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一段，柳宗元举了秦代的例子，秦代奠定了中国历史政治制度版图的重要制度——郡县制，就是把旧王国的土地，重新分成大小差不多的郡县，刚开始有36个郡，后来随着疆土的开拓，发展到40多个，郡下有县，罢黜诸侯，派遣天子的使者，也就是守宰，替天子镇守四方，从而可以达到“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该段语言气势雄浑，有《过秦论》中“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的壮阔。这套郡县制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地方政治体制的框架，一直实行到今天，使得中国成为全世界比较特殊的中央集权制度，同时，也使得中华文明绵绵不绝到今日，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但是秦代的短命呢？作者作了一番解释，主要是因为酷刑太重，“亟役万人，暴其威刑”，人民不堪其扰，陈胜吴广大泽乡的起义，是因为不堪官吏的压迫，人民怨恨的是下层的官吏，而不是中央政府，当次非常时期，揭竿而起，顺势就反秦，这不是郡县制度的过失，而是因为人怨：“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最后一句话又是对该问题的下定论。

  在做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对比以后，作者又举了一个例子，汉代的郡国并行制度，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代郡县制度下，国家发生动乱，诸王大臣无法帮衬的问题，重新恢复一部分周代的制度，将一部分的土地分封给功臣与宗庙子弟，结果，不出几年，依然困平城，有白登之围，为流箭所伤，显示了刘邦的囧状，最后，在这种制度下，作者犀利的一针见血指出“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与上文论秦代郡县的时候“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形成了强烈对比和鲜明对照。这完全突出了郡县制度的优越和郡国制度的弊端。

  最后的案例，则是柳宗元论当时的政治制度，唐代设置的州县，“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在此与前面三个案例切中要害，形成呼应，增强文章论据的论证效应。

原因剖析

    技术的落后导致了统治手段的无力，统治手段的乏力直接导致了封建制度的盛行，因为周天子无法掌控这偌大的地方。这技术背后，其核心本质，则是因为生产力水平的低下造成的统治手段和技术的落后。

  生产力的组成部分是：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作为劳动工具革新为代表的生产力进步，则是战国时期铁器的发明和在农业与军事上的应用。由此，战国时代秦代的崛起最后六国的统一，之所以能够采纳郡县的制度，其实是战国时代经济基础以上的上层建筑开始部分施行郡县制度的结果，加上建国初期客卿李斯的谏议推动了这项措施的尽早施行。总而言之，这是时代背景下各种作用因素的共同合力。

  周天子就算想要统治广袤的国土，除了政治因素的问题，那就是因为技术水平无法达到覆盖广袤国土的水平。由生产力提升的社会进步带来的是一个正统文化的施行。因为有了文化的大一统，才能够在制度维系中框定人心向背，维持一个大帝国的存在，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化大一统，也是统治技术手段的重要措施之一。

  所以，秦始皇统一六国的举措就是，“车同轨，书同文”，还修建了秦驰道，可以让首都方便通达到帝国的各个角落，统一度量衡和作为文化形式的文字，让一个统一的帝国市场能够建立起来，打破封建格局的局面，成秦代以后为封建社会，这实在是冤枉，至少在一千年前，柳宗元就已经把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谈封建的真正含义，实在是值得我们再加商榷。

  所以，在经过汉初几代人奉行的修养生息等黄老之术以后，到了汉武帝时期，已经有足够的财力和军事力量可以对抗北方的匈奴以后，维持广袤国土进一步安定团结的需要更加强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推行，就丝毫不值得我们诧异了，这是历史发展的需要。

  不仅如此，汉武帝还有一个对郡国制度的改革，鉴于七王之乱的发生和郡县制度的稳定，在采纳了东方朔的意见以后，对封国施行“推恩令”，最后的结果那就是日益缩小的王国领土和不断削弱的诸侯实力，对帝国的权威在逐渐消亡中，刘备，就是破落王孙中的一员。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中国古代政治中不缺乏分权制衡的理念和制度形式。早在秦代的时候，中央政府的机关，就实行着几大官僚势力的分权和制衡。实行郡县制以后，中央政府内部的制衡，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制衡，成为了新的矛盾焦点。分封制和郡县制，主要针对的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解决的制度安排。在这个框架下，分封制度导致的一个结果从周代的发展中就可以看出，诸侯做大，周天子沦为二等王国的首领，诸侯之间互相争战不休，混乱了几百年，尽管因为混乱里面带来的自由和社会实践的丰富带来了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的繁荣，但是对于中国古代的社会安定和人民幸福，则是莫大的破坏。在中央地方权力失衡中，中央政府的灭亡，是迟早的时期，在楚庄王的问鼎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周天子地位的衰落。

  刘邦与朱元璋是非常相似的两位皇帝，同样，他们都实行过郡国一体制度，结果死后都碰到过王国的叛乱和平叛，只是汉代是成功了，明代是被篡了位。这充分显示了封国做大以后对中央政府的危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