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印度也有真正重要的、超过中国的地方。比如，从中国不成功的公共医疗市场化改革来看，印度国家的基本制度不会允许重大政策变动由少数人决定，而必须经过下议院辩论，包括反对意见的挑战。尽管迫切的社会问题经常被忽视，取决于动态政治中 “哪个议题能语出惊人和政治化”（Sen， 2013），但民主程序的确可以避免中国式的、动辄影响数亿人生活的决策机制。又如，印度一向接受大量外援，但至今也没有像中国的开放经济那样严重依赖出口和外资，从而对本土工业和市场有更多的保护。近年来，选举压力还促使上届国大党联盟政府推出了几项呼声很高的法规，加强对妇女的保护、提高反腐力度。2013年出台的《食物安全法案》，本着基本食物供给是基本人权的原则，要求以补贴价格向70%的农民和50%的市民提供面粉和大米。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法案遭到来自左右两方面、基于反对国家主义的批评，与中国民众对国家履行提供公共品责任的期望形成对比。

　　90年代以来，亚洲农村的资本主义高潮使得土地问题重新显现，且日趋尖锐。在印度，以现代化的名义，对耕地、牧场和森林的圈地横行。由于农牧民日益被迫与其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相分离，种植粮食作物又亏损，耕地有效利用下滑，谷物生产持续萎缩，直接损害了生计。从小生产者夺取的生产性财富包括自然资源，“作为大宗财产卖给私人公司，这个野蛮剥夺过程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Roy， 2001：60）。在政策鼓励下，大型矿产和水源项目，可以不经过任何有关移民安置和生态复苏等问题的协商而展开，由此引发了别无出路的抗争。中国的土地纠纷与此不同之处在于，非农化与财政上被公有土地支持的城镇化进程相关。私有的房地产和工业园区开发商占地，甚至强制拆迁，是赌在能靠一个短期、过热市场中的地价上扬偿付债务。但无论是印度的侵蚀部落土地，还是中国的侵占集体土地，都是对以各种形式依赖土地生存的共同体社群的剥夺，都是诸如开发投资、大农公司、金融家等私有大资本与国家联手所为。

　　一个纵容浪费和污染从而毁坏地力的体系，不可遏止地损耗着全球的环境公地。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化，在大量人口仍要以农为生的大国只能是死胡同。有限的地球和资源，不可能允许无限制的城市化，不可能保障多少亿像在印度和中国的农户外迁后的生存安全。只有为需要而非利润生产的、不断恢复和提高有机成分的农业，才是人类持续生存的条件。也就是说，至少在未来数十年里，多数的中印两国农村居民不可能在城镇找到稳定的工作，也不可能都靠市场供应获取食物。其人口数量预先决定了国际市场的局限和国家拥有基本食物主权的必要性。中国和中国人的命运，不能由从事粮食投机的跨国金融资本或间接掌握定价权的国际大粮商来操纵，更不能无视战争、冲突等突发事件和经济危机的风险。土地和粮食问题的再提出已不可避免。

　　由于资本依“空间整治”（spatial fix） 的逻辑扩张，全球仅存的各类共有土地（和笼统意义上的公地），及其被称为“最后的农民”的耕作者，正是农业资本化的目标，同时保证全球制造业生产链廉价劳工的供给（Harvey， 2001）。由于缺乏农业集约化和多样化方向上有组织的努力，人为的农村“剩余劳动”被不断从土地上挤压出来。在中印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农业文明中，寻求城市就业的“自由劳动力”造成空前的人口流动：在中国，官方的数字超过两亿。同年在印度，根据一项非官方估算，有“1亿之多”（Harriss， 2013：358）。在中印愈发拥挤和两极化的城市里，在管理不善且经常非正式、临时化的劳动市场上，新工人在失业、工作无保障、低工资、拖欠工资乃至血汗工厂等条件下挣扎。他们通常缺少组织和无论政府还是工会的保护，很难说已形成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而被称为尚未定型和定性的“流动阶级”。

　　与此相连是村庄的困境。在中国，除了土地碎片化和集体治理下滑等问题，农民还深受家庭分离之苦，以及农业劳动的老年化、女性化。这一点与印度情况不同。由于社会主义平等地权和性别平等的遗产，中国妇女较少经历印度妇女所面临的诸多在获得土地、贷款、农业投资、技术培训等资源方面的障碍（Sethi， 2006：89-90）。但是中国的流动人口中也有大量女性，她们的命运同样堪忧（Pun， 2005； Lee， 2007：part 3； Yan， 2008）。进城务工汇款固然大大增加了农户收入，但其代价是承受沉重的剥削之外（尤其在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中国工人向国际资本提供超级利润），还往往导致家庭分离、老幼无养，留守老人和儿童得不到正常的家庭照顾。许多孩子的教育也被耽搁，乃至心理受损、生活无着。

　　在印度，土地“作为生存、社会正义和个人尊严的基础，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 （Sethi， 2006：74），土地不平等问题因而再次浮出水面。可是，私有大公司和国际放贷机构所操控的市场改革，只依照他们自己的目标和方式进行。注重于产权明晰，并创立或扩大与金融市场紧密连结的土地市场，这类改革的导向是土地租金、卖地收入和地方政府财政。由于很多部落属地不曾被地权制度正式记录在案，私有化的重点是“建立基本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以便促进土地和资源交换市场化”（Sethi， 2006：76）。真正亟需的旨在改善无地和贫困农民生存状况的土地改革，反而“在主流政治议题中被长期搁置”（Lerche， 2013：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