动化，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到最后人该何去何从？

在伞方面就是洋伞淘汰纸伞了。当时寻乌城洋伞的销量占七成，纸伞占三成。纸伞每把四毛五。“洋伞有羽绸伞、洋布伞两种。羽绸伞通是日本货，中国不能做。洋布伞的洋布和铁骨也是外国来的，中国人把它绷起来，加上一个伞把子。羽绸伞每把价一块大几(谓一块五毛以上)，洋布伞每把一块二三。”纸伞虽然便宜，但是人们还是更倾向于买好看又耐用的洋伞了。“伞业现在没有人学徒弟了。拿寻乌城来说，不但现在，近十年来就没有人喜欢学做伞了。它的原因不外:一、伞业的前途是没有希望的；二、伞店的学徒比杂货店的学徒要辛苦，学做伞十三四岁才去学得，要煮一店人的饭，又要买菜，又要扫地，又要捡拾作坊里一切拉拉杂杂的东西。”

伞业的没落可以说是技术进步导致的。洋伞的出现淘汰了整个纸伞行业。这种结构性失业无法避免，而且这种结构性失业在今天出现的周期更短，处于现代社会的我们终身学习已经成了一种必须的技能了。

这两个例子大概是寻乌新旧冲突最剧烈最明显的的例子吧！

 为了了解富农问题，毛主席找了一个关键的切入点—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地主也好，富农也好，贫农也罢，他们之间各种复杂的关系皆源于土地关系。了解了他们之间的土地关系，就能对中国的富农问题有一个深刻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