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反过密化的农业生产同时存在的是，兼业的状况实际上也表现出双重逻辑：作为生存之必须的逻辑向致富的逻辑改变。作为致富逻辑的兼业，其存在的前提在于农业本身可以维持人们的最低生存线，并且，这种最低生存线的维持，不再需要内卷化的劳动力来维持，如此，剩余劳动力大量产生。传统的兼业状况，主要存在于季节性的剩余劳动力的使用上，并且，劳动时间的多少与生存直接相关。旧时的长洲村和高头村，村民必须保证农业生产的精耕细作，因而，平时必须由妇女打理田地，而在农忙的时候，家庭当中的全部劳动力都必须卷入其中。即便如此，由于农业产出极低，农业生产周期之间的大量的劳动时间无法产出相应的劳动成果，从而无法维持基本的生存，因而，副业的生产其实是填补这段劳动时间，和农业生产一样是维持基本的生存，换言之，副业是生存之必须。分田到户以后，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一方面导致了农业产出的提升，另一方面，也节省了大量的劳动时间，这直接带来了两个后果：农业产出的提高导致了农业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旧时意义上的生存线，换言之，农业的性质已经有所改变；更大的变化来自于填补农业生产周期之间的劳动时间的副业已经不再是生存之必须了，副业已经具有了另外一种剩余劳动价值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致富的逻辑产生出来。

窥视副业性质的变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工作。旧时的副业的致富逻辑，在土地分配不均的情况下，也少部分存在于那些占有较多土地的家庭之中，而对于大部分家庭而言，副业只是生存之必须。土改过后的几年之中，土地均分所致的后果是农业产出均分，在生产力比较低的情况下，副业仍然是生存之必须，只不过，这种生存压力已经大大降低。集体时代的副业很有趣，长洲村和高头村的副业之存在，都是在“以副养农”的旗帜下存在的。“以副养农”在基层的生产经验中有很实在的意义：集体时代，在农资短缺的情况下，副业生产的直接后果是可以获得较多的农资，从而明显地提高农业产出。正如高头村的生产经验，副业的发达本身，可以获得较多的尿素，直接提高农业单产。而实际上，“以副养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旧时的作为生存之必须的副业，其理想已经在于提高农业产出，以及提高生活质量。并且，集体时代的副业，与任何时候都不同的是，其副业的产出大部分用于集体福利的提高，换言之，对于每个家庭的家计而言，并没有非常直接的影响，而只是在间接提高人们的生活福利，并且，在集体提留和上交国家比较多的情况下，这种福利提高的感受并不非常强烈。如果延续这样的理解，就会很清楚地理解分田到户初期的家计生活。分田到户以后，长洲村和高头村人已经不担心农资的提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解决了一般家庭的最低生存线的问题，但是，与此同时的是，致富的话语慢慢上升，这不仅是因为小农家庭本身天生就有致富的冲动，还是因为政府的扶贫与致富的话语慢慢渗透进了家庭生产生活的领域。如此，长洲村和高头村都经历了一个共同的发展副业的时期：大量的木材被砍伐，人们的生活水准似乎一夜之间得到了提升。但是，这种涸泽而渔的发展副业的方式，并没有维持多少年，长洲村的森林面积并不广，向山要钱实际上并不很现实，因而，1980年代初期即有村民外出打工；而森林面积相对多一点的高头村，也很快把森林消耗殆尽。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长洲村还是高头村，山林砍伐背后代表的急于致富的逻辑，在山林已经无法保证实现这种逻辑的情况下，必须寻求别的副业来取代。长洲村所处的地理位置，很容易得到打工这个答案，而高头村的地方政府，则在1991年开始鼓励村民发展柑桔业。如此，致富逻辑的不断强化已经根本上改变了“以副养农”的逻辑，在农业生产已经稳定的情况下，农业对于村民的意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农业生产本身已经足够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了，产量业已达到了人们的预期；同时，想象农业生产本身实现人们的致富梦想，也不太现实。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着力的地方不在于耕地，而在于副业。与内卷化的农业生产向粗放型的农业生产转变相一致的是，长洲村和高头村人越来越关心非农生产所带来的对于生活水平提高的预期。因为非农生产决定了人们的生活预期，因而，兼业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决定着人们的生活逻辑。

从纵向上看，副业的发展以及打工经济的兴起，的确改变了传统的生活状况，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这也就是致富的逻辑。而从横向上看，非农生产本身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人们的生活压力，并且，副业以及打工经济也没有以高效率的状态实现人们生活的预期。在“兼业理论”看来，因为兼业本身无法实现如工业一样的流水线式的大生产，受制于自然生产周期以及产业转换，中间浪费了大量的劳动时间，因而，农业兼业肯定是一个效率低下的产业，这样的产业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们无法致富。（胡靖，2005）实际上，集体生产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业兼业的低效率问题，成立专门的副业队来从事副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专业化生产，解决了农业产业转换中间的效率消耗；并且，在农闲时期修路挖沟以及修水库，为农业生产创造基础条件，也解决了农业自然生产周期中间的效率损耗。而且，从宏观产业结构上看，工业生产的逻辑已经开始进入了农业生产领域，化肥农药的开始使用，使得部分的农业生产因为结合了工业生产而提高了效率。多种因素改造农业生产以及兼业状况，使得集体化时代的农副生产的生产效率有不少提高，也正是在这个逻辑下，可以想象，为何长洲村和高头村在集体化时代提供了大量的公共福利（包括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以及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物质和卫生文化福利）。分田到户以后的小农生产，没有改变的是，之前为解决农业生产周期效率损耗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仍然在起作用，并且，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工业生产逻辑进一步渗透进农业生产领域，从而使得农业生产在很短的时间内效率大大提高。但是，农业兼业却重新回到小农生产的兼业状态，专业化的副业生产被解体，在这种情况下，农副转化之间是存在效率损耗的。更大的消耗还在于，由于是一家一户的农业兼业状况，使得副业生产没有计划，从而在长期和短期的效率平衡之间失去了调节，在资源消耗型的副业生产中，这种状况在根本上决定了副业生产的低效率：这也不难理解为何长洲村和高头村在分田到户的初期大量砍伐森林，但很快就陷入了困境。如果从个体的劳动状况看，打工算是一个效率比较高的产业，但是，从一般的农户生产状况来看，打工同样具有农业兼业的性质。在“总有一天会回来”的预期下，长洲村人和高头村人的打工实际上并不遵守完全的工业生产逻辑。因为打工本身无法完全维持高水平的城市生活，因而，对于一般的家庭而言，农业仍然是一个主业（从长期来看）。长洲村的年轻人和中年人基本上都已经外出打工，但老人和小孩仍然留在村内，并且，因为生活的预期和现实生活的压力，大部分中老年人仍然耕田；高头村主要是年轻人外出打工，打工实际上是家庭日常生活的一笔比较小的收入，大量发展柑桔业以及保持农业生产仍然是家庭生活的基本态势。如此，农业作为主业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农业兼业的基本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