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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勤、郑茹、黄绵辉:慷慨打工仔

作者/来源:秋田 点击次数: 4439

4.2、慷慨打工仔 01人力: 谢勤、郑茹、黄绵辉 前言:余自视颇高,好交游,喜与贩夫走卒为伍,其言无浮华之伪,食无奢靡之习,饰无华丽之风,故此。刘以骐,余童年牧牛之大佬,腰圆背阔,四肢皆健,乃村中一强。余二人交情甚笃,余呼之曰:“兄”,其呼之曰:“弟”。上年“五一”,余在彼处盘桓三日,与之促膝,共论时世之艰,民生之难,家庭之困,谋生之苦,受益良多。吾师胡靖,秉师者之良知,问民生之疾苦,求除弊之法制,余深敬之。嘱余等做一文,以诉民苦、民难、民困、民哀。余辗转不能眠,思之,“此人刘兄可当之。”故余三人访之者三,悉其情,记之,曰《慷慨打工仔》。 主人刘以骐,江西靖安人,习木匠之艺,喜读《三国演义》,今年26岁,已婚,有二子,长者4周岁,幼者10个月。父母健在,与其兄各赡养一人,刘养其母。有良田15亩,旱地1.2亩,手扶拖拉机一部,崭新的新大洲摩托车一辆,一栋一层有130个平方米的钢筋混泥土房子一栋。 调查时间地点: 2004年4月3日星期六 15:00—18:30, 刘的店铺里 2004年4月24日星期六 15:00—19:30, 刘的住处 2004年5月14日星期五 15:00—18:30, 刘的店铺里 一、成长 刘是1978年4月22日出生的,懂事以前的经历他不记得了。我们就从他能够记得的童年开始,刘的童年与村子里其他人的童年并无二致,五、六岁大就得上河洲放牛。对于好玩的孩童来讲,放牛似乎并不是一件苦差。上树捉鸟,下河摸鱼,挖红薯,窃花生,河边柴火一燃,都是美味。刘作为大佬,其职责为分派人手,何人放牛,何人摸鱼、捉鸟、挖红薯、窃花生。事毕,则坐享其成。唯一可恼之事就是牛偷食庄稼。放牛给孩童带来的乐趣无穷,同时,也使当时的孩童养成野性难驯的恶习。刘身上表现尤其明显。年稍长,即入村小读书,从此,六年的噩梦伴随着他。他成了老师办公室里不可或缺的人物,或罚站,或罚抄,或背书,或挨训,或……原因很简单,打架、斗殴、逃课、捣乱、考试不及格……六年的小学生涯终于让他耗过去了。小学毕业那天,刘高兴的不知自己为何人,结果把书包扔了,回家又挨训。刘认为从此笼鸟上青霄,困龙入大海,无人管束。事情并没有让刘如愿,紧接着,让其烦心的初中生涯又开始了,日子过的又和以前一样,只不过打架的时候有一帮喽罗助威,被老师训斥的时候有人喝倒彩,考试不及格的时候有人做伴。刘笑谈自己的童年不无得意,但神色中又有点悲伤。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让刘终生难以忘记的事情,至今提起来仍让其隐隐作痛。事情是这样的,公元1992年5月20日上午,刘上语文课的时候睡觉,被老师发现,老师叫醒了他,上下打量一番,并说了一句让刘很感痛心的话:“你这个社会的渣滓!永远是个渣滓!”刘坚定的说了一句:“我不是社会的渣滓!永远都不是!”刘拿起书包就走了,从此就再也没有进过学堂了。这是刘人生的分水岭,从此就是社会青年了,开始独自承担自己的责任了。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刘的性格的重要特点:桀骜不驯、坚强、野性、独立、大胆。 既然无书可读,就得找事情做。刘既然说过“我不是社会的渣滓!永远都不是!”这样的话,就得证明给别人看。失学是痛苦的,那是对别人来讲的,刘可是快乐极了。刚开始的时候,整天无所事事,到处游玩。可是过了几天,刘就感到不对劲了,猛然想起那个该死的老师的话了:“你这个社会的渣滓!永远是个渣滓!”刘决定要做一些事情了,首先想到的是去学艺,那时的农村青年有一门技艺在身可是一件很让人称羡的事情,收入比较高,婚姻不用愁。那时可学的技艺也蛮多的,例如:竹篾匠、泥水匠、木匠、花匠等等。刘学的是木匠,用他的话讲就是:“我对木匠比较感兴趣,看着自己把一根根木料变成一件件精美的家具、门窗就感到兴奋,而且木匠的收入在农村蛮高的,家家户户婚丧嫁娶都少不了。”他的木匠师傅是镇子里小有名气的刘师傅,虽说是同一个镇子,但离他家还是蛮远的,而且都是山路,中间还要涉过一条小河。客观的说,来往他家与刘师傅家还是蛮费脚力的,何况天天如此呢。这个只有十四岁的小青年(刘笑着说:“我从十四岁起就独立了,变成年青人了”)丝毫不把这些小小的困难放在眼里,勤勉好学、刻苦钻研,深得师傅的赞许。老师傅被他的勤勉所感动,悉心教导,刘进步很快。 由于不懈努力和勤勉,他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满师(满师者,毕业也)了,而别人需四年时间。刘变成木匠了,也不能说完全技艺精熟了,但至少可以单独揽活干了。刘满师的同时,也得到了他人生的第一笔收入,共计人民币3518元。怎么会得如此精确而又奇怪的数字,我们三人带着这个疑问不解的问道。刘向我们详细的解释到:“本来学艺是没有钱发的,相反,学艺人还得给师傅一笔小钱,那个时候是200块吧。由于刘老师傅本来很有钱,他的木器行一年到头都有做不完的事情,所以不想亏待徒弟,而且徒弟学艺的时候都是他的免费工人。