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倩霞：外公生平简记

    “1933年生于信宜，我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年少的时候，父亲是乡长，家里有几亩土地，生活还是比较好的。六岁那年，我父亲交了两担谷让我上村里的私塾，我成绩不错，还当了班长。私塾里的老师都是我父亲请来的文学青年。到了初中，我去到县城，住在陈家祠里，里面住的都是富家子弟，他们房间里都是言情小说。那时候我每天上楼下楼的时候都经过他们房门口，一不小心，就被言情小说给毒害了。”

    说这些的时候外公都是笑着的。

    “后来呢？”我问道。

    一阵沉默。

    “后来他爹把他带回信宜乡下重新读初三，”外婆忍不住插嘴，“他读了两年初三！”

这下外公不高兴了，糗事被参了一把，起身回房去。

     趁外公不在，我悄声地问“外婆，您能给我讲讲外公的生平吗？”我知道这并不是一段开心的过往，外公平常提起都会带着泪。

     外婆记忆力好，当年的种种她也都知晓，我便记录了下来：

     外公十五岁以前家里条件好，上学都有小书童跟着。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鬼子打过高州、化州，虽然派过两次飞机炸信宜县城，但都没有真正打进过信宜，信宜是块福地。

     可再大的福地，也躲不过同胞互相残杀的血雨腥风。

     20世纪40年代，土改风声渐起，隔壁屋的邻居从香港收到消息，

     针对地主的斗争将要来临，拉了外祖父一块逃走。

     1950年冬季，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农村广泛展开。本已逃到香港的外祖父，放心不下外公和几个孩子，竟偷偷地跑回来，从此便再也没离开过。当时国内状况已非常——惨烈——我想用这两个字来形容毫不为过。日本入侵中国，屠杀国人无数，我们谴责他们无良、残忍，可是中国人自己却也要活生生折磨死自己的同胞，为了土地，草菅人命，口口声声嚷着消灭封建剥削，却不择手段，视人命如蝼蚁。我想不止外公外婆，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人们应该都记得，那时每天夜晚村里的批斗大会吧——贫上中农全部被绑着跪在地上，任人唾骂、殴打，外祖父就是这样被活活打死的。外公的父亲死后，母亲不堪折磨也服药去世了。我真的没想到事实是这样惨烈，地主也不全都是恶霸，更何况罪不至死，人命关天，中国农民的无知已经可悲到这般田地，为了一己私利，无视同胞性命，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50年代土改是一波，60年代文革又是一波。回忆起当时，老一辈的人都说啊，“珠江的水都染红了。” 

    外公的大哥大嫂就丧命于此。他们本在广州做大学老师，文革逼得他们走投无路，双双跳楼身亡。

    “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又不是死罪！”我非常不可思议。

    “当时的学生每天打、骂、侮辱老师，有点知识文化的基本都是曾经的地主家庭出生，底下的人全部搞批斗，都是没法活了。”外婆知道我根本无法想象。

     那个时候，外婆已经跟外公成了家，外公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外婆也陪着受苦。每天隔壁的王五家总是把脏衣服扔给外婆洗，外婆没有办法，冬天一直洗到手掌皲裂；同村的农民有什么缝缝补补也都喝令外婆去修补。晚上外婆总是忙活到三更半夜，白天出去劳作，农民李四总是对着外婆张嘴大骂，多恶毒的话都骂，外婆总是难受得偷偷落泪。唯有隔壁梅英家待外婆好，他们虽然也是农民，却心地善良，常常安慰外婆：“那些人骂的都是地主，你又不是地主，你老公也只是地主的儿子，我知道你心里委屈，别理他们，无视他们就是了。”外婆说，多亏了梅英一家，要不然她也不知道能不能承受。

     外公的九弟当时倒是有一段惊险却又幸运的遭遇。我应该称作九叔吧——九叔在文革前夕收到风声，与几个伙计一起游水过香港，一个被淹死了，一个游到半路被迫返回然后被抓住批斗死了，唯有他被涨起的潮水冲到香港岸上，过路的人救了他，给他衣服穿还给了他一点钱。九叔学过医，恢复了之后便上街做郎中。命里的缘分让他遇到了美兰。那时美兰患慢性腰椎疼痛，遍访名医都治不好，吃了九叔开的几剂药竟然有了好转，两人情愫渐生，美兰的父亲也欣赏他有一门治病的好手艺，便把美兰许配给了九叔，还给了一套一房两厅的房子当嫁妆。房子虽小，但在香港这寸土寸金的地方已是非常幸运的了。他们陆陆续续生了两个女孩一个男孩，改革开放后都考上了香港大学，学业有成，一家人幸福美满。九叔也是外公仅剩的三个姐弟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