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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泓霖:有感于《通往奴役之路》

作者/来源:陈泓霖2014级研究生 点击次数: 1688

本章一开始,引用了 阿克顿勋爵的一句话:“由于对平等的热衷,使自由的希望落了空,曾经赋予这个世界的大好机会因而被抛弃了。”

作者坚持: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体系必然走向独裁专制与腐败。

原文表述“如果所有生产资料不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

举个例子,你的东西如果是与他人公有的,最终大家都要用的时候,必然力大(权高)者得。除非你认为所有人都像你一样的公平善良,那公有制也许是个好主义。

凡宗教所提倡的教条,社会上所崇尚的道德,政府所谓对的东西,可能是错的,是没有价值的。你要去压迫和毁灭的东西,可能是真理。假如是真理,你把它毁灭掉,不许它发表,不许它出现,岂不可惜!万一你要打倒的东西,不是真理,而是错误;但在错误当中,也许有百分之几的真理,你把它完全毁灭掉,不许它发表,那几分真理也一同被毁灭掉了,这不也是可惜的吗? 
  再有一点:主持宗教的人、主持政府的人总以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主张完全是对的,批评他们或反对他们的人是错的。尽管他们所想的是对的,他们也不应该不容许人家自由发表言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教会或政府所相信的是真理,但不让人家来讨论或批评它,结果这个真理就变成了一种成见,一种教条。久而久之,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当初立法或倡教的精神和用意所在,这种教条,这种成见,便慢慢趋于腐烂。 
  总而言之,言论所以必须有自由,最基本的理由是:可能我们自己的信仰是错误的,我们所认为真理的,可能不完全是真理,可能是错的。

第九章  保障与自由 

如果我们在过于绝对的意义上理解保障的话,普遍追求保障,不但不能增加自由的机会,反而构成了对自由的最严重的威胁。托洛茨基于1937年说过,“在一个政府是唯一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

这里作者向我们讲诉了两种不同的保障,一种是有限度的保障,是大家都能够获得的保障,是在足够保持健康和工作能力的、衣食住方面的最低限度的条件上,向每一个人提供的保证。在自由社会里不应承受的收入波动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种保证是需要的。第二种是,某种生活水准的保障,即一个人被认为应有的特定收入的保障,是对某种经济地位的保障。然而,这种保障只有在一个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才有可能。是以牺牲自由为条件的。

哈耶克说:“社会主义者信仰两种截然不同甚至也许是相互矛盾的东西:自由和组织。”在书中论证的根本矛盾笔者以为是自发自下而上的经济活动与行政的自上而下的政治计划之间的矛盾,进一步说是计划者与被计划者的矛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和任何经济体单位都是作为整个庞大国家机器的一颗螺丝钉被组织,生产方向和生产计划至上而下的层层贯彻保证经济目标的实现。于是在经济活动的生产过程中将导致事实上不依据实际需要去开展生产而是完全以下达指标去进行。 

本章结尾处,作者引用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句话。“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

第十章  为什么最坏者当政

在继续前几章从计划于民主、计划与法、经济控制、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谁战胜等方面论证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观点后,作者进一步强调了,这样的一种集权、这样的一种独裁,还是由最坏者当政的。

原文表述是“能否把集权主义制度强加于全体人民,取决于这个集团的领袖是否能够首先网罗一批准备志愿地服从某种纪律的人,而这种纪律则是用强力加在其余的人身上”。而这样一个人数众多、有力量而又相当志同道合的集团,似乎在任何社会中不可能由最好的分子,而是由最坏的分子来建立。

为什么呢?

①各个人的教育和知识越高,他们的见解和趣味就越不相同,而他们赞同某种价值等级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少。所以,找到具有高度一致性和相似性的观念,我们必须降格到道德和知识标准比较低的地方去。

②得到一切温驯的和易受骗的人的支持,这些人没有自己的坚强的信念而只准备接受一个现成的价值标准体系。

③训练有素的政治扇动家把密切联系的成分相同的支持者团结在一起。

第十一章 真理的终结

这章讲述的是宣传的作用――思想的国有化。

原文的表述是:一切宣传都为同一个目标服务,所有宣传工具都被协调起来朝着一个方向影响个人,并造成了特有的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集体主义思想的悲剧在于:它起初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因为它误解了理性成长所依据的那个过程。

这里所阐述的实质上是政治上的专制,会产生“当代蒙昧主义”。所谓“当代蒙昧主义”,是指“思想的统一性”。在中央计划体制下,当局为了达到一定目的,总是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一日复一日地向人们灌输同样的思想。结果全体人民形成了同样的思想模式,最后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思想支配一切。“当代蒙昧主义”之所以站得住脚,主要在于当局炮制了一种“高尚的谎言”,使得人们相信:当局要建立的道德标准.是惟一正确的;当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正是他们所希求的。比如,30年代德国政府为了消灭犹太人,找出了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大造舆论,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一个观念:犹太人是世界上最可恶的,必先诛之而后快。双手沾满鲜血的德国青年,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孽,反而洋洋自得,充满崇高的使命感。他们空有健康的躯壳,却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思想。


编辑:admin 添加时间:2017/2/5 19: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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