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文婕：从寻乌到江村

读《寻乌调查》的过程中又兴奋又感动得体会到，这是我与伟人毛主席的第一次跨时空的近距离接触，我阅读着主席的文字，想象着主席的言行，跟随着主席的思维，感受着主席的思想，从主席的一行一列间穿越回20世纪初期的旧中国。这真的是一次不一般的阅读经历。

调查报告写于1930年，我回忆了一下高中的历史知识，当时中国共产党已在江西、福建的边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毛主席认识到农民与工人组成的无产阶级才是中国当前最主要的群体，因此为了认清中国农村和小城市的经济状况，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毛主席从事必躬亲，亲自上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作了这个调查。

《调查》共有五章。毛泽东的这篇调查逻辑思路清晰，从寻乌城的政治区划、交通、商业、旧有土地关系、土地斗争五个方面进行了有条不紊的剖析。

调查中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用事实说话的数字记录。就以内容最丰富的第三章寻乌的商业来说，一记录了寻乌与其他地区的生意往来，其中往来商品的品种、价钱、数量都得到了详尽的展示。二记录了市场上交易的商品以及部分商品所有者的身份及家庭情况，商品的种类不胜枚举，光是杂货一项就列出了131种，水货店也列出了39种，令人不得不佩服毛主席的周到和用心，也从各项数字中看出了调查的客观、精确和全面。毛主席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我们在即将的下乡调查中需要时时刻刻记在心中的。
    第四、五章是较为重点的土地关系和土地斗争方面调查。《调查》叙述了土地革命中的分配土地，主要采取按人口平分方法。并注意到贫农提出的“平分土地”和“彻底废债”的口号，也是针对富农的。毛泽东说，弄清了富农问题，才提出了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在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中，对富农的土地要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否则就不能满足中农、特别是贫雇农对土地的需要。此外，《调查》也为土地革命初期制定中国共产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我明白了胡老师为什么让我们读《寻乌调查》。一是让我们明白一篇真正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朴实的、实事求是的调查报告是什么样子的，这也为我们未来的下乡打下了基础。二是《寻乌调查》在当今仍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这篇调查报告所折射出的工作态度更是需要我们认真学习。不论在任何形势下，一个人的工作态度端正与否，相较他的工作能力，往往显得更加重要。没有一个正确的、踏实的工作态度，以及坚韧的毅力是无法成就这篇巨著的。

感谢并且庆幸拜读了毛主席的这篇堪称经典的调查报告。收获的不止是那个年代的地区经济与政治情况，更多的是脚踏实地的调查方法。毛主席不愧是能写出“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样磅礴诗句的伟大领袖，他亲力亲为的从具体的小事做起，才能把整个中国装在心中。我们也要学习毛主席这样的精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江村经济》读后感

在读完《寻乌调查》后再读《江村经济》便更加被这种实地考察型的文本所吸引，没有一般学术论文的枯乏无味，读罢此书，眼前浮现出一副鲜活的江南农村社会生活的景像。也更加为作者亲力亲为，力求客观的严谨的科学态度及强烈的人文关怀而产生由衷的敬佩。

布·马林诺夫斯基的作序对《江村经济》的评价特别高。他认为费孝通博士的《江村经济》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并不满足于复述静止的过去。它有意识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

对布·马林诺夫斯基在整章序中，我最有感触的便是上面那一段话。《江村经济》的杰出之处便在于它不仅指出了当下农村的问题，更注意到了更大的问题：中国日前进退维谷，是西化还是灭亡？对形势的改变要建立在事实与知识之上，这本书便是一本以中国社会现有制度为基础的事实与知识浓缩的精华。虽然只是小范围的实地调查，但它说明了地区因素的重要性并提供事实案例，也促进我们进一步了解传统经济背景的重要性及新的动力对人民日常生活的作用。

我的读后感便是从这一方面来讲述。我举两个书中的例子。

第一个是费孝通先生对蚕丝业的描述以及他的建议。蚕丝业是这个村里的居民的第二主要收入来源，这也是太湖一带农民的特点。蚕丝业在后来有所衰退，也正是如此，当地人们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改革中，促使变革的主要力量是世界经济的衰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当地一些技术人才的积极参与。另外政府的重视和帮助也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费孝通先生也提出了他对于乡村经济发展的建议：通过引进科学的生产技术和组织以合作为原则的新工业，来复兴乡村经济。

第二个是在整部书最后，费孝通先生着重讲述了中国的土地问题并提出措施。他指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而农民的主要开支又在土地的使用上。我们应认识到，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的关键应在于增加农民的收入，而不是紧缩农民的开支。因而费孝通先生再三重申，恢复农村企业才是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的根本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