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美国历史上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上、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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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历史上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上） ［ 作者：佚名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439 文章录入：乌有之人 ］ 美国历史上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韩德强 1998年12月25日 自从资本主义降生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之争始终是各国不同政治经济派别分歧的重要成份。随着时代的变迁，一国可能从主张自由贸易转向贸易保护，也可能从贸易保护转向自由贸易。一般来说，在国际经济危机时期，贸易保护的声音往往抬头；而在繁荣时期，自由贸易又容易成为潮流。对于强国来说，自由贸易是占领弱国市场，打败弱国企业的旗帜；对于弱国来说，贸易保护是抵御市场强权，发展民族工业的盾牌。当一国从弱变强时，它就会开始赞同自由贸易；反之，当一国由强变弱时，它又会回到贸易保护主义路线上去。可以说，美国的历史就是根据本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力量强弱交替运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两种主张的历史，而美国也正是因此才从一个殖民地国家变为世界第一流的强国。不仅如此，由于英国力图保持世界工场的地位，美国运用贸易保护手段曾遇到很大的阻力。如果不是英国炮舰调动了美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激情，美国很难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如果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也许今天的美国也许就如同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一样，徒有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却仍受发达工业国的控制和掠夺，仍然贫穷落后。因此，对于今天追求强大的中国来说，破解南北美洲不同历史命运的奥秘，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一、独立战争、禁运和1812年战争 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但是独立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带来繁荣和发展。独立战争期间，由于对英贸易的滞阻，北美的制造业得到了一定发展，但从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看则仍远落后于英国。战争结束后，英国利用自身强大的制造业和商业优势，一方面对美国的出口实施严厉的商业限制，包括禁止美国货进入西印度群岛；另一方面则向美国大量倾销英国货。独立前夕，北美平均每年运往英国的生铁为3929吨，1791年下降为797吨。烟草、稻米、蓝靛等大宗农产品的出口也大幅度下降，由此带累商业和航海业停滞，造船业衰落。据统计，从1784年到1786年，美国从英国进口的货物总值约为760万英镑，而同期美国向英国出口则仅为249万英镑，逆差高达521万英镑。出口萎缩、市场缩小，使价格大幅下跌，商人、农场主纷纷破产，债务链条破裂，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许多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最著名是的谢司起义。在美国史上，1781年至1789年被称为“危机时期”。从竞争的观点来看，其实质是英国挟裹着其市场竞争的强者优势对新独立的弱小的美国进行打击，以经济殖民来代替政治、军事殖民。 危机给美国上层社会带来了广泛的冲击，“美国向何处去”一时成为报纸和小册子所讨论的焦点。在一片喧嚣声中，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两大声音至今仍清晰可辨。推崇自由贸易多为南部大种植园主、北部大商人。在危机时期，南部大种植园主兼并了大量小农的土地，巩固了竞争地位，他们虽然对英国限制出口不满，却得益于优质廉价的工业品。因此他们主张自由贸易，一方面要求英国取消出口限制，另一方面试图摆脱英国的商业垄断，开拓南欧、北欧市场及其他全球市场，同时则加快向西部扩张，将西部广袤的土地变为农产品的生产基地，以增强美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北部大商人也主张自由贸易，因为他们的利益得益于对外贸易的扩大，无论进出口是否出现逆差，只要贸易总额上升，就少不了他们的利润。主张贸易保护者成份比较复杂，既有保卫独立战争成果的爱国主义成份，又有在谢司起义前巩固统治秩序的成份，既有受英国打击最沉重的广大小农，又有为数不多的制造业主。由于当时主要矛盾是抵制英国的经济侵略，因此，主张增强邦联政府力量、加强贸易保护的代表，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事实上控制了政府决策。