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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翔 汤颖霞 劳伟珍:"走鬼"夫妻

作者/来源:秋田 点击次数: 4324

“走鬼”夫妻 调查时间、和地点: 2004年3月25日星期四下午14:00:00~16:15:13,地点:华南师范大学陶园内。 2004年4月8日星期四下午13:58:02~16:32:24,地点:石牌东小村李大姐家中。 2004年4月30日星期五中午12:32:01~14:16:14,地点:石牌邮局门口货摊前。 寻访—-“这社会好复杂” 当我们走在人多的街道上时,不难看见一些在地上摆摊子的人,而他们多数是带着陌生的口音,我们知道他们是从外地来广州求生的。于是我们决定以这类的民工为调查对象。3月19号下午4点左右,我们来到华师正门外,看见一位坐在路边阶梯的中年妇女:大概三十岁左右,盘起了头发,圆圆的脸,偏黑而又粗糙的皮肤;她面前摆着一块大大的红色帆布,上面密密麻麻摆满了些小饰物,如一些卡通的钥匙扣,还有手机绳等,都是一些小巧易带的物品。我们试着与她交谈,她不时地左右张望(后来得知她怕城管来巡视)。她留给了我们一个手机号码。我们当时还真有点惊讶,我从来没想过一个在街边卖小饰物的人还会用上手机。这就是我们这次要访问调查的李大姐。 一个星期后,我们试图用她所给的手机号码来联系她,但当我们说要找李大姐的时候,那个男的接话人说了一声她没在后,就匆匆把电话挂掉了,我们都觉得很惊异,也不想放弃,试了几次,那人还是没说两句就挂了。直到我们发信息给他,把我们要找李大姐的原因和与她约好见面的事情交代清楚后,他才回了条信息问这样调查是否会影响到他们,又跟他保证后,他才愿意说李大姐出去摆摊了,也答应向她转告我们第二天与李大姐下午两点半在学校正门见面。起初,我们以为那号码是她自己的,后来见面时她说那是他丈夫的。可见,他们一般情况下是不接陌生人电话或与陌生人说话的,一是怕浪费电话费,二是怕不轨之人骚扰。正如李大姐提到的:“出门在外要小心,这社会好复杂,尤其在广州。”面对不如人意的环境,民工还是眼明心细,一切以谨慎为好。 第一次闯世界——在深圳的日子 李大姐没有上大学,高中毕业后就出来找工作了。其实她上的高中在她所在的地方算是不错的,她还跟我们说那间学校每年都会出一两个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甚至有考上清华、北大的。但她没有报考,毕业后不多久,经老乡介绍,就跟她的一个好朋友一起来深圳工作了。 随着经济特区南风那个吹,充满新鲜感和神秘感的特区于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舞台上,开始坐拥那些成群结队蜂拥南下的“朝拜者”和“取经者”。 我们问她为什么当时想到要到外面工作,她跟我们说其实当时她是抱着到外面闯一闯的心态来到深圳的。那时她们所在的是一件间玩具工厂,位于深圳福田区,生产一些高级的用于出口的陶瓷娃娃。这些玩具造工精美,价格也挺昂贵,一个大约也要100多块。由于有老乡照顾,她的工作跟别人比起来不算是很辛苦,只负责质检,检查有哪些产品不合格。但如果出了什么错那就遭殃了。因为如果她检查过的玩具还有不及格的,一个就要罚款50块钱。她苦笑着跟我们说每天工作十个小时,而且又要加班,有时候连星期六、星期天都不可以休息,每个月的工资都不够1000块钱,一次就罚50块,想起很是心痛。还有,她说最让她受不了的就是每天工作十几小时,凡是上班时间的都不准说话。每说一句,就又要罚款50块钱。当时李大姐才不过二十岁,花样的年龄,最是喜欢打打闹闹、嘻嘻哈哈的时候,却竟然整天也不能跟人说上几句话,这对于活泼开朗的她来说无疑是最不能忍受的。 