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心理是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难以克服的顽疾。流浪汉、乞丐、逃犯、小偷、刺客和饥民等都可能构成城市的犯罪群体，在一般情况下，这些人受到警察和法律制度的管束，其行为有所收敛。但在革命期间，他们可能就会变得无法无天，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的本能。然而，任何时代的革命，往往会从这些群体中补充新生力量。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在所谓的主权人民的代表中，这类人几乎占据了大部分比例。对于他们，理性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可以通过种种暴虐的行径来反对理性，如九月屠杀、德郎巴勒公主被杀之类的暴行。

对于革命大众的群体心理特征，勒庞认为群众很容易轻信，对于事物过于敏感，常常缺乏远见，以及对理性的影响不能做出反应。断言、传染、重复和威信几乎是说服他们的唯一手段，事实和经验对他们不起任何作用。在群众眼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群体在智力方面上是无法跟个体相比的，但在道德和情感方面上，它更胜一筹。个体一旦融入群体中，自身的个性很快会消失，群体对其施加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如吝啬鬼也会变得慷慨大方。

在群体中，个体在感情和意志上同质化的倾向，使得群体中的态度和行为是极富感染力的，赋予群众具有非同寻常的力量。这些情感和意志受群体中领袖引致感染而传播的。没有领袖，群体就是一盘散沙，寸步难行。相比群体大众的心理，民族心理更具有粘性、不易变和保守，其发挥作用更加缓慢和间接性，但说服的原则与群众说服手段一致。虽然一个民族不像群众那样容易激动，但是一些事情，比如国家的耻辱、外敌的入侵等，可能会立即唤醒整个民族。

与民族心理的表现不同，议会群体的群体心理却走向了两种极端，一方面它暴虐至极，但另一方面它又胆小如鼠。一般而言，它在弱者面前总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但在强者面前，它又显得低声下气，奴性十足。此外，群体有异质和同质之分，领导同质化的群体远比异质化的群体困难得多，因为同质化的群体成员的情感和利益是一致的。

在深刻论证了革命的心理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之后，勒庞在第二编部分，以法国大革命时期重要的历史事件为主线，刻画分析了法国大革命期间各色人群的心理，试图透过事物的表象，探索其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

法国大革命对法国乃至于整个欧洲国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但人们对其存在截然对立的看法，即便是历史学家们的评价也有天渊之别。一些人认为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事件之一，但另一些人认为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在勒庞看来，法国大革命存在种种必然性，是一场持久的斗争，这场斗争发生于那些抱有全新理想的理论家与支配着人类、尚未被理解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规律之间。

法国在君主专政制度下，不仅统治区域被分割，还把国民严格划分成三种等级阶层：贵族、教士阶层和第三阶级。阶层之间等级分立，第三阶级不仅与贵族、教士阶层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而且贫富差距巨大，贵族的奢侈糜烂的生活与农民贫困潦倒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法国新兴资产阶级对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诉求，促使他们与掌握特权的贵族和教士阶层之间展开斗争。法国君主专政制度的弊端和资产阶级对权利的诉求，共同奠定了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基础。

法国大革命是中产阶级（资产阶级）为了其利益而发动的，但它很快演变成一场大众革命运动。在勒庞看来，它也是一场本能对抗理性的斗争，旨在推翻那些使野蛮变成文明的种种约束的叛乱。借助人民主权的原则，革命者们试图将他们的教条强加于人。在革命领袖的引导下，人民不断地干涉议会的决议，并犯下种种残忍的暴行，如大革命大恐怖行动。勒庞对此解释为，人们的心理活动是受到各种形式的逻辑（理性、情感、集体和神秘主义等）支配的，在正常情况下，这些逻辑是能够达到平衡的；但在大革命期间，这些逻辑发生了冲突，各种心理力量从原有约束它们的枷锁释放出来。大众的本能、雅各宾主义的信仰、古代的影响、欲望、爆发的热情，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法国人民陷入一场长达十年的大革命冲突之中。

在概括法国所经历的种种暴乱和革命之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时，勒庞总结到：个人的暴政为集体的暴政所取代，前者是弱小的，因而使容易被推翻的，而后者是强大的，难以摧毁的。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如果一味地醉心于平等，习惯于政府对每一件事情负责，那么个人的专制似乎是难以忍受的，而集体的专制则是可以接受的，尽管后者所导致的后者要严重得多。

在分析法国大革命期间各种人群的心理历程之后，勒庞在第三编部分讨论了革命原则的新近发展。法国大革命的三个基本原则：自由、平等和博爱。虽然在大革命期间，这三个基本原则是革命领袖演讲必不可少的呐喊口号，对号召人民参与革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自由变得疑窦重重，博爱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平等原则却在继续发展、疯长。平等原则构成了大革命的真正遗产。对平等的渴望，不仅是法律面前的平等，也包括地位和财产的平等（社会主义运动的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