汉密尔顿认为英国的力量来源在于制造业，因此美国必须重视制造业的发展。而要发展制造业，则必须有政府保护。他指出需要政府保护的三个理由，一，外国政府对制造业有保护和奖励；二，农业国居民出于习惯往往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熟悉的职业；三，制造业国在技术、资金、市场方面已经具有优势，这就使“最新建立制造业的国家与制造业已成熟的国家在平等条件下进行竞争，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行的。” 遗憾的是，尽管汉密尔顿提出加强联邦政府权力、重视制造业、提倡贸易保护的一揽子方案，但由于当时美国社会经济结构由依附于英国的种植园主和大商人主导，故唯一落实的是加强了联邦政府权力，建立了财政税收制度，恢复了公共信用，顺利发行了新国债，使联邦政府不再有名无实。然而汉密尔顿所珍视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却未得到推行，1789年的的关税法案规定进口税率仅为9%，远不足以保护新生的制造业。英国知道自己的竞争优势所在，一开始就禁止机器和技术以及技术人员外流。由于西部土地的吸引，美国工人的工资平均又比英国高1/3到1/2。加以英国企业主资金雄厚，有现成的销售网络等因素，使美国制造业举步维艰。1801年的326家股份公司中，只有8家投资于制造业，仅占总数的2.4%。 如果照此发展下去，美国很难摆脱后来中南美洲各国的命运，成为欧洲工业国的附庸。因为主宰着独立后美国社会的是大农场主和大商人，他们都从依附地位中获益。发展制造业的每一个重大措施都与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相抵触，征收高关税首先种植园主要花更多的钱购买欧洲的工业消费品，如果对方实施报复性措施，则还会连带出口下降，价格下跌，收入减少。在这种社会经济结构中，资源越丰富就越可以依赖开发资源来获取收益，就越缺乏发展制造业的动力。杰斐逊的自由贸易主义和农业国之梦，正是建立在对美国丰富资源的依赖上。这个甜美、舒适的梦完全有可能将美国的制造业腻死。 正当美国迷迷糊糊地做着西部农业梦的时候，英国的军舰的炮声把它惊醒了。1807年，英国为与拿破仑作战，炮击美国战舰“切萨皮克号”，强征舰上海员。此举激起了强烈的反英爱国情绪，1807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禁运法案》，禁止一切船只离开美国前往外国港口，意在用中断对英国的农产品供应来教训英国。不料，禁运不仅没能给英国造成伤害（英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进口粮食，本国也生产粮食），反而使美国经济全面瘫痪。禁运充分暴露了美国经济的殖民性和依附性。1807-1808年，美国出口下降88%，进口下降59%，航海业濒临破产，大批海员失业，北部的大小商人损失惨重，农产品价格不断下跌，小农场主和小业主纷纷破产，工业消费品供应发生严重困难，关税收入急剧减少，财政出现巨额亏空。在强大的压力下，《禁运法案》不得不在1809年初取消。然而，正是这个禁运风潮，使美国制造业得到了空前发展，至1810年制造业的生产总值达到1.2亿美元，相当于禁运前出口总额的2/3。禁运使国内制造业不再面对国外竞争，工业品价格上涨又使制造业利润大增，航海业、对外商业的萧条促使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制造业。更重要的是，禁运使美国人初步懂得了制造业对于民族独立和国家强大的重要性，从而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摆脱经济的依附性带来了第一线光明。但是，就在普通美国人得出上述结论时，作为权力结构核心的部分大农场主和商人却增强了依附性，更害怕与英国打贸易战。因此，禁运结束刚后，财政部长加勒庭提交国会一份《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又被搁置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的让步并没有换来英国的回报，英国继续劫掠美国船只。再加上美国国内西部扩张主义者的鼓动，1812年，美英正式交战。这场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和禁运十分相似，对外贸易和航海业陷入长期萧条和停滞，而制造业却飞速发展，对英国霸权构成了真正威胁。战争结束后，英国商人不惜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北美倾销商品，英国国会和政府则在一旁积极支持，布鲁厄姆勋爵在英国下院称：“为了把美国在战争期间产生的幼稚制造业扼杀在摇篮中，即使在最初的大量出口中受些损失也是值得的。”但英国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得逞。这有三方面原因，首先，当时英国的技术还是相对简单、容易掌握、也容易改进的技术，美国制造业在技术上已经并非处于绝对劣势；其次，从规模上看，美国制造业已经有相当实力，而且也得到了国内金融势力的支持；第三，1816年美国颁布了第一个保护关税法案，制造业品的平均税率骤升至25%。此后，直至十九世纪末，贸易保护主义一直是美国的经济政策的基调。 由此可见，1807年禁运和1812年战争实际上是美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没有这两场战争——战争是最极端的保护主义，和由此而来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美国很可能成为另一个巴西，而世界历史的面貌也将大不相同。