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与阶级的正统理论一章中，奥尔森回顾了历史上关于国家理论和公共物品范畴的学者们的论述，在多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经济学家们才逐渐接受了政府的基本服务只有通过强制才能被提供的基本观点。然后摆出本书的一个基本前提——组织为获取公共物品或收益而工作，国家只是组织的一个特殊形态。这个前提非常关键，因为在下文中，作者将着重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进行批判论述。

奥尔森认为，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一份子，既然在前面关于大集团中难以行动起来做了逻辑论证，那么我们如何期望人们可以在政治团体和国家这个大集团中，能够忘掉自私自利，变得大公无私呢？奥尔森还引述了穆勒的观点，对政治广泛的漠不关心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关于认为人们能够实用和理性地参加阶级行动的观点是错误的。

奥尔森认为，正是因为阶级的个体都是采取理性的行为（顺应马克思的观点），就不会产生争取阶级利益的行为。尽管在马克思对阶级的论述中，有着共同利益的无产阶级进行斗争，是不应该产生的，这是奥尔森的结论。同样的，他把参与阶级斗争的阶级拆解成许多个的大集团的组合，并且认为马克思的阶级行动表现出来的就像大型潜在集团在争取实现集体目标所具有的特点。所以，顺应前文的论述，那么奥尔森的论述结论是非常清晰的。奥尔森还非常聪明地引用了列宁的《怎么办》一书中的论述——共产党员要依靠忠诚、守纪和富有牺牲精神的少数人，而不能靠无产阶级群众的共同利益（有断章取义之嫌，这是许多人最喜欢做的事情）。

奥尔森一直认为，马克思预言的阶级行动一直没有实现。其实这是奥尔森个人或者是西方学者对概念的一贯偏执，阶级行动一直在发生，虽然有时候披着不同的外衣。奥尔森还留了一个口子，就是认为不清楚马克思的理论是否饱含了非理性，而非理性行为是可以导致阶级行动，这无疑是留下一个腾挪转移的借口。但是总体上，奥尔森是批判的，因为他还说了“即使马克思考虑的真非理性的感情行为，他的理论仍然是不完善”。

另外，奥尔森还认为（也可能是西方学者都一致认为）马克思不是一个严谨的作家。这句话在这里非常费解，如何才能得出马克思不严谨，依据在哪里，在书中并没有更多的着墨。

总体来说，《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分析着眼点，仍然是基于微观的组织分析，即从微观的个体和小集团来推演。即使奥尔森断言小集团的逻辑规律并不适用于大集团，他依然留了一个口子，那就是当大集团中可以通过“选择性激励”来达成组织目标的情况，但是他并没有对此进行扩展论述。对此进行深入阐述的是爱莉诺·奥斯特罗姆，她的书名就叫《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并且加了副标题——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因为该书对小集团限定为“原子型”的群体，人数在十个以内，而且个体之间相对平等。换言之，这是一个松散的“均质”组合体。这无疑简化了分析的对象范畴，而且在论述之中，容易抹杀了其他的异质性特点而导致一概而论的毛病。

实际上，我们的现实中很难出现这样理想的模型。而作者喜欢举证的工会和阶级斗争（政党），都很难完全吻合这种论述的定义，那么奥尔森的论证，就有可能出现错误。比如他认为的阶级行动一直没有如同预言，但是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运动洗礼全球，连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也不得不借鉴马克思主义来促成福利国家制度的产生。对理论模型的过分简化，会对说服力大打折扣。工会和许多的院外游说集团，其实很难完全符合这种界定，它们更多的是有着严密组织结构和功能的系统，在由公共利益引导下形成的这些组织，是很难完全采用奥尔森的结论的。如此则无法解释革命的成功和新社会的建立。这也充分证明了科层制在大集团中的重要作用。

有趣的是，作为公共选择学派，该书其实隐含或者明示了一个基本的观点，自由主义是很难提供好的公共物品的，必须要有国家或者政府的介入。这其实是提倡政府干预主义。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该书的一个基本写作框架，奥尔森先对集团和组织理论进行阐述，然后对该书阐述的集团规模和行动进行论证，以此定为全文的基础理论框架，然后分别对工会、国家与阶级的正统理论、压力集团的正统理论和“副产品”和“特殊利益”理论进行挑战和批判论证，进而在这几个领域的应用中得到理论“丰满”。

我们也遗憾地对奥尔森的理性主义在推导过程中的作用提出一个质疑，主要是因为人类生活中情感、意志、精神等非感性因素的存在，在决定集体行动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共产党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中可见一斑。奥尔森对模型的简化有利于分析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个靶子。

非理性因素的切入，其实并没有改变“经济人”的前提假设，只是在效用分析上，需要做出调整，而这，就超出了本书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