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死了以后，我家里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我弟弟初中读完想上高中，村委会的人以我母亲的成份不好为借口坚决不肯批准，后来，三弟就一直没能再往上学习。我妈妈那个时候有孕在身，天天眼泪不断，眼睛都差点哭瞎，大姐1970年腊月就嫁人了，不能作为家里的劳动力，多亏我和哥哥顶的住家里才扛了过来。之后我们几兄妹一起肩负起这个家庭，为了赚够工分，保证家人不挨饿，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得出去上工，五点多的时候大队里面的喇叭就开始响，天色全暗了才能回来。村里还一直在搞什么批斗会，不过没有再针对我们。有些人不做事情，一天到晚喊毛主义万岁，打倒反革命，口号喊得响，居然也受到了重用。我有个叔叔那时候就是因为告了别人的密，举报有功，受到重视被分到县林业局去工作，后来就一直端着国家的饭碗，家境一直都比我们其他的人强，前几年他准备退休，还把自己家里的小儿子通过关系送进了林业局，继续吃国家饭。

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很憧憬共产主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口号也喊的很响。最激动人心的一次是大家都在传，共产主义到了麻塘县啦，共产主义社会昨天到了平江县了，共产主义今天上午到了湘阴县啦，共产主义明天下午就要到我们这里来啦。到了那几天，家家户户被要求在自家门前放上一个锅，里面盛满了饭，然后过路的人可以随便的到家门口来吃饭，不要钱，尽管吃，无处不饱暖，这就是当时我们当时遇到过的共产主义。不过这种日子没有过多少天，几乎家家户户都心疼那些米饭，不干了。

1976年冬天我们响应县里面号召去挑铁山水库，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从头年九月一直熬到到次年一月，最冷的日子几乎都是在工地上度过的。当时毛主席过世不久，我们每天上工之前要跪在毛主席像前先保证今天完成多少任务，然后再上工，回来后还要再跪着向毛主席像汇报今天的成果。在工地我们每天得工作十六个小时，晚上我们就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大人以及半大的孩子都睡在一起。大人工作一天得十个工分，年轻的孩子不能算正式劳力的是五个或者六个工分，挑完大堤之后再一起算，家里的人也能因此受惠。吃的饭菜已有改善，有米饭、红薯、以及苞谷，有的时候偶尔能够吃得像鱼和肉这样的荤菜，。当时最担心的是传说日本人从洞庭湖区撤退时往洞庭湖区投放了细菌，导致我们那儿周围的水系都有血吸虫。不少人由于长期接触生水，不幸感染上了血吸虫病。血吸虫区域从常德益阳水域一直到沅江再到安徽。洞庭湖地区病情算是很严重。当时国家十分重视，规定在镇里面治疗血吸虫病的时候不收钱。得病之后病人要专门去住院吃药休息，一般两个月都能得到控制。我大哥当时检查得了血吸虫病，和我说说胃疼，不过忍一会就能过去。由于他当时肩上的担子重，加上当时年轻，抵抗力还不错，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就一直没有去治疗，后来四十五岁前后，由于身体抵抗力下降，加上其他的诱因，患上了肝癌，去世之前血吸虫病后期的症状显示了出来，肚子胀的好大。直到现在，我们岳阳县的好多水系如毛家湖、新墙湖，依然有血吸虫存在。

1977年以后，村党支部的人给我父亲恢复了党籍，我们家终于摘掉了帽子。

1978年的时候，我们家里面还承包了五亩田，种了两亩棉花，父亲在世时曾送我去学了门裁缝，从此我就靠手艺吃饭，并向周围的学校承包校服生意。之后我就成了家分开住。几年间我们家的弟弟妹妹们相继挑起这个家庭的重任，抚养母亲，又相继成家，一直到最后一个小妹嫁人。

1990年到1993年间，河南那边的皮包骗子公司纷纷南下，许多人误解了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政策，也随着潮流往外面跑，不少人开始了在外面行骗，当时我们那个镇的骗子几乎在全国都出了名。外地人告到本地派出所之后，派出所也维护本地，没有当回事。一时间，行骗成风，不少人出外骗到了打火机、砧板、羽绒服等物品，也有不少的人因此起家。这边的名声在全国传开之后，别人对我们镇上的人都有了畏惧。不敢再来打交道了。90年代后期，我们县里面想招商引资，一直没有多大效果，这其中就有当时的原因。后来慢慢的这股风就煞了下来。之后就没有过了。

1998年的时候，我曾经和自己的兄妹合伙在岳阳市区试图开过一家米粉厂，由于当时市场上存在着米粉霸，要收保护费，导致生意没有办法经营，还经常有人故意不正当竞争，经营不到一年米粉厂就关门大吉。

2000年我的大儿子从部队出来后去深圳一家工厂做了机修工人。小儿子大专毕业也开始下海打工。由于年纪的缘故我家里的田也很少种了。每年还自己种些菜，养两头猪，遇上猪肉涨价的话，一头猪能赚五六百。县里要修高速公路穿过我们村子，村里面卖掉了好多土地，现在村里很少有人再耕田。特别是经历几次洪水之后，好多人往镇上做房子，本村安心种田的人几乎都看不见了，只有少数几家还在承包鱼塘。

2008年正月间，我的母亲不幸病逝，76岁走的。当时全村人几乎都参加了我母亲的葬礼，母亲在世时一直信奉菩萨，广有善缘。开追悼会时，村里的老人提及母亲的过去，都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