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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靖:比较优势理论误导了国家的农业政策

作者/来源:秋田 点击次数: 4179

胡靖:比较优势理论误导了国家的农业政策 依靠民主政治和经验产生的农业政策在主流经济学领域一直受到强烈的质疑和批驳。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他指责美、英的农业政策的社会主义色彩,但是却好象无视这些决策恰恰是议会民主制度的产物(参见农业与自然资源,《自由秩序原理》下,生活读书新知出版社142页)。尽管自相矛盾,但哈不不失为一个大家,他客观地说: 那种向农业生产者保证使农产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保持一定固定比例关系的努力,势必导致对各种自发力量的否弃,然而这些力量原本会使以最低成本作业的生产者去承担农业生产,而且还会使他们只生产那些仍能赢利的产品。不可否认,如果容许这些自发的力量发挥作用,那么在变迁期间,农业收入的增长将滞后于其余人口的收入的增长。但同时他又期望如果美国政府从未干涉过价格、产量和生产方法等问题,那么美国的农业的发展会健康得多。 哈耶克先生学问做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却无法左右美国的农业保护与支持政策。是美国政府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吗?中国的著名学者林毅夫先生、蔡访先生等在90年代也曾以发挥比较优势否定政府干预的意义。与哈耶克一样,他们将农业问题的根源归结于由于政府的干预导致价格扭曲,市场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因此,林、蔡认为只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市场可以就充分发挥其看不见的手作用。林指出: 只有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各个地区才能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当东部地区随着经济发展,土地和劳动力机会成本提高,粮食生产失去比较优势,东部地区自然会缩小粮食生产的比重,增加向生产粮食有比较优势的中部地区的购买,粮食市场的价格将会相应上升,中部地区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民也就能从粮食增产中得到增收的好处,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就会成为中部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的拉动力。同样道理,东部越发展,就会从西部进口越多的资源密集型产品,成为西部农民收入增长的拉动力。这样,东、中、西部的经济就能协调发展。(人民日报 2003年11月26日)这种市场化思想在过去十多年一直主导农业改革,直接导致了政府退出三农的公共品供给领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三农危机。李昌平先生所云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即是对当时农民、农村和农业的真实的反映。 比较优势理论的根本性错误是没有认识到农业的产业缺陷,将农业视为与其他产业一样正常的产业。因此,无法解释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的农业衰败现象。根据非对称核算理论的解释,由于农业存在恒定的产业缺陷,提供的劳动机会、收入机会非常有限,因此农业无法与其他产业平等竞争。就好比一个残疾人无法与一个正常人公平竞赛一样。如果一定要将残疾人与正常人放在一起公平竞赛,结果必然是残疾人被淘汰掉。因此一放开市场和管制,农业领域的各种生产要素,如资金、劳动力等必然逃离农业,从而导致农业真危险。东部沿海地区先开放、先改革,条件优越,故逃得快。要想富,先弃农;中、西部地区逃得慢,但反应过来以后也会仿效东部省份的发展模式。反正都要逃。最后中央政府受不了。大家都逃,谁来当农民呢?谁愿意当农民呢? 在笔者组织的社会调查中发现(参见《城市化之累与痛——广州民工调查》,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湖北、湖南、安徽等中部地区农村的很多老人、妇女宁可跑到广州当走鬼,也不愿意在家务农,证明了中部地区的所谓比较优势,即人均土地占有率较高,并不能导致这些地区的农民通过市场价格获得平均的收入,消缓解贫困,并消除机会成本。因此,林、蔡等比较优势的学者为这些地区农民描绘的美好的价格愿景都不过是画饼而已,难以充饥。其实,在所谓 没有比较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如浙江、江苏、上海等地,至少在20年前也是丰腴的鱼米之乡。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说明的正是这些区域在农业上的比较优势。四川的成都平原、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也是如此。但是它们的比较优势是如何消失的呢?林说得对,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和劳动力机会成本的提高,从而使得这些地区的农民弃农经商、弃农经工。但既然这种比较优势的机理可以在东部地区迅速出现,为什么就不会在中部、西部出现呢?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民喜欢富裕、不喜欢当农民,中、西部地区的农民难道就喜欢贫穷、愿意当农民吗?比较优势理论显然在逻辑上存在明显的漏洞。在实践,中、西部地区的农民用脚证明了林、蔡理论的谬误。年轻人、中年人、老人、妇女、甚至孩子能跑的都跑到城镇去正规就业或非正规就业去了。有的甚至加入黑社会、色情行业。所以,在90年代以后,大规模的撂荒和耕地被圈占,成为中西部省份的普遍现象。并且也完全可以相信,不仅农民,这些地区的各地方政府也不会甘心情愿成为只会生产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土包子。