再加上年纪轻轻,第一次出门在外,李大姐当然会对家里思念有加。其实一开始我们问她是否掂着家里的时候,她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害羞地笑着。后来我跟她说我们以前刚刚上寄宿学校的时候很多人都因为太想着家里而偷偷哭了,于是李大姐也就不再腼腆,还笑着反问我们:“怎么可能会不想着家里呢?”原来她以前从来没有上过寄宿学校,那是第一次离家那么远,所以才不过几天,她已经忍不住偷偷哭了。 于是,正是由于以上种种的原因,3个月后,李大姐便离开了她职业生涯的第一站,回到了她的家乡——江西。 后来在第三次访谈中我们问到了李大姐对深圳一行究竟有没有后悔过,她毫不犹豫便回答我们没有,然后便笑着跟我们解释说其实那次在深圳打工,也可以算得上是让她见识了很多。首先那是她第一次工作,这就让她明白到了工作的种种酸甜苦辣;其次厂里放假的时候她们都会出去走走,也会去一些收费比较便宜的旅游景点游玩一下,“人家问起的时候,起码也算是到过深圳吧!”她得意地笑了。她又告诉我们其实她在深圳的时候还报名上过一个培训班,是学电脑的,要八百块钱,虽然当时她工资才不过一千块钱,她还是报了。她经常练习,学会了用五笔打字。那时她一心想着学会了电脑的一些东西,说不定出来还可以当上个文员什么的。最后李大姐还孩子般笑着给我们做了个总结:其实当时我去深圳的时候还蛮胸怀大志的呢! 谁不想能够成就一番大的事业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可毕竟现实与理想总有差距。 回到家乡来——在那小小的裁缝店 从深圳回到家乡后,李大姐便思量着应该做点什么好。她家就住在连南县的县城里,临着街道,于是李大姐便在自家的店铺学起了做衣服。因为那时候经济还不算是怎么好,衣服也没有现在的那么便宜,所以人们还是比较喜欢自己做衣服,那样比较省钱,衣服做出来也合身。她那家店铺很小,总面积加起来还不够十平方米,店里放了两台缝纫机,还乱七八糟的还放了些布料、衣服的样板、裁剪衣服用的工具等。主要经营的就是帮人家做衣服,有时也会缝补一些破衣服。 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李大姐太年轻了,人家觉得她没有经验,所以很少有人来找她,那时幸好是自家的店铺,不然就算是只交租金,也已经熬不过去了。但慢慢地,由于李大姐勤奋肯干,做出来的衣服也很不错,于是后来的生意也就慢慢好起来了。“生意最好的时候一个月能赚五六百块钱呢!”李大姐笑了,后来还很得意地跟我们说:“有一段时间我还收了个徒弟,我教她做衣服,而她就帮我的忙,想不到我还当上了一回师傅呢!哈哈!”笑了一阵子,她又变得认真了:“虽然也能赚上点钱,但其实也是挺辛苦的,一天到晚都是坐在那里,手不停脚不停,一件衣服要缝上好几天,受不了啊!”她告诉我们特别是后来,市场上衣服的价格卖得很低,越来越少的人去做衣服了,而且就算做,给的价钱也是很低。做衣服的时候她认识了她现在的丈夫,后来结婚了,不久就有了大女儿。由于有了家庭,又要照顾孩子,所以有了女儿后,她便不再做衣服,安心在家带起了孩子,至此,她便又离开了她职业生涯的第二站——那小小的裁缝店。 再次漂泊——与丈夫并肩于广州 等到女儿逐渐长大了,可以由爷爷奶奶带,在家里闲着,李大姐便又思量着找点事干了。 1998年,那时他的丈夫正在广州,于是,顺理成章地,她便来到了她丈夫所在的地方。那时他丈夫正在做一些小本生意,在街边卖毛笔。一开始李大姐对什么情况都不熟悉,所以也跟着丈夫一起卖起毛笔、钢笔来。后来逐渐熟悉了环境,摸清楚了摆在街边的小地摊记究竟卖什么是最好销路的,于是,李大姐便开始卖起那些小饰物来。一干,就是干到现在。