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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杜润生改革:中国发展首先要解决农民的组织化难题

作者/来源:胡靖 点击次数: 452

      从1953年到1983年,中国的合作化、集体化运动,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上一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还不仅仅是在一般的“生产力”层面和“生产关系”层面。中国的理论界会一直追踪研究、讨论这段历史。这是因为,其蕴含的历史意义、学术意义太丰富。 赞美它,需要面对“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的重重挫折。诋毁它,需要面对“治山治水”等重大的历史成果。而要吹散意识形态的烟雾,以客观、清晰的理论去解构它,舶来的新制度经济学等理论工具显然远远不够。
      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社会科学的分析手段和进路。中国的一切制度变迁,都是“生产力”进步的结果。长期看,任何社会形态及“生产关系”一定就是生产力的函数。这一点,马克思没有错。他洞察了历史与社会的本质。中国在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引进了很多西方主流的研究方法。新制度经济学是其中的主要的内容。但是,对于中国历史、社会与经济的诠释,一直有削足适履之嫌。难以自圆其说。这首先是因为“理性人”的假设有问题。“理性人”假设是经济学的重要基石,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石。它的问题,必然会影响到经济学的整个分析体系及其逻辑力量。所以,国际上一直有学者在质疑经济学是否是科学?
    “理性人”是以个体作为行为的主体和核心。上升到理论与政策层面,全社会就是一个密密麻麻的蚂蚁世界。只有个体,没有整体。所谓的“集体行动”也是通过自由契约的方式来完成的。经济学只认同这种个体存在的意义。也只尊重这种个体的存在。而没有看到,集体与整体性,同样是人的本能的需求和人类进步的需求。这首先表现在很多公共领域。公共福利、公共资源,一定需要整体性才能保障。而要保障这种整体性,最关键的是需要避免产权安排对其进行产权分割。这是因为分割的产权,尤其是所有权,完全可能导致自然整体性被瓦解。因此,产权上的公有特征有其“生产力”的必然性。不能一概而论都是没有效率。其次,分工是现代市场经济效率的源泉。而分工产生的基础是产业组织。这种产业组织其实就是一种公共产权。或至少是公共使用权、公共处置权。企业、公司内部的这种公共特征,保障了其内部分工的顺利进行。所以企业、公司才能实现发展并获得利润。试想,如果在企业内部,每一次合作都要通过谈判、契约来完成,则企业一定会失去存在的意义。所以,科斯定理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社会主义的存在意义。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并不在于产业组织的这种公共特征。而是形成产业组织的进路不同。自然,效果也不同。资本主义往往是通过私有产权的“交易”的方式形成契约,进而形成产业组织。这是其成功之处。也是其失败之处。有很多重要的公共领域,恰恰是因为“交易”失败、或“交易”盲区而成为公共损失或公共灾难。而社会主义,则更多的是通过所有权的公有制直接跨越“交易”的鸿沟、形成产业组织。这是一种几乎没有“交易成本”的更有效率、覆盖面也更广的组织形成方式。它在范围上,超越了一般的产业组织。能够把合作覆盖到很多非价格、非市场领域。以获得最佳的、最持续的资源配置效率。人民公社即使如此。但执行过程中的诸多特殊困难常常会限制社会主义效率的发挥。以致各种挫折常常成为经济学诟病的证据。但不管怎样,套用邓小平的名言“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耗子就是好猫”。只要能够形成有效的产业组织,则分工就能顺利进行下去。效率就会自然产生。制度的历史合理性就存在。反之,没有产业组织,一切“生产力”的进步就是乌有。如果组织被瓦解、分工消失,则一定就是生产力意义停滞、大倒退。
      就可以发现,中国在1953年以后的合作化,其实是一种通过土地公有制产生的农民的组织化,或农业的组织化。它符合现代产业的亚当斯密意义的分工的要求。在生产力的方向上,没有原则性的错误。包括1956年以后的集体化、人民公社。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正是通过土地公共产权的一定的“强制”,而非自由契约完成了农地集体化。进一步形成了农业产业组织和农民组织。有了这种组织平台,在人民公社时期,分工与效率是必然发生的。取得的成就也是惊人的。人民公社的组织化成果,主要表现为各个村庄对“恶劣”的农业生产条件的改造。改造的主要内容就是水利化。当然也包括田地平整、道路修建、荒山绿化等。这些重要的农业基础性工程只有通过农民组织化才能完成。是中国农业增长的前提。可见,没有组织化,就没有水利化这种基础性的成果,就没有建国以后粮食总产量的持续的提高。在育种等领域的任何进步都可能大打折扣。甚至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工业化。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水平,看不到跃升的机会。可能就和印度一个档次。大概只有每年250公斤/人的水平。 所以,中国的农民的集体化,正是破解了历史上农民的“善分不善合”的难题。在这个意义看,这的确是历史的伟大进步。

编辑:admin 添加时间:2016/3/7 22:4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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