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洲村和高头村的老人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挑担。长洲村挑担主要是挑盐到赣南，另外，因为东江河流经长洲村，所以，不少长洲村的老人在旧社会还帮人划船到广州等地。而高头村则主要是挑米到粤东（老隆、兴宁或梅县）。挑担一般是“一驳接一驳”，一段一段路程都有不少挑担的人。高头村5公里外的公平乡是一个物资中转站，从赣州、定南等地的物资一般都会经过高头村达公平乡中转，然后达致粤东。从公平乡到老隆一般需要一天到晚的时间，而如果要到兴宁或梅县，则时间要几天，高头村的不少老人曾经挑担到兴宁和梅县，来回得几天。对于那些没有田地，赤贫的家庭而言，挑担几乎成为唯一的生路。而对于一般家庭而言，兼业比较稳定一些，还基本上能够保证有一点饭吃。长洲村和高头村的一般家庭的生计模式基本上都是“吃的靠种田，用的靠挑担”，粮食的供应主要靠种田，平时的花销则靠挑担赚回一点家用。长洲村和高头村所在的地方社会，实际上形成了一个规定人们日常生活的粮食循环系统：由于土地分配不均，使得一般的家庭种田主要是为了“吃”，但地主则是为了“卖”；在“卖”的逻辑之下，一般家庭实际上起了两个作用，一是把家庭收益压制最低，从而使得剩余部分的粮食集中到地主手中；二是地主通过市场体系，把粮食运输到别的地方（粤东实际上和赣南一样，都是粮食的出产区，主要销往潮汕和广州地区），一般家庭“挑担”完成了这种市场交换。于是，这种粮食循环系统规定了普通家庭的生计模式必然是农副结合的。不过，不仅贫困人家和地主卷入了粮食循环系统，对于那些家庭条件稍微好一些的人家而言，也是一样的。单单依靠粮食生产也是无法维持条件比较好的家庭的生计的，兼业自然也成为了一个选择，只不过，这种兼业不是贫苦人家的挑担，而是从事副业。长洲村的普通人家除了挑担，还可能砍柴、烧炭，而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可以种一些茶树，从而打茶油卖；高头村的普通人家，除了挑担，几乎没有什么选择，而条件稍微好一些的人家，则可能造纸——公平乡上有粤东商人开的纸行，专门收购周围地区的土纸，销往粤东。

可以这样认为，通过兼业，旧时长洲村和高头村的人们，保持了基本的生活，因为兼业是生活的必须，所以，其逻辑在于，兼业越多，生活越稳定。长洲村和高头村旧社会中处于最底层的民众是那些家中一无所有，只能靠打工维持生活的人们，由于没有农业的支撑，底层人们一般没有稳定的生活，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日子，因而，讨不到老婆的基本上都是这些人家，而如果可以讨到老婆，则家庭生活可以部分解决这个问题——妇女可以留在家中劳作，而男子如果有机会，可以在外从事副业。家庭稍微好一点的，一般会租种一些田地，以稳定家庭生活，即便收成不够，也可以因为有田地的支撑向别人借粮，当然，租种田地，特别是租种地主的田地，由于田租高，远远不够维持家计，砍柴、烧炭、挑担就成为选择。家庭再好一点的，租种的公堂田（祖功田）比较多，甚至家里有少量的田地，这种人家则有可能从事更加稳定的兼业，比如造纸。当然，对于那些有较多田地的地主而言，兼业本身的逻辑可能不在于维持生活，而在于获取利润，但是，丢失农业似乎并不符合当地的生活逻辑，因而，即便是追求利润逻辑下的兼业，实际上也会保证生活的稳定。可见，旧时客家地区的人们，无论贫富与否，实际上都把兼业看成时生存之必须：一方面，无法放弃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也必须依靠副业生产来维持家计。

兼业作为长洲村和高头村村民的家计模式，其逻辑甚至延续到集体化时代。人民公社制度下的长洲村和高头村，家计生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的运转。高头村集体时代的副业极其发达，“以副养农”的逻辑很明显。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副业单干是不允许的，在这种情况下，副业就变成了集体生产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高头村的集体副业，主要有两个形式，一是大队的副业生产，二是生产队的副业生产。大队按照劳动力的2％比例从各个生产队中抽调劳动力，主要从事几个方面工作。大体而言，这些抽调的劳动力主要分布在两个领域，一是福利提供者，这些劳动力主要处于消费的领域，大队干部、民办老师、赤脚医生以及文艺宣传队都需要从各生产队抽调劳动力，不过，因为这些福利提供者都是需要有技术含量的劳动力的，因而，无法按各生产队的劳动力比例平均分配。二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这些劳动力理所当然地处于生产领域，高头村的大队保留了部分耕地由集体耕种，因而，部分抽调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而大部分劳动力则从事副业生产。高头大队的副业只要有香菇、土纸、木材，这些副业生产都是用于交易，从而换取大队所需的开支。副业生产之于高头村，首先保证了福利提供，在这种情况下，提高了村民的福利水平，解决了高头村人的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的需求；其次，还解决了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高头村在集体化时代修建了大队办公楼、大礼堂、戏台以及发电站、碾米厂，极大地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以后，高头村有数目不菲的公共积累，而这些积累，很大一部分都是副业队创造的。可以这样认为，集体时代的大队副业的存在直接提高了村民的福利水平。而对于生产队的副业生产而言，效果更为明显。高头村的每个生产队都有副业生产，都会抽调三四个劳动力专门从事副业生产，主要是种香菇，生产原木，有些生产队还造纸。在香菇出产的时候，则全生产队的劳力统一抽调前去收摘香菇。生产队的副业有两个直接的作用：一是用农副产品换取农资。高头村的不少生产队生产香菇的主要目的都是将生产出的香菇前往邻近的广东龙川的供销社换取复合肥，从而提高产量。二是提高生产队的分值。那些资源（主要是山林）比较丰富的生产队，分值比较高。集体时代的农副结合的生产模式，一方面提高了人们的福利水平，另一方面业促进了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集体时代的副业，相对于解放前的维持家计的家庭副业而言，起逻辑已经有所改变，已经从维持最低生存的功能转变成提高生活的福利以及以副养农的逻辑，从而不仅在物资上提高了生产水平，而且，在精神上提高了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