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李大姐并不是在街边卖的,她在华南师范大学里面摆摊差不多两年了,学校里很安全,而且生意也比较好,还与一些学生成为了朋友,她们每次班上或者社团里有些什么活动要送小礼品的,都会向她整批购买。说到这里的时候,她笑得很开心,她说那两年是她在广州最舒服的两年。但后来学校开始不准在里面摆卖,保安开始驱赶,于是,李大姐不得不把摊档移到了外面来。 李大姐卖的小饰物主要有一些钥匙扣、手机绳。钥匙扣有大有小,都是一些动画人物,像叮噹、小狗史努比等,都是在一德路进的货,进货价格从1块钱到5块钱左右。还记得我们第一次遇见她,她就是在我们学校门口摆着摊档,放在面前的一块红色大帆布上密密麻麻地放满了那些小玩意儿。李大姐住在石牌村的一间小小的出租屋里,离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农业大学这几间大学都很近,做的主要都是那些学生的生意。平时李大姐不用太早起床,因为太早不会有生意。一般都是早上八九点起来,然后做饭,十点多跟丈夫一起吃完饭之后便开始出去摆摊档了;一直摆到中午两点左右,便又回家,准备做饭,四点多五点吃了饭,然后又出去了,一直到晚上九点多十点,又回家再做一顿饭。他们的饮食时间之所以如此奇怪,都是为了摆摊的需要,他们出去的时间都是人流量最大的时候。 在进行第三次调查前,我发信息给李大姐的丈夫,问他李大姐今天在哪里摆卖,但他没回应,我们也只好到她常摆摊的地方——天桥附近看看。结果我们从天桥下来那条路上找到她,她,仍然是圆圆又黑黑的脸,长长的头发在脑后盘了个类似髻的摸样,可掬的笑容,这些都是我们印象最深的地方。 我们发现她丈夫这次竟然跟她一起卖东西。她丈夫平时在华南农业大学附近和岗顶那边摆卖的,可是这几天他在那边生意不好,于是他干脆陪李大姐到这靠近暨大和华师两所学校的地方卖。他起初看见我们来时,神色有些严肃,不说不笑,望了我们一眼就转过头看着人来人往了。他是生怕我们打扰他们吗?我们发现他裤腰一边还挂着用皮套子装着的手机。于是我们尽量做到不妨碍他们卖东西,当一有顾客停下脚步看她货物时,我们便暂停我们的说话。后来,她丈夫也慢慢地有说话了。刚到不久,我们就买来两瓶水给他们两喝。“不用了,我们都在家喝够水才出来的。”李大姐推开给她递去的水说,但在我们屡次说到“天热喝多点水好”后,她才接受了。 我们指着他脚下的钢笔,问:“今天笔好卖么?” “今天一支都没卖出,昨天也只卖了三四支。” 而李大姐呢?据她说,白天不好卖,晚上好些,她昨天晚上卖了七八十元的小公仔和首饰品。没料到她的生意现在竟比她丈夫的还好。 那天中午,我们跟着李大姐他们在那站了足足两个多小时,而能停下脚步看看她地摊上的东西的过路者,却寥寥无几,更谈不上能买出多少。一有过来看的过路者,我们都会帮李大姐添上几句好话,以此来打动过路者,但很多时候我们都失败,她们看了好久挑了好久,有些甚至连全部东西几乎都给她们“摸”过,最后却不买而走了。对此,李大姐说了一句“不用太在意,这些人一般是没心买的,做生意就是这样。” 其实在我们眼中,这些街边的小摊档真的不能赚到多少钱,从那天他们的生意状况来看,真的很难维持下去。对于自己的工作,李大姐也有一点点的无奈,但是,她却还是很积极地面对,认认真真地做下去,直到哪天不做为止。其实对于他们,似乎已经没有太多的选择,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因为一放弃,就意味着他们不能生存下去,这是外来民工跟本地人的差别,也正是他们的悲哀与困难所在。 面对城管——生存与法治的矛盾 对像李大姐这样摆地摊的人来讲,保安和城管是她们工作的“严重阻碍”,是买卖过程中经常令她们提心吊胆的人。每次在她工作时访问,都可以观察到她与一般做生意的人的不同之处——她的眼睛几乎一直都是朝着固定的一边望,尽管我们正与她说话中。