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凭什么东部沿海地区就一定该比中西部地区富裕呢? 比较优势理论的确让东部沿海地区的省份高兴了一阵,以为从此可以卸下农业包袱。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同样适用于经济领域。市场的逻辑是:粮食包袱是摔不掉的。不补贴本省的农民,那好,就必须补贴他省的农民,并且,还要为每年的粮食合同能否兑现担忧。因此,广东、浙江、上海等沿海地区近几年又悄悄开始了对本地区农民进行各种支持和补贴。或许默认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和认识到了比较优势理论的缺陷,林毅夫先生在1999年以后,针对国内的通货紧缩提出了新农村运动。他指出: 在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市场疲软,通货紧缩的情况下,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但政府以有限的财政支出要真正达到启动市场的目的,必须把钱用在能产生四两拔千斤的地方才可。以农村道路、电网、自来水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运动是在我国当前形势下最能产生这种效果的地方。这些建设不但能把农村地区蓄势待发的大量需求潜力释放出来,而且和大的基础建设项目相比,还具有如下好处。农村水、电、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一般较小,使用的物质投入以国内生产为主,对国内需求的直接刺激作用比较大。这类基础设施建设高度劳动密集,以使用廉价的农村劳动力为主,能够创造许多就业机会。这些项目,也有利于提高农村地区的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距。(林毅夫,要搞一场新农村运动2004年6月14日,中评网)这应视为林对比较优势思想的一种反思和否定。因为在90年代的市场化进程中,如果比较优势果然灵验,中、西部地区的数亿农民必然荷包鼓鼓,何来全国的通货紧缩呢?在农业的区域分工上,美、法等国的农业决策程序值得中国深思。在这些国家,经济学家的思想不受约束,可以自由驰骋。但是,王婆卖瓜可以,要成为国家意志的政策,就必须遵从民主的决策程序。至少要在国会获得多数票。而参与投票的议员们是各个地区、各个集团的利益代表。这些代表在国会辩论和投票时必须从利益和后果的原则出发,对任何提案进行权衡。他们对经济学术的形成过程一般不感兴趣,而只对利益和后果感兴趣。如果冲撞了利益。那么经济学家就只能在家里、或在学校里自娱自乐。资本主义的这套决策程序不能说没有一点弊病,但是对比中国的情况,它的确可以避免了很多纸上谈兵的经济学思想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正是因为决策的民主化,所以,才有这些国家决策的科学化。如果美国的议员们个个都是大经济学家哈耶克的FANS,把议会当做摇滚音乐会,那么,美国的农业一定会像中国的农业一样真危险。很简单一个道理,美国农业具有无可比拟的比较优势,家庭农场的规模一般都在100公顷以上。但如果得不到政府的各种补贴(平均每个农场每年的获得的补贴在15000美元左右),这些农场就会一定破产倒闭、关门走人。哈耶克先生在英国的观察很客观在英国,剧估计,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援助的总额,不久将达到''''''''约农业净收入的总额的三分之二''''''''。这就是美国政府和议会要多管闲事,不停地对农场主进行补贴的根本原因。是农场主在以农产品挟持政府吗?不是,根本原因是 整个农业人口,而不只是其中生产能力较低的那一部分人口,都无法挣到合理的收入(哈耶克语)。用非对称核算理论来解释,就是政府必须补贴农户的动态机会成本。退一步说,如果我们本着民主的理念不质疑美国、英国政府和议会决策程序的合理性、正确性,那么就必须同时承认哈耶克先生的自由秩序具有理想和意识形态的成分。相比较,中国决策的精英偏重格局模式却存在隐患。由于在决策过程中缺乏必要的民主程序,导致了很多纸上谈兵、个人意志的东西迅速转化为国家决策。结果灾难和挫折由此产生,并且只能由政府和农民承担。美国的议员投错了票,可能下次他就得走人。但是,中国的政策出现重大失误,却从来没有人认错道歉,承担责任。这是我们的决策体制有问题。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常常夸大精英的作用,低估民众的智慧。面对三农越来越严峻的困境,新一届政府不得不从利益与后果出发,寻找问题的根源和解决的办法。它的特点就是政府不再成为三农的渐行渐远的旁观者,而是重新进入三农,成为生产和建设的参与者与监视与控制督者(哈耶克语)。方法正确,自然效果显著。 2002年在对粮食主产区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政策后,全国的粮食产量立即止跌回升。2003年以后,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主销区省份自己悄悄增加了对本省农民进行直接补贴。以确保本地区的粮食安全。这实际上宣告了比较优势理论不能再作为这些地区农业发展的主要依据。 2003年以后政府免除农业特产税、农业税的减法和增加乡村道路、电网、通讯、义务教育、合作医疗等投入的加法,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的国内支持。这标志着中国真正开始与国际农业政策接轨。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恒定的产业缺陷原因,农业繁荣的前提是政府进行有效的国内支持,以弥补产业缺陷给农户带来的收入机会损失和技术进步损失。这不是要否定市场的作用,更不是要在新疆的沙漠里不惜成本地发展农业生产。而是说,从长期看,是政府的力量在决定农业的繁荣,而不是比较优势。也可以说是民主的决策机制在决定农业的繁荣。

编辑:admin 添加时间:2006/10/16 9:2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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