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看，张居正变法可能都不能算是变法。毕竟，张居正丝毫也没有改革明朝政治的“体”和“制”。比较英国的光荣革命，实在是相去甚远了。张居正既然没能变法，变法失败也就自然而然了。

三、     中国经济改革的终极目标。

中国经济改革的终极目的，不是单纯地发展经济（GDP或小康），而是要构建均衡稳定的政治结构（生产关系），以使经济（生产力）可以维持长期稳定的增长。不要将手段和目的搞反了。套用邓小平的语言范式：制度才是硬道理。

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今日中国的改革再次遇到当年张居正当年面临的问题。中国的税政改革千呼万唤就是无法出台。税政改革都不能出台，谈什么与之配套的政治改革？明朝的张居正很了不起了，竟然可以重新清查土地，竟然可以以资产为课税依据。今天中国的管理层太可悲了，竟然不敢公开个人收入和个人财产，竟然无法以资产和资本作为课税依据。千万不要吃惊，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几乎一切税负仍然针对劳动和劳动者（大体还是丁税），而税负竟然全部回避食利者和资本利得，这在本质上是在鼓励财产归边（土地兼并）。一次分配不合理，二次分配不到位，社会分配已经极度扭曲，国家财政日益被削弱。今日中国的士大夫和公知们，比四百年前更无耻，他们不仅仅要维护既得利益者，而且公然削弱国家经济主权（皇权）和人民经济主权（民权）。很有趣吧，他们与明朝官僚的手段何其相似！他们坚决反对任何税政变革，却积极推动私有化和市场化；他们坚决反对公平税负，却积极推动所谓的“民主”。他们用“文革余孽”来鞭尸社会主义原则（很像当年鞭尸张居正），阻止一切税政改革的进行。更为险恶的是，他们意图通过“顶层设计”彻底削弱执政党的中央集权和一党专政（削弱皇权），他们乐见国际金融资本与官僚买办完成行政夺权（财阀专政），这与灭亡大明王朝的模式何其相似！顺便说一句，这与美国颠覆前苏联中央集权的方式何其相似！

笔者一向认为，税政就是最大的政治。笔者一向主张：治国先治税：税政既宪政。统而言之，中国经济改革的终极目标，就是在建立现代税政之后，建立与税政相匹配的宪政体制，进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长治久安。

世界历史的经验值得国人借鉴。

英国从大宪章运动一直到光荣革命，建立宪政的全部历史进程，无非是一次次地进行税政革命。英国贵族不满国王的苛捐杂税，一次次奋起抗争；国王为了抵御外辱，一次次争取国家征税权。最后，终于在谈判和妥协中，建立了合理的税政制度。甚至，英国的议会制度就是直接脱胎于英国的预算会议制度，宪政的整体架构也是脱胎于税政结构。英国的税赋公正和资本效率逐渐引申出其它领域的公正和效率，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全社会创造价值的积极性。光荣革命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开启了英国的现代化进程。至此，英国终于摆脱了，从土地革命到土地兼并的恶性循环。其它欧洲国家，借鉴英国的经验，纷纷进行了税政革命，接连走上了现代化之路。

美国是一个幸运的国家，美国从建国起就以完善税政为国家稳定的基石。1899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征税权是最大的权力，是整个国家建筑之根基。它对一个国家的存在和繁荣的重要性，就象我们蒙昧人呼吸的空气一样。它不仅仅是毁灭的力量，也是保持活力的力量。”（Nicol v.Ames,173US509,515<1899>）。美国正是因为税政的先进性，保证了宪政的有效性，进而保证了美国在极短的时间完成了大国崛起的伟大历史进程。

反观中国，从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变法，两次税政革命均以失败而告终。这两次税政革命，可以看作是两次失败的中国现代化运动。宋明王朝，多数皇帝无意代表平民，也无意与权贵抗衡，更无意建立平民与权贵的利益平衡。相反，多数时候，皇上为权贵挟持，无限度压榨平民，形成一次次革命轮回。明朝之后，改革（变法）变成了禁区，无人再敢发动税政革命。中国因税政僵化，终于无缘于工业革命。即便是一百年前终结了封建统治，税政革命依然无法展开。甚至到了公元二十一世纪，中国仍然连公民财产公开透明都无法实现，更遑论依此建立现代赋税制度，当然也无从论及现代税政。无税政何谈宪政，共和之路历尽沧桑。

有些浅薄的学者搞不清楚鸡与蛋的关系，一次一次妄言宪政。殊不知，宪政是税政的政治样式，是税政的制度结果。没有脚的人如何做鞋？照着洋人的鞋做鞋，而且是做一双童话般的玻璃鞋，然后让共和国削足适履，如何能不摔跟头！

四、经济改革的政治配套问题。

显而易见，张居正未能为经济改革进行政治配套。那么，什么是政治配套呢？或者，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呢？

笔者认为：首先，必须系统建立为实现税政而工作的“体”，也就是独立于官僚地主阶级控制的组织体系。其次，必须建立为实现税政而设立的“制”，也就是完整的、刚性的、稳固的法律体系。最后，将“体”和“制”上升到立宪的高度，形成稳定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