起初,我们还以为她不敢看我们,后来看她指着一边说城管就是从那边过来的,我们才知道她原来是在警惕着,一旦瞧到城管的影子或听到任何骚动,她就得立即收起摊子走到一边,待形势好转,恢复平静时,李大姐又摊开她的东西继续摆卖了。 “李大姐,你恨他们吗?” “恨,当然恨啦。到现在为止,我是被没收过几次的,但比起他人来我还算幸运的,损失不大。看到别人一下子就给城管抢走300多元的货品,我也感到挺心疼的,别说那个被抢的人,几百块钱不容易赚啊!” 她说道,“最反感的是他们不仅没收东西有时还要打人。” 从我们学校正门走出,就可看到许多人在路上摆摊,经营一些头饰、手机套、花等较多。我曾亲眼目睹了几名城管人员开着摩托车往民工直冲而上,二话不说,把来不及收摊逃开的小贩们摆在地下的一块布一抓,连同货物一起夺过来,放到车两边的箱里。可怜的人啊,他们只能眼白白地看着自己的货物这样被“劫”去!如果你看那被抢后的女人的眼神,那种麻木的悲伤……而那些钱得之不易,何时才能再能赚回呢?据说,有时对那些已经被吓得四处逃窜的小商贩也会穷追不舍,有时并砸毁他们的东西,令他们叫苦不迭!与城管人员发生激烈争执。城管人员作为城市行政管理的执法者,在工作中本应该带头守法、严格执法,但一些城管人员执法时却表现得非常粗暴,破坏了他们的执法形象。 “不过,话说回来,谁叫我们是在这街上摆卖的,自然有人赶。”李大姐说。 尽管商贩们也许意识到在市区内乱设摊点确实有损市容,尽管城管人员动辄没收他人东西、殴打他人的行为令他们反感、忧心,但为什么他们仍死赖着不走,要么就和执法队员打起了“你来我走、你走我来”的游击战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他们还坚持着这份工作呢?也许因为无可选择! “我想要是政府能设一些市场就好,给像我这样的人摆摊,适当收点钱。谁也不想跑来跑去,被赶来赶去。” 我们都惊讶李大姐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期盼。尽管这样的想法显得有些荒诞,至少对于在当今中国来说更是难于实现的,但对于一个已被生活所困的人来讲,这是他们理性的反应。 广州,磨练了他们 “在广州跟家里比起来,作息时间有点不太正常了,不过我倒觉得在广州,生活得好充实。”李大姐说,一天工作下来,很紧凑,一天工作下来好累,虽然是与家里的作息时间不一样,但是辛苦也是值得。有时,如淡季,生意很少,甚至一天都没交易,但那感觉却比呆在家里强。广州的生活,令人在不断地工作,在城市生活节奏快了,我们每个人都会受益匪浅。” 在这拥挤繁华的城市里,街边摆卖小品的人到处都是,他们看上去贫困潦倒,你会想象他们有翻身的一天吗?然而,李大姐的丈夫却道出非一般人的想法,“你不要看我们这些摆摊的小贩子,不起眼,其实很多人就在这里赚取了大钱。后来有些人去开了店铺,去做生意,不少的商场上的好手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当然,摆摊是辛苦的,有很多人在这里摆了几天的摊子就熬不下去啦,几天就去干其他的了。所以,在这里的人都很少认得的,几乎每天都有很多新面孔出现。他开始做这行的时候,生意是挺满意的,收入不错,他相信只要他俩夫妻坚持下去就能够挣上一笔钱来开自己固定的店,扩大自己的生意。 他离开家乡,来到陌生却充满生机的城市——广州。在广州,他看见了许多新鲜事、许多新鲜人,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正如他所说的,“广州磨练了他们”。 他跟我们说,他以前在华南农业大学摆摊的那个档位是很不容易取得的。那时,当地街道办事处的人以招标的形式来出租档位的,我出的租金是别人的两倍。他说:“我啊,是个外地人,又不认识档主。想租的人多的是,怎能轮到我呢?”