具体工资的计法是这样的,第一年的上半年是没有工资的,下半年每月50元,共计300元;第二年的上半年每月100元,下半年每月150元,共计1500元;第三年的上半年每月200元,下半年每月250元,共计2700元。工资总共是4500元。但是,我在学艺期间的午饭都是在那儿吃的,三年的伙食每月计25元,一共是900元;还有,那几年每年都有一段时间天寒地冻,下大雪,所以就住在木器行里,住宿费共计100元。这个时候,应该发3500元了吧,可是,有一次,我去收帐,发现帐簿多计了人家18元钱,我就少收了18元,并告诉了刘老师傅。后来,刘老师傅就把这18元计入了我的工资里了,这样我的第一笔收入就变成了3518元。”本来吗,师傅给徒弟发工资,就已数稀奇了,何必记得这么清楚呢。我们三人又问道。刘解释到:“本来,我也觉的很奇怪,我根本就没想到师傅会给我钱。师傅还解释的这么清楚。我就对他老人家说,给我工资已感激不尽了,不论多少我都会接受的。师傅他老人家就说,傻孩子,你以为我是给你工资吗,其实这些钱根本就不够支付你们的辛劳,我只是告诉你一个道理,不论做什么事都要分得清清楚楚,一是一,二是二,不能含混不清,做人也一样。”我们三人不禁点头。就这样,刘在失学的三年时间里,有了一门可以赖以生存的技艺和第一笔收入以及学会了第一个为人处世的道理。这一年他十七岁,时间的车轮是公元1995年6月23日。时间不会有这么清楚吧,刘笑笑,不再言语。是啊,每个人都会记得自己的一些重要的日子的。 既然学成出山了,就得开始独自担当自己的责任了。那个时候,他哥哥刘以骏当兵去了,姐姐刘以骊也出嫁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就剩下他了。1995年的时候粮食比较值钱,种田是比较有收益的。他们家当时总共有水稻田16亩,五个人嘛,每人3亩,外加1亩自留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田?郑、谢二同学问到。这个嘛,他可以解释,刘笑指我说。事情是这样的:解放前,他们刘家村多地主,所以土地很多,而我们黄家村都是他们刘家的雇工,所以土地很少;解放后,他们村子就给了一部分土地给我们村,我们村子也就有了土地了;1981年分田到户(也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我们村里的人每个是1.65亩,每户自留地是0.86亩;他们村是每人3亩,自留地是每户1亩。既然有这么多田地需要耕种,刘决定在家种几年田再说。他就用那3518元和父母的存款8000元外加借的3000元共计14518元买了一部七成新的手扶拖拉机和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这就是他开始农民生涯的基本生产工具。 他开始回家种田的时候,正值准备“双抢”(双抢者,即每年的六月下旬到七月中旬忙着抢收早稻和抢种晚稻;那时又是盛夏,随时会有暴风雨来袭,又要抢收晒在外面的稻谷;而晚稻的栽种又要抢时间,早栽一天的晚稻就比晚栽一天的长势要好的多,谓之“抢时间”。这就是“双抢”的来历。)浸谷种的时候,即晚稻育什么秧。当时,他得到一个消息,糯谷将在年底涨价。他就决定将他家的16亩田中的13亩都种了糯稻,13亩可不是小的数字,平常人家都种1亩左右,只要逢年过节有糯米可吃就行了;而且糯谷晒起来非常麻烦,因为刚收割起来的糯谷里面的米是绿的,要把它晒成白的,通常的做法是将它“露白”(所谓“露白”,既晚上把糯谷露天放置,让其吸收露水,白天晒干,米就可以白了,通常需要露个三天晚上。)虽然糯稻种起来比较麻烦,但也有较好的一面,即生长周期比较长,不用抢时间,产量也比较高。光靠他父母和他是无法完成栽种任务的,他就用换工的形式完成了栽种任务,即他用拖拉机帮别人耕田,别人帮他插秧。反正是完成了栽种任务。 到了这年十一月份秋粮收购的时候,他的这个决定是非常有远见的。1995年年底的糯谷的收购价是85元/百斤,当时市场上的糯米价格是1.5元/斤,刘的13亩糯谷产量是12300斤,他留下100斤自己食用,其余的都卖给国家了,共计人民币10370元。他的种田成本是:尿素、过磷酸钙、碳氨等化肥共计1080元,柴油费250元,承包费320元(国家象征性的收费,每亩20元,现在好像已经废除了),农田水利费150元,公粮890斤(刘用的是其他稻田的晚谷,当然舍不得用糯谷,普通晚谷是62元/百斤,共计人民币511.8元。),共计人民币2311.8元。所以他那一年种糯稻的收益是8058.8元。同时,“双抢”时节过后到秋粮收割时,中间大概有三个月的空余时间,刘又去了原来学艺的木器行干活,因为刘父可以照料禾苗的生长,刚好刘老师傅派人来叫,大概赚了2400元,外加300元的过年红包。秋粮收割完毕,他又种了4.5亩的油菜,第二年卖油大概赚了1000元。过年前夕,帮父亲杀猪捞了300元的外快。(刘父以屠猪为业。)所以那一年刘半年的收入为12058.8元。他还掉了买手扶拖拉机借的3000元,留下2000元过年。其余的都存进了银行,他有了7000元的存折了,可别小看这张存折,这是刘的第一笔收入,也是他以后开铝合金装潢店最初的资金来源,这2是后话。这一年刘非常的辛苦。