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生物进化角度，在一个群体面临生存危机时，基于未来对现实重要性的互惠利他将不复存在。归根结底，无论是亲缘利他还是互惠利他，从基因层面都体现一种自私性。

2.2.2. 强互惠、利他惩罚及其激励机制

最新的观点表明，人类相当大一部分的合作行为无法由亲缘理论和互惠利他来解释。近年来，随着实验经济学和行为博弈理论的发展，桑塔费学派经济学家发现人类合作中还广泛存在一种被称为“强互惠”的行为。

强互惠，指在团体中与别人合作，并不惜花费个人成本去惩罚那些破坏合作规范的人（哪怕这些破坏不针对自己），甚至在预期这些成本得不到补偿的情况下也会这样做。它可以有效抑制团体中的背叛、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促进合作。因为强互惠是一种具有明显正外部性的利他行为，所以称为“利他惩罚”。

以鲍尔斯和金迪斯为代表的桑塔费学派进行了大量的博弈实验，如公共品博弈、最后通牒博弈等，实验证据表明强互惠是真实且广泛的存在于人类行为中的。

那么这种具有明显正外部性的行为的激励机制是什么？在得不到物质补偿的情况下，人们为什么不惜花费个人成本去惩罚违反合作规范的人呢？最新的研究以脑科学与神经科学为基础，进行了一个重要的实验。实验报告清楚的表明，人们可以从强互惠利他惩罚本身获得满足：大多数人在发现违反合作规范的行为未得到惩罚时会感到不舒服，并因此不惜成本实施利他惩罚，从而获得自身的轻松与满意。简单来讲，强互惠的内在激励机制在于人们对社会公平和公正的追求、对违反公正和合作规范的惩罚愿望。

2.2.3.利他行为的演化均衡

前文提到，从个体选择理论出发，当代主流生物学家事实上否定了生物的利他行为。那么实验经济学发现的强互惠性行为是否无法在生物学进化观点中得到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桑塔费学派证明了利他行为演化均衡的微观基础，解决了群体选择理论无法解答的问题。他们认为，主流生物学的观点存在严重缺陷：它只孤立的考察利他行为与利己行为对适应性的贡献。但是一个利他者的生存适应性不仅取决于他与自私者的交往，而且还取决于他与其他利他者的交往。这些交往更容易达成合作并使双方享受到合作剩余，只要这个剩余足够大，就能弥补利他者损失的进化优势。同理，一个自私者与其他自私者相遇，就会使自私者攫取的计划优势损失殆尽。

所以，桑塔费学派经济学家得到了与之前大相径庭的结论，利他行为可以通过合作剩余条件下的整体补偿机制获得相对的进化优势。经过自然选择和进化产生的人类心智与行为，深藏在我们基因中的，不仅有利己心，更有利他心。

可以说，建立一个更完善、更有效率的合作秩序，也许是我们这个物种在生存竞争中的巨大优势。

在人类漫长的演化历史中，最初的合作秩序是自然选择建立的，面临着生存威胁，迫使人类进化出有利于合作的偏好。拥有利他行为、合作秩序的人类种群相比其他种群有更强的竞争优势，得以在残酷的自然选择中生存下来。而这种合作的偏好向后代传递，合作秩序得以进化。

生产能力提高后，自然施加给人类的压力开始减轻，此时的合作秩序需要其他手段来维护。亲缘利他、互惠利他是不够的，强互惠者个人实施的利他惩罚就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1.强互惠的实施其实需要一定的条件。不可否认强互惠的真实性与有效性，但利他惩罚的作用并非桑塔费学派所推崇的那样强大；

2.桑塔费学派的观点是一种自由主义观点，自始至终都只是论述人类自我合作的建立与维持，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仅依靠人们的自我治理无疑是不够的，建立一个完善的制度来保障合作、存进合作秩序的建立是必需的。

3.我个人认为，效用论的观点应是最为完善的用来解释人类利他行为的理论。效用指的是人类获得的满足程度，所谓强互惠，人们为了心中的公平与公正，一定程度上仍是为了自身的效用最大。完善效用函数，将利他偏好内生为自身的效用，可能只是一点零碎的想法，很难形成更为系统的知识体系。

4.我认为，提及人类的情感问题，因为其不可捉摸、不可度量，可能只是用来加深我们的认识、扩展思考问题的广度。真正用于经济问题的分析是很困难的，但经济分析仍不能忽略人类是作为有血有肉的存在而非计算机程序。在这方面，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进行案例分析，做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