遗憾的是，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的美国史学界都没能充分注意这一转折点的重大意义。其原因恐怕是，无论中外理论界还是史学界，都没能摆脱某种历史必然论、历史决定论的思维模式。如果每一个国家最终都能走上资本主义的“康庄大道”，或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那么也就不存在转折问题了，最多只有曲折。 二、南北战争 摆脱弱者地位的历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斗争和曲折。由于当时英国的强者地位并非象今天的美国那样突出，它先是没能阻止美国独立，后是没能在1812年战争中重新占领美国（由于英国顾虑欧洲大陆重启战争），再是没能在战后搞垮美国经济。但这并不等于英国、法国等欧洲强国就此承认美国的崛起，而是在继续伺机压制美国。就美国国内而言，从原有的殖民地型社会经济结构，向以制造业集团为中心的自主型社会经济结构转变，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冲突和斗争。大商人集团、航海集团、南部种植园主和北部制造业集团之间，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之间的矛盾仍然时起时伏，构成了地方主义与国家主义（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奴隶制和废奴主义，新申请州是否向奴隶制开放，以及民主党与共和党斗争等诸多重大矛盾的核心。随着这对矛盾逐渐统摄国内的各种矛盾，矛盾逐渐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政治、文化、宗教等领域，社会情绪越来越激动，直至爆发南北战争[1]。 事实上，尽管通过禁运和战争确立和关税保护原则，美国工业一时间还很弱小。在1820年以前，作为工业化最重要的部门的钢铁业，其铁产量比殖民地时间还少。铁矿的开采、冶炼和铁器业完全被英国所主之宰。第一个真正对钢铁工业起到保护作用的关税是1824年的关税，其后是1828年的关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自由贸易集团控制了政权，降低了关税，钢铁业生产很快就停滞、滑坡；1842年参议院决议恢复高关税，铁产量又直线上升。如此，自由贸易路线和贸易保护路线反复斗争，钢铁业也反复涨落，直至林肯上台，把关税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从而最终建立起了强大的钢铁业。 总的来说，关税的争夺战越来越对贸易保护主义者有利，主张自由贸易的南部种植园主、北部进出口商和航海集团则满腹牢骚。北部进出口商业利益的代言人如马萨诸塞州的丹尼尔·韦伯斯特始终反对高关税，南部则把1828年的高关税称为“可憎的税率”，特别是南卡罗来纳州。为了反对高关税，南卡罗来纳州不惜脱离联邦。为此，它提出了宪法“公约论”，即认为州创立了联邦，当中央政府的决定不符合州的意愿时，州有权作出自己的决定。1832年7月，在自由贸易者的强大压力下，国会通过了新关税法案，比1828年的关税有所下调，但仍不能满足南卡罗来纳州的要求。同年11月，南卡罗来纳州召开州代表大会，宣布国会通过的关税法无效。如联邦政府采取强制措施，则南卡罗来纳州将脱离联邦。面临联邦分裂的形势，国会不得不再次通过妥协性法案，扩大免税商品种类。 妥协是达成了，但矛盾并未解决。自由贸易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在一次次的较量中慢慢廓清了阵营，形成了以南部种植园主为核心和以北部制造业集团为核心的两大派别。在世界范围的废奴主义运动的推动下，这两大派别的斗争又进一步激化为蓄奴州和自由州的斗争。这两大派别都希望控制参众两院、政府和最高法院。由于各州的参议员人数相等，而南北两派所控制的州数相等，两派力量在参议员势均力敌。这时如果新加入的州是蓄奴州，则该南部就能控制参议院。因此，一个又一个新开发地区被批准为新州之日，也就是两大派别一次次较量之时。每一次，出于维护联邦的考虑，双方都达成了妥协，如1820年的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1850年妥协》等。《1850年妥协》中，北方限制了奴隶制的扩张，同时也向南方承诺了严厉的《缉奴法》，从而维护了脆弱的南北政治均势。但每一次妥协都酝酿着矛盾的进一步激化，《1850年妥协》被称为“火山口上的壶盖”。此后，南北双方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在1854年堪萨斯州问题上，两大派别发生了武装冲突。这是南北战争的前奏。 -------------------------------------------------------------------------------- [1] 1800年以前的两大党是“联邦党”（汉密尔顿的党）和“民主共和党”（杰斐逊的党），至1800年联邦党下台，不久后瓦解，此后二十多年之内基本是民主共和党一党独大，1830年，民主共和党分裂为民主党（即现在的）和辉格党，50年代，辉格党瓦解，从民主党和辉格党内分裂出以北方、主张废奴为背景的（即现在的）共和党。 美国历史上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下） ［ 作者：佚名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719 文章录入：乌有之人 ］ 时间的推移有利于北部制造业集团。尽管南方的棉花出口还占到美国总出口的一半以上，但北部工业品的出口也在迅速增长，这就使原先作为依附于发达工业国的北部买办商人和航海集团逐渐疏远南部，转而依附于北部制造业集团。