刘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三人听得非常仔细,记的非常认真。 1996年刘没有大书特书的事件了,农忙的时候种种田,农闲的时候去木器行里干干活,日子过的也算繁忙。那一年的糯谷价格回落到65元了,种糯谷实在是辛苦,刘也没有再种,都是常规稻谷。早稻是52元/百斤,纯收入共计4500元;晚稻是63元/百斤,纯收入是5700元。这一年,他一共在木器行工作了九个月,每个月800元,共计7200元。他在那一年的收入为15400元。1996年也算是一个丰收年。 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的话,刘可能到现在还在村子里种田、做木匠活。1996年过春节的时候,他的一个在外地打工的本家堂兄弟回来过春节,告诉了他一个消息:“二弟,现在广州那边的塑钢门窗加工的生意非常红火,我在那边就是搞这个,你又是木匠,现在我也有了点本钱,不如我们去那边开个店铺;再说大哥也在广州市海珠区的一个消防队当兵,对那一带比较熟悉。”这个建议非常有诱惑力,刚好他的大哥又从广州这边打电话过去叫他出来闯一闯。于是,刘做出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大胆的决策,南下打工。 二、探索 既然做出了决策,就得付诸于行动,两人合伙开店铺,一开始的流动资金是10万,每人出5万。刘当时有22400元,还有3万元的缺口。他就用那辆手扶拖拉机做抵押,从信用合作社贷了3万元。初步的启动资金已经有了,就按计划开始行动了。他家里的事情是这样安排的:他的父母还可以劳动,就留下5亩田他俩耕种,其余的11亩暂时给他舅舅耕种,条件是他舅舅得承担那11亩田的费用;那部手扶拖拉机也给他舅舅使用,不过农忙期间得帮他父母耕田。这样刘没有后顾之忧了。1997年过完春节,等到春运高峰期一结束,他们俩就踏上了南下的火车。时间是公元1997年4月22日。 他们到达广州在他大哥当兵的海珠区福祥路落脚,那时塑钢门窗加工业的大体情形同他的本家堂兄弟(以后文中出现的地方都一律称刘先生)讲的大体差不多。安顿好了之后,他们又马不停蹄的去寻找铺面。他们在福祥路的一条街上盘了一个店铺,刚好那家店铺以前也是一家塑钢门窗加工店,里面的工具都齐全,而且还有很多装潢材料。由于店铺的老板也是江西人,他因为家里的父亲病故,急着奔丧,而且打算明年到东莞去开店,因为那边的生意更红火。他们用3.2万元盘下了那个铺面,不过店铺租金和水电费另外和房东计算。当时的那个店铺非常的小,只有16平方米左右,房东开出的月租金要1100元,而且要先付三个月租金作为定金,后来经过讨价确定为1050元/月。那个时候,他们才明白什么叫做“寸土寸金”。作为他们最初的决策,把店铺放在海珠区,我们三个人还是有一点疑问的,向他询问。他的回答是这样的:“当时我是两眼一摸黑,什么都不知道,全靠刘先生做主,因为刘先生是我的本家堂兄弟,读的书比我多,见识比我远,所以我也十分相信他;到了后来,我也摸出了一些门道来,当时的广州市政府忙着整顿城市形象,由于海珠区是老城区,有许多老房子需要‘改善形象’,那些黑乎乎的窗台也确实不像样,这是市场之一;当时的海珠区似乎有许多阔佬,当时那个地方兴建了许多房子,那些房子都需要安装塑钢门窗,这是市场之二;当时,我对广州很陌生,业务主要靠刘先生和我大哥的人际关系去打听,而他们对海珠区一带比较熟悉。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决策过程。”回忆往事,刘充满了感慨。 找好了铺面,就得开始营业。他们起的店名叫做“腾宇塑钢门窗加工店”,名字挺响亮的。那个店铺实在是太小了,他们就把店铺一分为二:前面部分占三分之二,是用来工作的地方;后面部分占三分之一,是生活的地方,卫生间和澡堂合二为一,中间用玻璃门窗隔开,另一边是厨房,还在里面放置了一张个人用钢丝床。听着他的解说,我们三人瞪大了眼睛,那么小的地方能这样生活吗。他笑笑,继续说:“我们两人晚上一个人睡后面的钢丝床,一个人用席子在前面的工作台上一铺,晚上就睡在上面。我们两个人每天轮换着睡,刚开始很不好睡,到后来就慢慢习惯了。反正农村人都是吃苦的命,这点小困难根本不算什么。吃饭的问题是这样解决的:从我们的铺面后门拐过几个巷子,就有一个很大的菜市场,我们一般从那里买菜吃;大米和食用油就从那里的超市购买,具体叫什么名字就不记得了,因为那时的超市不像现在的百佳、家乐福、好又多这么名声响亮;我们两人每天轮流做饭,那个时候吃的还可以,只是肉和蔬菜比我们那边的要贵。不过,也吃到了许多我们那边吃不到的菜。那个时候的伙食标准也算挺低的,两个人每个月350元左右。不过,我那堂哥做的菜很不好吃。”说完,刘就哈哈大笑起来。他爽朗的笑声也感染了我们,视困难如泥丸,这才是生活的态度。就这样,他们开始了艰苦创业。 他们刚开始的业务是:制造铝合金窗,塑钢窗,防蚊防鼠纱窗、防盗网,商店的玻璃门等等。开展这些业务所需的原材料有:铝合金条(铝合金条又分大、中、小三种,大的用来做卫生间、厨房与餐厅等地方的隔离门以及塑钢窗的边框;中的用来做铝合金窗的边框;小的用来做纱窗的边框。)有机玻璃、窗纱、螺丝、钢筋等。