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孔尚任《桃花扇》
最近终于有空把《活着》读了一遍。这本余华最著名的小说,张艺谋改编的同名电影不仅获得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葛优也获封影帝。它讲述了主人公福贵的一生,主题是“活着”,却又不止于此。
个人的生活、个体的命运,从来都无法脱离其所处的社会、其所在的国家而单独讨论。在一个时代宏大的背景下,福贵的一生是中国亿万普通民众的缩影。故事篇幅不大,但其时间跨度却超过了半个世纪,展现了中国解放战争、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波澜壮阔的历史。主人公福贵的命运,与这个国家几十年的历程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我相信,每个人读完此书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感受不同,在于或感慨于福贵自己一生的境遇:从地主少爷败家子到国民党拉去的战场炮灰,从丈夫的角色,到父亲,再到爷爷,身份的转变联系着其跌宕起伏的一生;或感慨于中国近现代的国家历程,从解放战争、新中国建国,到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一个个的事件,在历史进程中是冰冷的文字叙述,但它牵动着广大基层民众的命运。虽然关注点不同、感受不同,但想来读者们的心情是一样的沉重吧。因为不论是福贵个人的一生,还是这个人物代表的时代,对于我们来说,都太过沉重了。
余华的文字很平静,但当这种平静的文字写下有庆的死、凤霞的死、家珍的死,相比华丽辞藻表现的煽情,却令人觉得更加残忍。书中出现的有庆长跑夺冠、凤霞出嫁等情节,给这个沉重的故事带来难得一见的温情,读者可能还没有回味过来,就迅速被下一个巨大的悲剧所击倒。幸福都是片刻的,悲伤是一贯的基调。福贵从最初的伤心到绝望,再到麻木、释然,作为旁观者的我们,似乎也与福贵的心情连在一起了。
有人批评说,余华太过于刻意地安排小说的情节。我在读此书到后半段时,尤其是看到女婿二喜和外孙苦根的死,我觉得他们的悲剧太过刻意而为之,纯粹是为了悲剧而悲剧。苦难的形式多样,或许这也是小说“戏剧化”的内核吧。
作为读者,我不想过多讨论“活着”这个话题本身的含义。年轻人只能从这本书中看到生活的苦难、命运的无常。体会过了世事无常,见识过繁华也经历过低谷的老人家更能感同身受。余华这么说他写作的缘起:
“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我觉得,余华在韩文版自序中的一段文字是这部作品很好的诠释,“作为一部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埋怨对方。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
读完全书后,想到一首我很喜欢的宋词,就把它作为这篇读后感的结尾吧。
虞美人·听雨
(宋)蒋捷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
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
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