不过,好歹也在那住了几年,因此街道办事的负责人还是认识他,只不过,他们认钱不认人,最后以双倍租金得到那个摊位。他告诉我们说:“出门在外很多时候就得靠朋友,人都不认识多一个,是很难在外站得稳脚的。就拿买那个档位来说,就算你有钱,如果你不认识人,不认识那个负责人,或许连这件招标的事都没有人告诉你呢。”我们知道,朋友多了路好走。这一点,这对在街边摆卖的夫妻无可否认懂得比我们多,懂得深。 其实他们在广州已经生活了六年,经历过这么多的风风雨雨,都可以算是熟悉了这个城市,熟悉了这个城市里这一行的行情,最重要的是,他们得到了磨练。 看,他们的“小”家 第二次调查,我们决定到李大姐家坐坐。在她的引路下,我们通过一条从石牌东路中某一岔口进入的迂回狭窄的小巷(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小店买铺,小型发廊理发店尤多,人来人往较热闹,凭外表看大多数是打工低收入的,楼房较矮很旧,密集无光线,听她说这地方是……),终于来到李大姐的家。她说刚来广州时,足足让她老公带了一个星期才认得回家的路。是的,这些小巷太相似了,我们也担心着我们自己回去是否会迷路。 她家是要穿过容纳不到两人的小巷才可看见的。家所在的楼仅仅有两层,一楼住着两夫妻,是她老乡,而她住在二楼。那楼很旧,已脏得黑麻麻的,破得令人怀疑它是否能经得起风雨。大姐开了所谓的大门(只不过是仅刚能一人通过的小铁门),转回头,有点羞愧的对我们三个说:“里面很小,黑,你们要看着路。”一进去就是有扇门和一条窄小的楼梯,楼梯中还架着一台老式自行车,是她老公为出去买卖方便用的,但现很少用,因为搭公交车更方便些。我们上楼梯也得小心翼翼,摸着上,楼梯小且一盏灯都没有。李大姐也再次提醒我们要小心。 上了二楼我才清楚地领略到房子的“小”。只有一个房,且还不到十五平方米。房里摆着一张中间明显已凹下去的床,按大小来讲应是单人床,棉被叠好放在床头。床正对着一台十四寸的电视,放映时屏幕已泛白有雪花,还发出嗤嗤的杂音,那是两年前李大姐的丈夫从楼下一间二手电器店以200多元低价买来的。她说:“一遇上下雨天,我们只好呆在家里没事干,看这电视价格还可接受,就买来,消磨消磨时间。”房内有个下端已朽破成洞的木门,刚进房时那门还关紧,直到我们中一人说起要上厕所时,她才把那门推开让进……房里最引人关注的是房到处都堆放着一包包、一袋袋或一箱箱的东西,看样子确不像是用来装衣服的,凑前一看,发现当中有些笔,我们就意识到那很可能是他们的货品……楼梯与房之间有一条窄小的走廊,李大姐就利用这小小的空间作为他们的厨房。这厨房非常简陋,一个小台架上放着一块砧板和一个单炉,那炉已生锈得不成样,没有一处是还保留着原色的,仿佛一敲即可崩塌。洗好的碗筷盘也将就放在炉的一边,旁边还放了一瓶酱油。其中的一个角落有一个水龙头,用来洗衣洗菜等,所以整个走廊整天都是湿湿的。 六年来,他们就是住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其实他们老家的房子都不知道比这间强多少倍。但是无奈,这是生活所逼,为了省钱,唯有如此。他们俩夫妇也没有半点怨天尤人之意,虽然家里很是简陋,但是他们也过得乐也融融。 爱看《南方都市报》 这对夫妻平时有时间会看电视。她丈夫平时就常看些新闻,除了新闻之外就看些热点之类,如中央1台的《今日说法》、《当代工人》等,关注些大事、新闻和工人的事,很少看电视剧。经过了解,他原来是一名党员,是在部队当兵时入的党。“平时就这样关注社会大事,一个人来到外地,特别是在广州这种地方,你不了解一下最新的消息,行吗?真的要每时每刻都要关注着社会,我们这种打工仔嘛,就是要关注这种形势的变化。” 而李大姐就比较喜欢看些生活片,一些电视剧之类。 她丈夫比较关心国家大事,一有空就看看《南方都市报》的。