这些原材料都由刘先生从离他们那儿很远的东莞市区运河东三路拉过去,那儿有一个湖南人开的店铺,专门供应这些装潢器材,因为当时在东莞市、广州市有很多像刘这样的店铺,对装潢器材的需求量也很大。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大型的塑钢机,就不能切割大的铝合金条,他们就到离他们很近的一家江西人开的同样的店铺那儿寻求帮助,因为他们的店铺规模比他们的大,他们有一台济南四通牌的塑钢机,可以切割大型铝合金条,条件是要分一定的利润的给他们。当然,这只是最初的交往,到了后来两店的交往很频繁,建立了伙伴关系。如果一家店铺任务很多,另一家没什么事的话,就会过去帮忙,当然,借用塑纲机只需补偿一些电费和折旧费就行了。刘对他们最初的业务如数家珍,往事历历在目,我们也学到了不少的知识。 刚开始,他们也只是做一些比较小的业务,例如,防蚊防鼠纱窗、防盗网等等。他们的业务比较小,但也并不代表他们的生意很差。因为当时他们的定价是这样的:一面防蚊防鼠纱窗一般2.8个平方到3.5个平方,它的成本是每个平方43元,而他们卖出去是124元每个平方,也就是说,做一面防蚊防鼠纱窗可以赚226.8元到283.5元;防盗网的利润相对更高一些,一个防盗网的成本是53元每个平方,卖出去是164元每个平方;塑钢窗的利润就更高了,一扇塑钢窗的成本是183元,成交价格是610元。我们三人听得目瞪口呆。“当然,这个价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候会做一定的调整,但利润一般都维持在那上下。”刘补充道,“由于这个活计的利润比较高,我们第一个月的任务虽然不多,但除去成本,我们大概赚了2300元,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们刚开始,就有这么大的收获。”对于他们的定价策略,我们三人还是有很大疑问的,价格那么离谱,这其中的秘密是什么呢,我们很想知道。但由于可能涉及到他们的商业秘密,我们不知道如何启齿。3 最后想了想,我们还是问了这个问题,并事先声明,如果不好回答,可以不答。“哈哈!”刘笑着说,“哪有什么商业秘密,因为现在的情况跟那时候的情况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说说也无防。主要的原因有四点:第一,这个行业在那时虽然出现了很久,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口风都很紧,外行人根本就不知道内情,我们说多少就是多少;第二,这个行业那时根本就没有现在这样竞争激烈,那个时候海珠区就那么几家店铺,整一个就是粥多僧少(即供不应求)的局面;第三,那几家店铺是有秘密协议的,定价都是一样的,谁违反了规定就不能再做生意了,那个协议还是很有约束力的,它保证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那几家店铺的利益,只是后来,开店铺的人越来越多,那个协议也就不了了之了;第四点就是,那时的客户也确实没办法,总不能过四面皆空和蚊虫叮咬的生活,再说,那些人也算挺有钱的,根本就不在乎。”看样子这个行业也挺黑的,这是我们的心理话,嘿嘿。 虽说做那个行业挺赚钱的,但那是赚辛苦钱和危险钱。因为他们安装防蚊防鼠纱窗、铝合金门窗、塑钢门窗都是在那些房子刚竣工还没有装修的时候,里面什么设施都没有,经常要扛着那些做好的四五十斤重的门窗上六七层楼,甚至八九层楼。安装纱窗和铝合金窗还要好一点,在房子里面就可以安装了。防盗网和塑钢窗以及一些过道的铝合金窗一定要在外面安装才行,具体办法是这样的:从楼顶上将塑钢窗用绳子绑住往下吊,另一个人就站在房子外面还未拆掉的架子上接住开始安装,房子越高,困难越大,危险也就越大;防盗网的安装相对容易一点,因为窗子外的防盗网只在比较低的几层楼房安装。我曾一个人亲自和他们工作过,我也帮助他们扛过几扇塑钢窗上五层楼,那真叫辛苦。他们是在同困难和危险搏斗啊!看来,他们的定价策略应该加上第五个原因。 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是他们那一年的收获也挺大的,因为从第二个月开始,他们的生意就很红火。其中在8月21日,也就是香港回归后不久,他们接到了那一年最大的一桩生意,给一个客户安装102扇塑钢窗,他们夜以继日的忙了整整一个月,这其中还雇佣了3个临时工。这笔生意除去成本他们一共赚了41054元。这笔生意不但给了他们最大的利润,而且也锻炼了他们如何利用最少的人力、物力去完成较大的定单。由于这笔大的生意,他们来广州的第一年,确切的说应该是8个月零8天,他们一共赚进了102145元。这么一大笔钱,刘还是打从娘胎里出来见到的最大的一笔钱,着实让刘兴奋了好几天。刘谈起往事不无得色和兴奋。 当然,他们这一年中,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因为他们一直忙着准备开业,营业,谁也没有准备申办营业执照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们是无照经营。有一天,确切的说是5月3日,他们两人那天正好没事干,坐在店里面闲聊,商谈未来的发展思路。