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孔尚任《桃花扇》

最近终于有空把《活着》读了一遍。这本余华最著名的小说，张艺谋改编的同名电影不仅获得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葛优也获封影帝。它讲述了主人公福贵的一生，主题是“活着”，却又不止于此。

个人的生活、个体的命运，从来都无法脱离其所处的社会、其所在的国家而单独讨论。在一个时代宏大的背景下，福贵的一生是中国亿万普通民众的缩影。故事篇幅不大，但其时间跨度却超过了半个世纪，展现了中国解放战争、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波澜壮阔的历史。主人公福贵的命运，与这个国家几十年的历程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我相信，每个人读完此书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感受不同，在于或感慨于福贵自己一生的境遇：从地主少爷败家子到国民党拉去的战场炮灰，从丈夫的角色，到父亲，再到爷爷，身份的转变联系着其跌宕起伏的一生；或感慨于中国近现代的国家历程，从解放战争、新中国建国，到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一个个的事件，在历史进程中是冰冷的文字叙述，但它牵动着广大基层民众的命运。虽然关注点不同、感受不同，但想来读者们的心情是一样的沉重吧。因为不论是福贵个人的一生，还是这个人物代表的时代，对于我们来说，都太过沉重了。

余华的文字很平静，但当这种平静的文字写下有庆的死、凤霞的死、家珍的死，相比华丽辞藻表现的煽情，却令人觉得更加残忍。书中出现的有庆长跑夺冠、凤霞出嫁等情节，给这个沉重的故事带来难得一见的温情，读者可能还没有回味过来，就迅速被下一个巨大的悲剧所击倒。幸福都是片刻的，悲伤是一贯的基调。福贵从最初的伤心到绝望，再到麻木、释然，作为旁观者的我们，似乎也与福贵的心情连在一起了。

有人批评说，余华太过于刻意地安排小说的情节。我在读此书到后半段时，尤其是看到女婿二喜和外孙苦根的死，我觉得他们的悲剧太过刻意而为之，纯粹是为了悲剧而悲剧。苦难的形式多样，或许这也是小说“戏剧化”的内核吧。

作为读者，我不想过多讨论“活着”这个话题本身的含义。年轻人只能从这本书中看到生活的苦难、命运的无常。体会过了世事无常，见识过繁华也经历过低谷的老人家更能感同身受。余华这么说他写作的缘起：

“我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下一篇这样的小说，就是这篇《活着》。……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我觉得，余华在韩文版自序中的一段文字是这部作品很好的诠释，“作为一部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埋怨对方。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

读完全书后，想到一首我很喜欢的宋词，就把它作为这篇读后感的结尾吧。

虞美人·听雨

（宋）蒋捷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

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

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