我们从他口中了解到,《南方都市报》比《广州日报》精彩多了,说的内容比较多,较为关注民生,他说觉得这些年来《广州日报》真的每况愈下。还有《南方周末》是最为精彩的,不过他比较少看,他说:“一来它贵,二来它说得很隐含,不是很容易就能看得明白,要人仔细地去思考才能发现其中的悬妙之处。”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李大姐跟她丈夫偶尔也会到石牌逛逛街,买一些比较便宜的衣服。有时候也会打打扑克牌。记得上次我们晚上发短信跟她们联系,他们后来到了晚上十二点多才给我们回信息。原来那次他们两个都到了楼下的小店跟别人打扑克去了,把手机放在了屋子里。 艰难的现状 李大姐和他丈夫为了撑起一个家庭,在广州过着艰辛的生活。除了基本的生活所需,李大姐并没有任何的娱乐花费,也从未指望过哪一天能像一般女人所具有的“权利”——提着一个小挎包去繁华的街市逛逛。 劳动五一节的前一天,我们再次在天桥边找到李大姐。五一假期里,别人家大大小小出外游玩,可她仍只能守在路边摆地摊。莫非“五一”里生意会更好?她说:“买的人可能会多点,毕竟多人出来玩嘛。可问题是,同时城管来的次数也多啊,管得也特别严。城管如果管得严起来了,我们就很难持续买下去了。”她那沧桑的眼睛里充满着无奈,“所以,总的来讲五一假期里卖得还不如平时。”虽然这样,但她仍不放弃任何一个可摆卖的日子,除了下雨天。 毋庸置疑,在李大姐的眼里工作是她唯一可考虑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在背后逼使着她这样呢?通过我们的调查访问,得到一些有关李大姐收入和支出的资料(见下表)。 基本用品 价格 用量 平均每月支出额 米 (今年比去年提价了几毛钱)1.5~1.7元/斤 每月40~50斤 96元 盐 1元/包 每月1包 1元 油 小瓶,12元/瓶 每月1瓶 12元 酱 海天牌,3.5元/瓶 每月1瓶 3.5元 煤气 65元/瓶 2个月1瓶 32.5元 洗衣粉 雕牌,3.2元/包 每月1包 3.2元 洗发水 海飞丝或飘柔,小瓶,10元左右 每个月1瓶 10元 香皂 立白,3.5元/个 每月1个 3元 合计 一个月共用160元 饭餐 时间 方式 内容 花费 早餐 10点 在家做 稀饭(配有盐菜或萝卜干小菜)或面条 2元 午餐 14点 在家做 一肉一菜,有时会加一点汤(青菜汤或萝卜排骨汤) 10元 晚餐 22点 在家做 一肉一菜,有时是午餐留剩的 合计 一个月共用12×30=360元 从以上两表看,仅仅李大姐和他丈夫两人的基本生活费用就是160+360=520元。加上房租,她们一个月至少得花费800多元。正如她说,她曾经统计过一个月最少要800多点,最多1000多。除此之外,李大姐每月还要寄300多元回去,供老人和两个小孩用。她家老人原是基层干部,现已退休,一个月能领上1000多元养老金。她说道,要不是小孩的爷爷婆婆自己能有一些钱,她和丈夫都难应付家里的开支。至于身体状况,她庆幸地说:“还好啦,整天跑来跑去,算是锻炼多了,一年四季少病。有的也只是偶尔一些小痛,如脚湿痛和感冒等,也不用怎么去理会了,最多到药店买点点药吃。” 他们还提出,在广州看病真的很贵,去一趟大医院,动不动就会被叫去打吊针,对于他们这种层次的人来说,实在难以负担得起。 对于非典,她丈夫说只有那些整天在办公室里面坐的人才会染上,而没听过那些在外面跑来跑去的民工染上。“一般在外面跑来跑去,常要经历着雨淋热晒,什么都经过啦,我们身体都很健壮的。而且我当过兵,哪会这么易就感染上非典。” 所以,李大姐他俩在医疗方面的支出是比较少的。 那她的收入情况呢? “开始在广州几年,生意还不错,一个月能存下2000多元。但这两年一个月才攒下两三百元。”据她所言,在采访她的前一天她和丈夫共有七八十元收入(未除成本),但他们卖的商品的本钱是非常少的。 