这时候,工商局的人找上门来,他们两人大眼瞪小眼,惊慌的不知所措。按工商局的说法,应该立刻关闭店铺,无照经营这还了得。最后好说歹说,只好罚了3500元来平息工商局工作人员的“愤怒”,并且还要补办经营执照和个体经营所得税。工商局的工作人员这才满意的走了。提起这段往事,刘气就不打一处来:“营业执照我们肯定会去办的,而且正准备去办,哪有罚的这么狠的。”这年头,单独干点事情还是有不少地方不尽如人意,俗话说:“与天斗,与地斗,不与官斗。”刘他们也只好用钱来平息这个问题。当然,刘他们无照经营也是不对的。这是我们得出的结论。 就这样,在公元1997年底的时候,他们的店铺淘到了第一桶金,有了第一批的客户,有了从业经验。这就为他们的未来经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已经在广州这块土地上站稳了脚跟,可以大张旗鼓的干一番了。风雷动,起宏图,刘就要迎来他们店铺所谓的“黄金时代”。 三、成熟 在1997年奋斗的基础上,刘他们对于1998年充满了信心,而且老天也确遂人愿。刚过完元旦,他们就接到了一笔比较大的业务。帮一个客户安装62扇铝合金窗,1998年开门红,这是一个好兆头。他们那一年的收益确实不错,据刘反映,由于他们对市场的把握比去年要好的多,原材料的价格略有下降,再加上不像97年那样陌生,这一年他们一共获得了210400元的利润.。讲到这里刘露出了神往的神色。当然,在这个时候我们讲了一个题外话。我们知道,1998年长江发大水,刘的家乡似乎也是受灾地区,谢同学问起他们家的情况,是否受到洪水的侵袭,他们家的损失情况。 刘喝了一口茶,顿了顿,详细的讲述了当时的情况。由于98年的春运比较紧张,他们俩人都没有回家,这时候家里打电话过来说为他找了一门亲事,叫他回家去相亲;同时,刘也都20岁了,快要成家立业了,父母只有一栋泥土坯做成的房子,总不能在旧房子里成亲,需要另外做房子。本着这两个目的,刘在5月12日回了家一趟。到家之后,当然是由父亲大人和说媒人陪同相亲去了,刘和女的见过面还算满意,后来经过多方磋商,刘也就同意了这门亲事,约定好99年五一结婚,在这之前的十一国庆节办了订婚酒席。婚姻大事定下来之后,就得忙着建房子的事情了。他在离家很近的村子的公共用地买了一块地,大概有150多个平方,总共用了350元,也还算便宜。因为1997年他分到了5万元,还掉了当初开店从信用社借贷的3万元,还剩下了2万元,足够为房子打下地基了。光阴荏苒,转眼到了6月下旬,前面讲过刘的父母在家中种了5亩水稻田,那时正值“双抢”时节,他就决定留下来帮父母几天忙再走。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进入七月份以来,就不断的下暴雨,不到几天河水就暴涨,路上到处是积水,那些还未插秧的稻田更是一片汪洋,宛若望不到边际的湖泊。刚开始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会酿成史无前例的大洪水,更何况在盛夏。暴雨持续着。到了7月10日凌晨3点,村里的广播突然响起来,村党委书记亲自发布广播通知,因为洪水太猛,罗湾、小湾(我们县的两个水电站,负责调度南潦河、北潦河的河水)决定7月10日晚上6点半开闸泻洪,要求大家把粮食、家具、日常用品、贵重物品的重要财物移往高埠处,做好抗洪的准备工作,确保万无一失。一声令下,全村子的人立刻从睡梦中醒来,开始紧张的抗洪工作。由于刘家种的稻田比较少,收上来得稻谷比较少,抗洪工作相对轻松些,更何况他家所在的位置是村子里少有的几块高地,已经远远高过北潦河的第二道拦水坝,受到河水侵袭的危险性很小,因为到那时为止,河水还从来没有淹过第二道拦水坝,但为策万全,他还是把他家的粮食和比较贵重的家具移到二楼去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举动并非多余。自家的工作准备就绪后,他就到他的合伙人刘先生家去看看,帮助他家抗洪,刘先生人在广州照料店铺,不能让他家受损,到他家一看,还好,他家那年没种田,所以也就没有粮食转移的问题,他家的贵重物品早已经由刘嫂在两个儿子的帮助下搬到二楼去了。他家的抗洪工作也准备就绪了。这时候刘正想歇一歇脚,刚好他父亲来找他,他舅舅打电话来叫他去帮助抗洪。刘一听到这个消息,叫到:“糟了”。4 原来,刘的水稻田都由他舅舅种了,他舅舅那年一共种了22亩水稻田,刘想到他舅舅一定是已经收上来许多稻谷,否则他舅舅是不会叫苦的。刘立刻踏上自行车,朝他舅父家奔过去,到那一看,果然不出所料,他房子的第一层到处是谷子。他舅父忙着把谷子运往二楼,两个小表弟和舅母正忙着用簸箕把谷子往箩筐里放。见此情景,刘不由分说,帮助舅父把谷子挑到二楼。过了一会儿,邻居家有几个人过来帮忙,人多好办事,还好,他舅舅有两栋房子,否则是没有办法放那么多谷子的。就算有那么多人,他们也忙到下午3点才完全将需要搬迁的东西处理完毕。 大概歇了半个多小时,村里的干部在大门口敲起锣鼓来,叫每家每户出一个壮丁去修第二道拦水坝。因为第一道拦水坝早就冲垮了,第二道拦水坝外一片汪洋,稻田全淹了。第二道拦水坝离村庄不远,干系重大,所以村干部决定把它加固。