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社会建设的成就为改革提供了政治资源和民意基础。改革初期，公平的社会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改革的普惠性使党和政府具有崇高威信，成为推进改革的政治资源和社会基础。在计划生育、国企改革等问题上，许多群众怀着长期形成的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愿意主动牺牲自己，为国分忧。而一旦群众感受到有的改革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就会形成对改革的怀疑甚至抵触。

　　概言之，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之前，已经进行了规模广泛的“社会保护运动”，从而能够平稳引入市场机制，兼顾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改革开放初期成为人们记忆中“凯歌行进”的时代，离不开之前奠定的坚实的社会基础。今天所谓改革进入深水区，越来越困难，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原有的社会基础不断耗散削弱。

　　新的社会建设不足，导致经济社会发展日益不平衡

　　市场经济和社会基础的关系，犹如人和空气、鱼和水。当人生活在空气中，感觉不到空气存在，只有失去之后才感到痛苦。改革初期，人们只意识到市场的作用，而看不到社会基础对市场经济的反作用，概由于此。由于把改革成就一概归结于市场经济，导致把市场原则引入社会和民生领域，原有的社会基础不断耗散，新的社会建设力度不足，造成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最终制约经济增长。对此，应当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反思：

　　第一，农村组织化程度下降，加重三农问题。包产到户后，许多地方的集体组织功能已经名存实亡。当包产到户的制度红利发挥殆尽，小农经济结构的弱点就显现出来。单个农户面临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抗风险能力弱，谷贱伤农的情况在所难免。农村社会组织瓦解之后，公共事务荒废，大量劳动力外出，农村空心化，基层治安和治理状况恶化。新世纪以来反哺农业力度加大，但由于农村社会组织不健全，许多惠农政策无法真正落实到有急切需要的农户身上。

　　第二，企业社会责任弱化，劳动收入过低，强化了对粗放发展方式的依赖。同改革前公平的收入分配相比，改革之后的劳资差距拉大，劳动收入在分配中的份额不断降低。地方政府实行亲资本政策，靠压低工资、社保标准招商引资;企业依靠压低工资维持利润率，看似在世界市场获得“竞争优势”，但却限制了工人收入，压抑了消费需求，更遑论投资于教育培训，提高人力资源水平。在收入差异过大的情况下，为了保障基本民生，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扩大投资来确保就业和稳定，致使经济日益依赖低水平重复投资和出口。据估计，2003-2009年私有企业社会欠账超过4.1万亿元，占同一时期全国劳动报酬总额的6%，相当于2009年当年GDP的14%。如果承担社会欠账，提高工人收入和保障而扩大内需，每年可创造3%-5%的GDP增长。

　　第三，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公共服务市场化，压抑了内需。80年代以来，政府卫生投入减少，医疗机构逐利行为增强，至今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仅有中低收入国家的一半。教育的不公平和以应试为目标的竞争愈演愈烈，也间接增加了家庭支出。投机性住房需求暴涨，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这“三座大山”增加了家庭负担和不确定性，导致大量预防性储蓄，不但提高了劳动力成本，而且压抑了国内需求。2013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47，濒临影响社会稳定的警戒线边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也导致内需不足。我国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储蓄率高达66.5%，而45%的家庭当年没有任何储蓄，已经成为扩大内需的障碍。

　　第四，社会领域欠账，制约建设创新型国家。一方面，社会保障的瓦解不利于激励企业和个人创新。只有在一个基本保障完善的社会，企业和个人才会去冒风险进行创新。在不确定性强的社会，则倾向于“挣快钱”。北欧国家是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最完善的国家，同时也是最具有创新活力的地区之一。另一方面，创新型国家还需要一支高技能的工人队伍。目前我国工人队伍以农民工为主，教育基础薄弱，由于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企业过于依赖低成本劳动力，也窒息了创新活力。

　　第五，社会阶层分化，影响人民对改革的信心。社会阶层严重分化和对立之下，强势利益集团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改革决策，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对改革的参与和话语权微弱。这既影响人民对改革的认同，也难以保证改革成果惠及大多数人。

　　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已经受到冲击。社会组织瓦解、社会保障削弱、社会差距拉大，这些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而且日益使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走向“坏的市场经济”，削弱经济增长的潜力。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社会建设的“欠账”，并进行了有成效的“社会保护运动”，相继实行西部大开发、低保、教育、医疗和养老改革等。以医改为例，我国用不到三年的时间，完成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与美国医改举步维艰形成鲜明对比。但是，这些成就仍然是初步的，而且面临重重阻力，社会建设滞后的状况尚未根本扭转，侵蚀社会基础的力量仍然远远大于维护社会基础的力量。

　　社会建设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理想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