考虑到下一代的成长和教育费用,面对收入剧减的现状,她和她丈夫不得不考虑下一步该如何走。 落叶归根,不再漂泊——希望就在明天 李大姐和丈夫在广州从事这种买卖已好几年了。在头几年里他们“生意”还不错,一年可净赚一万多。可近几年来生意难做,也许因为像他们说的那样:现在城管管得严,还有在街边卖这东西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李大姐告诉我们:“我和丈夫打算过一两年就回家去。” 吧,总比现在整天卖东西要避来避去好,实在不好受呢……回家还可看看小孩。”她说,小孩(指的是最小的哪个男孩)要上学时,他们也得回家了,为的是要亲自照顾小孩,让他好好学习。 “唉,虽然在广州这么久了,钱是赚了点回去。但是长年在外,有点想家里的儿女。”她丈夫接着她的话说:“我们得在家照看着他上学,那才会放心,毕竟儿子是我们将来的希望,我们不能放下儿女在家里不管,到时候如果他们没有把书念好,反过头来怪责我们做父母的,那不就糟了。虽然在广州会有很多机会去赚钱,但钱是赚不完的,相比来说儿女的教育就显得更重要了。”他还对我们说他们那里是很重视教育的,他哥和他都是读了高中的。他现在还是领着家乡林业局所的生活费,每个月一百元。到时退休了,也还可以领退休金呢。 后来,他补充了一句:“总之,我认为教育是最为重要的。”从李大姐和她丈夫的话里,我们不难看出这对夫妻对孩子教育的无限重视和支持,也看到他们坚毅的一面、长远的目光和乐观的生活态度。 而他们回老家后又将会以何为生呢?他们的生活又将如何呢? 据他们说道,他妈妈是在家里卖牛奶的,做“晨光”牛奶的代理,说明白点就是做学生奶,“晨光”这个牌子在这里广州可能不太有名,但是在他们家乡,很多人都是喝“晨光”奶的,所以当地很多的中小学都是到他妈那里订牛奶。生意还是挺不错的,只是老妈已经上了年纪,有时在家太操劳了,而且两个孩子这几年来都交由老爸来带,在外头的他实在不太放心。 “我和老婆打算回去开间小店卖牛奶。”李大姐丈夫说到这时,嘴上露出一丝笑意,似乎感到有些满意,甚至有些自豪。我们在旁边点了点头。 “我爸就在家里给家里人做饭,我哥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住,都建了楼。幸亏我那时有远见,很早就在城里买了块地皮,早早地就建了一幢落脚的房子。我哥哥离我那走路才十分钟,算很近的。” “我们家有个习惯,就是无论多大的一家人总在一起吃饭,一般一天二餐,早餐除外。因此,我们家人的感情都非常地好,很多大事小事都一起商量,在家也有在家生活的快乐。” 是的,李大姐和他丈夫,这对夫妻早已构建出他们的未来,我们也从他充满美好憧憬的眼光中看到了他们的幸福。 结语 经过了三次的交谈之后,我们建立了较为深厚的感情。我们回到第三次调查快要结束时,当我们告知他们这是我们进行的最后一次调查时,他们似乎还有千言万语对我们倾诉,但他们什么都没有说,用恋恋不舍的眼神默默地看着我们。 在我们就要走的那一刻,我们将剩下来的二十多元交给他们,他们开始死活也不肯要的,最后我们说明是学校作为酬劳让我们转交给他们时,他们方肯接受,我们也没有再说什么客套话。 经过三次的调查,我们算是对李大姐他们有了深入的了解,看到了民工的艰辛酸楚和步履维艰。他们有他们的无奈,但是他们却很乐观地面对,积极向上。他们就象小草,环境恶劣,但是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对于生活,永远不会失去希望。我们可爱的李大姐,赢得了我们的尊重……

编辑:admin 添加时间:2006/5/25 10:5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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