所幸的是第二道拦水坝很坚固,没有什么地方缺损,村干部决定还是加高一层,那时雨下的小了点,刚好开展工作,当时修大坝的人很多,许多在家没事的妇女和小孩都参加了,工作进展的很快。大约在5点半的时候加固完毕。这时候,村干部就叫大家解散,回家准备吃晚饭,村干部几个人留下观察水情。刘也就到舅舅家去吃饭了。虽说6点半开闸泻洪,但洪峰通过那个村庄至少需要2个小时。刘也就不紧不慢的吃起饭来,大约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说洪水上来了,刘吓得一大跳,以为第二道拦水坝冲垮了,洪水进来了,跑出去一看,原来是南潦河的水涨上来了。不用紧张,这是意料中的事情,南潦河的水再怎么涨,也不会淹掉房子。刘放心了,又回去吃饭了。吃完饭,刘就到河坝边去看看,准备回家。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大跳,原来河水已经漫过第二道拦水坝,正往村子里灌,心想等洪峰通过的时候该怎么办,后来才得知那已经是洪峰通过的时候。这下谁都没辙了,再加高第二道拦水坝是不可能的啦,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人转移到高埠去。还好,那里的很多房子都是两层楼的,甚至三层楼。人是没有什么危险的了。由于南潦河水挡住了北潦河水的去路,村子里的积水很快升起来。刘在他舅舅家里,不能回家,河水已经封住了去路,而且天已经暗下来了。他舅舅就留他过夜。7点钟的时候,屋子里开始进水,8点钟的时候屋子里的水已经高过小腹了。所幸的是河水没有再涨了。站在阳台上看到房子里的河水中有鱼在游动,别处漂来的稻谷在水中打着旋转,刘这才明白什么叫做“鱼米之乡”。就这样,刘躺在楼上静静的等着河水的退却。 河水是在7月11日下午3点开始退却的。那时天也放晴了,河水退的非常快,到5点钟的时候,房子里已经没有积水了。刘急着赶回家去看看情况。还好,他家里没有进水,只是由于涨水的缘故,地上很潮湿。他又到刘先生家里去看看情况,他家的情况也算好的了,房子里的河水只没过膝盖。那次的水灾没有给他们带来很大的损失,灾后的防疫工作也做的很好。这都要感谢村子里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群众性的兴修水利活动,将一座拦水坝硬是修的如此坚固,河水漫过堤岸,居然没被冲垮,也算一个奇迹,村子里的人都赞叹不已。经过那次抗洪事件,刘明白一个重要的道理:做任何事情都要作好充分的准备,在事情的结果还没有成为现实之前,一定要坚强的挺住,按照既定的方针行事,并努力奋斗。这为他以后经营店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抗洪结束后,他就留下来帮助父母“双抢”。忙完“双抢”之后,刘回广州帮助刘先生和向他说明家里的受灾情况,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表弟。在那之后,他就一直在店里料理生意,同时训练他的表弟。他表弟在工作台上再开了一个睡铺,安顿了下来。 就这样过完了1998年,1999年过完元旦,刘就提着他分到的1998年的利润10万元(刘先生是110400元,因为刘有两个多月没有在店铺里工作,为表歉意,刘就建议少分一点利润,刘先生拗不过他,只好答应。)回家盖房子,因为刘99年的“五一”要结婚,没房子怎么行,刘的表弟暂时接替他的工作。就这样刘又回家了,因为刘的房子在98年已经打好了地基,所以房子盖的非常快;加上刘又是木匠,叫了他的师傅、师兄弟过来帮忙,房子的门窗、家具都是自己造的,到99年春节前夕,房子已经造的差不多了。在整个春节,刘过得挺轻松的,结婚用品的采购都由母亲和姐姐忙着策划,根本不用操心,他只要考虑别的事情就行了。轻松愉快的春节过去了,紧接着又开始为结婚的事而忙碌了。房子是在4月1日竣工的,为此还进行了搬新房仪式(所谓的“搬新房仪式”是农村里面的一种风俗,搬进新房子里请亲朋好友和村子里有民望的长者喝喝酒,玩乐一下子,每家每户买一封爆竹在新房子前燃放,以示庆祝,被庆贺的人家给来庆祝的人一些喜糖和香烟)。新房子落成以后,刘搬进去住了,不久之后,这所新房子又添了一位漂亮的女主人。刘对于自己的婚姻还是比较满意的,谈起结婚的事情来满面笑容。 至此,刘已经真正的成了成年人。他已经成家立业了。结婚后,刘在家里老老实实的呆了三个月。新婚的新鲜感和喜悦感在三个月后就荡然无存了,并不是他讨厌妻子,而是他向往那种紧张而又激烈的打工生活。在征得父母和妻子的同意之后,他又背上行囊,回到了他所向往的生活。1999年他们的利润达到了223600元。年终结算的时候,他们没有简单的把利润分光吃尽,他们决定扩大店铺的规模,花了21万买了一台济南四通牌塑钢机;雇佣了两个工人,包吃住,月工资500元,并签订了劳动合同;并做出把店铺移往天河区东圃的决策,因为广州新建的房子有很大一部分在天河区,市场更大,而且他们对天河区的市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把握。 他们在天河区东圃租了一个铺面和三间房子,铺面有25个平方,月租金是2200元,三间房子离店铺都比较近,都是那里的房东租给打工的人住的,每间平均12平米,还有一个厨房和卫生间,月租金一共800元。