其明显的标志是北部民主党人的领袖斯蒂芬·道格拉斯，他原先属于自由贸易派，和南部种植园主有共同的基本主张，代表北部买办商人集团的利益。在1854年堪萨斯州是否以蓄奴州加入联邦的问题上，他开始反对当时的民主党总统詹姆斯·布坎南，主张将维护奴隶制的堪萨斯州《利康普顿宪法》交人民表决，1858年堪萨斯居民投票否决了这一宪法，并最终于内战前夕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内战爆发后，道格拉斯本人匆匆赶往白宫，表示坚决支持共和党，打败南部集团。道格拉斯和他所代表的北部买办商人集团的转变从政治上奠定了南部失败的基础，这实际上是美国从依附型社会结构向自主型社会结构转变的最后一个重要转折。 从美国社会内部摆脱依附性的意义上说，南北战争是独立战争的继续。不仅如此，战时外交格局也充分说明了南北战争既是内战，又是外战，是从英法强国的统治体系中彻底解放出来的外战。英、法等欧洲大国都站在南方一边。英国自称为中立国，把南方称为交战国，实际上承认了南方政权，使英国成为南方的军火供应基地。英国帮助南方制造的铁甲撞角舰对北方海军构成重大威胁，其中“亚拉巴马”号在22个月里连续摧毁和捕获了60艘北部舰船。不仅如此，英国甚至企图寻畔直接参战。当北部战舰在英国“特伦特”号上截获了南部同盟的两名使节后，英国要求北部立刻释放人员，否则就对美宣战。面对英国的强硬挑畔，林肯采取了退让政策，使英国失去了宣战借口。法国则出兵墨西哥，占领墨西哥城，从南部对美国构成威胁。这时如果美国坚持门罗主义政策，则法国就会和南部结盟，对美国宣战。如果不是林肯和共和党人头脑清醒，缩小打击对象，则南北战争的结局将难以逆料。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北部制造集团确立了中央政府的主导权，美国真正成为独立的大国。共和党吸纳了原买办商业集团，金融集团，并利用西部的广阔土地团结了西部的小农场主，利用黑人牵制了南部社会的种植园主，将南部的发展纳入到北部工业发展的进程中，从而开创了一个工业大进军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是在政策上以高关税为标志的。到80年代，高关税使联邦国库充裕。1888年民主党曾经试图动摇高关税政策，民主党参议员罗杰·米尔斯提出了降低关税的法案，却被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否决。1890年，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了《1890年麦金利关税法》，平均税率由38%增至50%。此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关税一直很高。 高关税有力地保护了美国工业的发展。内战以前，美国还是个农业国。每1美元投入工业，就有7美元投入农场、牲畜、农业工具和设备，农产品占全部商品生产的一半以上。就工业结构而言，内战前手工作坊、工场和小企业仍占压倒优势。但内战结束后的不到半个世纪里，这一切就完全变了。1879年到1884年间，美国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从1870年到190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三倍多。1900年时，美国工业总产值约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0%，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民族工业从幼稚到强大要经历多么漫长和曲折的道路，而且完全可能永无出头之日。如果认清这一点，那么不难想见，今天世界贸易组织给发展中国家几年或十几年的所谓幼稚工业保护期，其意义恐怕是死刑——缓期执行。 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虽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进出口额都已经不小，但中国还没有强大的民族工业，还没有在世界市场经济海洋里遨游的大鲨鱼，中国还没有走完由弱到强的过程。在这些大鲨鱼可以自由出入中国市场的今天，我们很有必要重新读解美国历史，重新思考中国的发展道路。 市场经济有两种基本的形态和策略，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主义。事实上，世界各发达工业国都在力图从本国不同企业的竞争实力出发，灵活组合这两种策略，以达到壮大自己、击败对手的目的。这些国家的经济学界、企业界、政界和舆论界的精英人士都深深懂得，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弱肉强食经济，市场如同战场，在战场上既要有杀敌的长矛，又要有防身的盾牌，既要有冲锋的方阵，又要有守御的濠沟和堡垒，既要有高精确度炮火，又要有厚厚的钢铁装甲。因此，他们对弱小的对手和国家总是招摇自由竞争旗帜，使对手放弃防御，束手就擒；如果碰到强大的竞争对手，则一方面高举贸易保护的免战牌，一方面悄悄进行迂回攻击。因此，以为市场经济就是自由贸易、放任竞争，实乃皮相之见。根据市场教条来制定政策的国家和企业，一味鼓吹市场教条的经济学家，都没有真正搞懂市场经济——除非他们甘心被强者吃掉，或在被强者吃掉的过程中成为强才的代理人。 对于中国来说，市场经济、股份制、董事会、交易所其实都不是新鲜事物。最近在北大举办了中国百年证券展，展览表明，中国清末就开始发行股票，上海滩的杜月笙等闻人更是身兼多家公司的董事长。但是，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中国的民族工业无论采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还是股份制、合作制、民营独资，都无力抵御洋货的倾销和外国企业的竞争。 