这些设施他们一直使用到现在。那三间房子一间由刘夫妻两居住,一间由刘先生夫妇住,另一间由那两个雇佣伙计居住。因为店铺的规模扩大,他俩更加繁忙,四个人的伙食和日常生活都需要有人照料。所以他们把各自的妻子叫过来帮忙。 2000年他们店的利润达到了242500元。11月、12月刘陪着他的妻子回家生孩子,至此,刘有了他的第一个儿子,取名刘兴邦。谈到这些,刘就眉飞色舞。刘做父亲了,这又是刘人生的一个里程碑。这标志着刘向一个成熟的男人转变了。 2001年他们店的利润达到了他们在广州开店的最高峰273400元; 2002年他们店的利润达到了202000元; 2003年他们店的利润达到了173500元。7月,刘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取名刘富国。 至此,他们店铺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他们的店铺进入了微利时代。 四、抉择 时间的车轮跨入了2004年,这一年上半年的生意一般。我们去采访的时候,他们的店铺里两个伙计在切割铝合金条,完成16扇塑钢窗的任务。同时,他也向我们说明了他的选择:他决定回家种田,这里的店铺交给刘先生打理;他当初的5万元合股资金和购买塑钢机的10.5万元的费用总共15.5万元作为股份投入,刘先生每年将该店利润的四分之一分给他,并签订了三年期合同。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三个人一震,面面相觑,虽说店铺的生意一年比一年差,但也还算可以的了,没有必要放弃呀。刘看到我们的窘况,详细的介绍了他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 第一,孩子的教育问题。他的大儿子在这边上过一年的托儿所,除了教育费用昂贵之外,还有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学校很难和同学们沟通,课余时间都在那个嘈杂的店铺里孤独的玩耍,这对于小孩子的身心成长非常不利。如果在家里,就有一帮同龄的小孩一起玩耍,根本不用担心。 第二,市场的竞争问题。现在像我们这样的店铺有很多,市场竞争比前几年要激烈的多,以前在海珠区才几家店铺,现在在小小的东圃地区就有将近10家。铝合金窗,塑钢窗,防蚊防鼠纱窗、防盗网,玻璃门的利润都下降的很厉害。1998年的铝合金窗可以赚300多元,现在只能赚150元左右;塑钢窗可以赚400元左右,现在只能赚200元左右。 第三,订单取得方式的变化。以前是直接与客户商谈,根本就不存在中间利润;现在,这一渠道发生了变化,分成了三个阶层,第一个层面,即承包商,他们负责整栋楼的装修,当然包括那些铝合金、窗塑钢窗的安装,他们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用做。由于与负责工程的主管人员有亲密的关系,他们获得了最大的利润;第二个层面,一级承包商又把施工权分包给下面的几个较大的分包商,这些分包商获得了较大的利润,他们只需要注册一家皮包公司,只用几个人就可以运做;第三个层面就是他们这些直接施工者了,分包商就直接找他们施工。他们工作最累、最苦,而获利最少。有时为获得施工权还激烈竞争,结果那些分包商获得更大的利益。讲到这里,刘就有点义愤填膺了,那些人凭借着他们的关系网,不用劳动,就获得极大的利润,而他们拼死拼活的劳动,只换来了一小部分的利润,这还算其次,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他们不但不劳而获,而在于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挑动各个店铺之间的激烈竞争。“这些该死的东西!”刘第一次骂人了。 第四,出现了职业病症状。由于经常接触电焊机、塑钢机的工作环境,他的视力有点下降,听力受损,人有点吃不消。他的妻子更加受不了。这是职业病的前兆,为了个人和家人的健康,还是及早抽身为好。 他从小孩子的成长、自身的状况、店铺的发展状况出发,决定放弃这个职业是有他自的道理的。我们深以为然。听完他的选择,我们就问了他回乡后的打算。他的打算是:“我准备先回家种几年田再说,现在我也有40来万的存款,在那家店铺投了15万,吃穿是不用愁了,就算光靠种田和干木匠活,一年也有3万块左右的进项。如果种田的话,我种个20多亩田是不成问题的,现在我们村有很多人在外打工,完全可以租到稻田耕种。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学一门技艺,搞特色种植。最好是将来开一家农业公司,只有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话了,中国才能真正的实现现代化。而且,我希望我的儿子将来不要像我这样奔波,他只要将我的公司发展壮大就行了。”刘不禁流露出了神往的神色,他的希望和追求极大的鼓舞了我们。是啊!生活真的很美好,因为她充满了希望。刘作为一个没有受过完全教育的农村青年尚且具有如此宽广的胸襟、坚强的性格、美好的希望,更何况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 至此,我们的调查报告结束了。这篇报告远远没有揭露刘以骐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我们只是在与刘以骐短短的几次接触,大概了解了刘以骐的26年人 生经历中比较大的、比较有影响的事迹。我们把它记下来,写成了一篇陋文,希望读到它的人们在关注日益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和个人享受的同时,能够用眼角的余光瞟瞟中国农人的生活;用那听惯了欧美港台日韩流行歌曲的耳朵在休息的时候听一听中国农人的心声。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后记 在接到胡靖老师布置的撰写一篇反映农民工生活、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任务之后,我们三人就在一起讨论决定采用何种形式撰写比较好,并决定采访计划。经过多方讨论,最后决定采用人物传记的形式,也即上文所采用的形式,我们认为该种形式能更好的将主人公所处的环境和经历的事情结合起来,真正反映他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在决定调查对象的时候,发生了一段小插曲,一开始的时候,是决定由我去找,由于我们当初决定的是调查在广州干个体户的农民工,于是我就跑了好几家店铺,去游说店主,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我们的调查,然事与愿违。后来我就对他们两个人说,光靠我一个人恐怕不行,希望大家都去找找。 后来,谢同学说他找到了一个修自行车的,我们就和他见了第一次面,希望了解一下意向,结果那个人又说不愿意。我们三人就不强求了,如果是这种态度的话,即使开解他配合我们的调查,恐怕也很难深入下去,我们就决定放弃了。在大家无计可施的时候,我就提议说,我有一个同乡在东圃地区开塑钢门窗加工店,同时他也是我的好朋友,就问郑同学、谢同学有没有意向,她们同意了并骂我为什么不早点说。读大学以来,我经常和他联系并去过他那儿几次,对他比较熟悉,所以有那个提议。我想因为这一点我们小组可能比其他小组有一定的优势吧,不过有很大一部分事情我都是第一次听他系统的讲起,也算我对他的调查深入的结果吧。因为整个三月份我们都很忙,我们的调查是从四月份开始的。 2004年4月2日星期五下午4点我们一起去和他见了面,我向他介绍了情况并表达了我们的意向,他热情的接待了我们并表示同意。4月3日星期六下午3点,我们的访问调查正式开始了。第一次调查我们主要是相他了解了他来广州之前的经历,包括他的童年、学艺和早期资本积累的经过,这些内容构成了本文的第一部分。当时是郑同学记录,我和谢同学盘问和插话。刘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讲话很有水平,人也很健谈,恐怕和他的打工经历以及经常读《三国演义》有关吧。访谈在6点半的时候结束,刘以骐盛邀我们吃晚饭,刘嫂做地菜很有水平,我们尝了地道的江西风味。 此后一段时间,刘以骐接到了一笔较大的业务,他们比较繁忙,我们不好意思去打扰。我们的第二次访查是在4月24日星期六下午3点开始的,这次是谢同学记录,我和郑同学盘问和插话。主要了解了他在广州开店的早期经历。这构成了本文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一部,其中的塑钢窗、防盗窗的安装方法是根据他的描述和我以前帮他忙的经历写的。这次访谈比上一次气氛要好的多,用“宾主言谈甚欢”丝毫不过分。这一次的时间比较长,大概在7点半才结束访谈,照例蹭了一顿晚饭。 此后一段时间是过“五一”节,大家比较忙,访谈停了一段时间。5月14日星期五下午3点开始了第三次访谈,这一次仍然由谢同学记录,我和郑同学盘问和插话。访谈在6点半结束。主要了解了他以后的打算。这构成了本文的第四部分和第三部分的一部。照例,我们又在他那儿蹭了一顿晚饭。至此,我们的访谈结束了。由于刘以骐有一本很旧的笔记本,是专门记录他认为很重要的帐,所以才会得到那些数据,应该具有比较高的可信度。在访谈期间,我曾以私人身份于4月18日,5月2日在他那儿盘桓了两天,为调查做了一些补充。 刘以骐是5月16日下午3点半离开广州的,我到广州火车东站去送他。望着北上的火车,我有点感慨了:“这是一个坚强的男人,他一直为他的梦想和希望而活着。”临别了,该说点什么,我什么也没说,只说了四个字:“大哥,保重!” 他到好,说了一句文绉绉的话:“贤弟,保重!倘不如意,可来相投!吾兄弟二人共创事业。”什么嘛,居然引用袁本初的话。火车走了,他也走了。我不禁想起当初他老师骂他的话:“你这个社会的渣滓!永远是个渣滓!”他,社会的渣滓?……

编辑:admin 添加时间:2006/4/30 9: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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