一战期间，由于英、法、德等欧洲强国忙于战争，美日两国实力还不足以独吞中国市场，向中国销售的商品总值从1914年的56924海关两，减少至1915年的45447海关两，1916年至1918年都在55500海关两以下，从而给民族工业的发展留出了空间。1895年至1913年的19年间，民族工业年均新增投资额为633万元，在1914-1949年的六年间，该项投资额上升为1430万元。其中，棉纱厂、面粉厂尤其兴旺。以绵纱厂为例，战争使中国棉花输出量减少，而棉纱的进口量减少，造成棉贱纱贵的局面，使棉纱业利润丰厚，大大地刺激了民族棉纱工业的发展。战争结束后，英、法、德、瑞士等国又卷土重来，而美国的势力更见强盛，民族工业复遭重创。仍以棉纱业为例，由于战后外资纱厂倾销绵纱，又兼高价收购棉花，“棉贱纱贵”的局面一改为“棉贵纱贱”，华资企业本小利薄、技术落后，纷纷被外资企业兼并或被迫破产。二战前后民族工业又一次经历了类似的命运。二战期间，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经济客观上获得了免受外资威胁的经济环境，民族工业有了长足进展，不仅数量上增长较快，而且工业结构上也有所改善。战争结束后，美国工业生产力大量过剩，急于独霸中国市场，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最主要、危害最大的是1946年11月4日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条约》，该条约是集中国近现代史上全面出卖国家主权之大成的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由于获得了减免关税等特权，美国商品的价格仅为中国同类商品价格的三分之一到几十分之一，民族工业根本无法抵挡，纷纷破产。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上海、天津、重庆、汉口、广州等地，工厂倒闭达27000余家，到1948年初，天津工厂已倒闭70-80%。严重的破产、倒闭浪潮使失业剧增，民怨沸腾，加速了国民党的亡覆。 惨痛的历史教训一再告诫我们，提醒我们，中国民族工业处于弱者地位，必须得到强有力的保护才能发展壮大。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也告诉我们这一道理。经过三十多年关起门来的建设，到八十年代初期，我国已经形成一个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拥有了世界各大主要高技术产业，如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电子工业等。但与世界上的巨型跨国公司相比，我们的工业和技术还比较落后，还不具备与跨国公司直接竞争的实力。八十年代的开放是有限度的，关税税率很高，市场基本逐渐向国外放开，但幅度还不大，所引进的外资以中小资本，港澳台资和东南亚资本为主，对国有民族工业尚未构成大的挑战。因此，八十年代国有企业虽然也有很多问题，却利润丰厚，蒸蒸日上，工人的工资、奖金、福利都得以不断提高。九十年代后，政府几次大幅度降低关税，巨型跨国公司纷纷抢滩中国市场，给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民族工业带来巨大压力。东北的重工业企业基本被挤出市场，大量工人失业。全国其他地区的国有企业也出现大面积亏损，直接造成了市场萎缩。顺便说一句，谈到中国的民族工业，必然会首先提出国有工业，因为只有国家才拥有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汽车工业、船舶工业、电子工业、兵器工业、重型机械工业，这些才是国民经济的骨胳和肌肉。如果这些工业纷纷垮掉，就算服装鞋帽业发达十倍，把全世界的业务都揽过来，中国也是弱小国家，只有一堆任人宰割的经济脂肪。 在经济政策从八十年代的贸易保护主义到九十年代的自由贸易主义的转变中，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我国经济学界的滥觞起了很大的作用。新自由主义是七十年代末期起流行于欧美的经济学思潮，其基本逻辑是重新拾起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理论，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事实上，就在里根-撒切尔大力推销新自由主义，大力推销私有化的时候，美国却实行着大规模赤字政策，这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不仅如此，当80年代初日本质优价廉的商品潮水般地出现在欧美超级市场货架上时，1985年，美国和欧洲在七国财长会议上联合逼迫日元升值，削弱日元的竞争力。可见，发达国家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是两面性的，对自己有利时就推行，对自己不利时就撇在一边。八十年代以来，西方七国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贸易保护主义趋势不断加强，贸易日益向美、日、欧三大区域内收缩，区域间壁垒开始加高。但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却竭力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贸易自由化、资本流动自由化的药方，大力鼓吹全球化。其间的道理，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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