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读《黄河边的中国》有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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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谁懂得农村？——读《黄河边的中国》有感 2006-11-11 作者：韩德强 来源：三农中国网 点击：54 评论：0条 【字号：大 中 小】 评分等级：无如果从飞机上往下看，中国的城市其实是乡村里的都市。往上推三、四辈，大多数今天的城里人都还是农民。遗憾的是，农民的孩子一进城往往就把农村给忘了，仿佛自己生来就是城里人。偶尔回到乡下，也不再关心农村的日常生活，而是以游客的身份呼吸农村的新鲜空气，赞美田园的与世无争，散发出衣锦还乡的得意和居高临下的优越。有的甚至身在农村，心向城市，满脑子是城市里的流行时尚，却不理解父母的辛苦劳作。不仅如此，就连那些想关心农村的人也由于话语体系的缺失而对农村一知半解。我生长在水乡小镇，有许多农民亲戚和朋友，也曾干过一些农活，也试图了解农村社会的真实变迁，但总是失于零碎、片面，不能形成稳定的、系统的分析框架，从而无法从一些现象来推断整体。所幸者，中国还有这样一位与共和国同龄的学者，身居九十年代末喧嚣浮躁的大都市，却只身一人遍访中原大地，给我们展示了农村社会的结构、现状和困境。 书如其人。一个不起眼的书名，《黄河边的中国棗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正如曹锦清教授的外貌一样平凡；一部注定将成为解读转型期中国的问题和前景的传世之作，正如作者内心一样博大、深沉、智慧。我读着这本沉甸甸的日记体著作，就如同跟随作者进入了“调查现场”，触摸到了农民的呼吸和心跳，感受到了农村生活的艰难和希望，并且随着作者的目光和思绪，与作者进行着推心置腹的长谈。感谢你，曹锦清教授，你帮助了每一个真正关心着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真切地了解我们身处的大地，理解活跃在人们思想深处的传统文化，并且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建立起了可以沟通的桥梁，更将使人们睁眼认识自身的历史方位。 我们常说，认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农村问题之所以越积越多，是与主流话语体系将其排斥到不可理喻、不须理喻的边缘地带分不开的。毫无疑问，八十年代初包产到户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民可以更加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农业产出一度增长迅速。更重要的是，承包制由农村进入城市，推动国有企业的重大制度变革，奠定了体制改革的基调。问题是，承包制虽然解决了部分农村问题，却引发出更多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一家一户的小块土地承包制，与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似乎有着根本冲突。一味地赞美、肯定包产到户，势必将掩盖新产生的问题。 众所周知，九十年代以来，农民负担在一片减负声中不断加重；农村孩子的辍学率越来越高；农村超生率难以下降；农村干群关系越来越形同水火。为什么？只是乡村两级干部横征暴敛的结果吗？众多媒体无意中在作这样的引导。因为这样做既省事又安全，还符合老百姓的直接感受。然而，接受调查的乡村干部认为，“这种舆论既不公平，又很危险。……直接向农民要钱要粮、刮宫罚款的是乡村两级干部，但计划生育执行的是中央政策啊，要上来的钱粮，相当一部分还不是给上面各部门拿走了。再说要养活那么多吃皇粮的人，还要发展农村经济搞基本建设，都得大把花钱，光维持乡镇中小学教育经费，就得用去全乡镇 我曾经奇怪，如果说其他各项涉及到各级官员的素质，其行为监控的难度很大，那为什么中央不能一刀切压缩县乡村各级政府的编制呢？曹教授也给我提供了满意的答案：县乡两级政权负担着每年安排数百名大中专毕业生和复员军人的压力，还得给离退休老干部的子女安排出路，这就使精简机构根本上成为不可能。内地大多数县乡工商业不发达，有头脑有野心的人只能在官道上进取。这批人有文化，有见识，有社会关系，有组织能力，如果得不到妥善安置，很可能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组织性因素。事实上，由于机构过度膨胀，内地干部的工资水准很低，刚分配到岗位上的年青人尚未掌握实权，没有多少油水，升迁的出路日益狭窄，他们已经积聚起很大的社会不满。当然，从底层农民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机构膨胀，是现代化冲动型消费，还是显示政绩，这都说明官员们替农民办事是虚，专谋一己私利是实，都属腐败之列。 真是够水平。然而，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对农民疾苦的关心上。即使解决了腐败问题，减轻了农民负担，人多地少形成的小块土地承包制仍然无法通向农业现代化道路。一些地方耕作已经实现了机械化，一些农机专业户收费为各农户提供机耕、机播、机割，但仍不能产生大量人均剩余，农民仍然只能得个温饱。而另一些地方则由于土地规模过小，农户又无力支付机耕费，又回到了牛耕马拉的时代，连温饱都困难。这就是中国农业的现代化道路吗？欧洲各国现代化产生的大量过剩人口可以输出到北美，北美东部现代化产生的过剩人口可以向西部拓进，中国农业现代化产生的过剩人口将欲何往？欧洲、北美工业的发展可以吸收破产的中小农场主，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工业能不能提供同样多的就业机会？如果这一切都不现实，那么农业现代化的出路何在？如果农业不能现代化，可以设想工业现代化单骑突进吗？ 曹锦清认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要害是农民行为方式的现代化，即从“善分不善合”的无组织状态，向以共同利益为纽带、平等协商的有组织状态转变。为此，需要一大批热心于农民与农村事务的知识分子志愿者，从外部将新的合作组织与原则导入到农村与农民中间去。他建议：“一、一切关心中国现代化进程，尤其关心农村与农民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分子，必须从理论上充分认识到承包制下小农重新联合起来的极端重要性。二、中央与各省创办培养农村合作人才的大专院校。三、在农村进行合作试点，用典型来教育农民。四、负责推动农村合作的领导机构，只接受地方财政的资助，但不必接受其行政指令。五、创办一份全国性的合作刊物。六、新合作运动的宗旨是：把小农扶上合作之路，但坚决让他们自己走路。” 曹锦清承认，有人会认为这一建议是在“痴人说梦”，但他强调，“上述思考与建议是我长久思考的结果。”在我看来，一位对中国农村有着深邃洞察的学者提出这样一个梦想式的建议，恰恰说明了农村问题的严重和深刻。没有轻而易举、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没有一个奇妙的解决一切问题的制度设计，需要有高尚的人性作引导，改变农民的日常行为方式，才能真正使农村走向现代化。这也许是梦想，但是人类的前进必须要有梦想。如果我们连梦想的勇气都没有，那无论是中华民族还是全人类恐怕都会无可救药地沉沦到现实的深渊中去。事实上，至少曹锦清是现实的，为什么多个曹锦清就只能是梦想呢？ 我之所以对《黄河边的中国》爱不释手，还不仅因为它梳理了农村的问题和出路，还因为它是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一部深度写真集，更因为它时时让知识分子的各种时髦理论接受现实生活的检验。曹锦清的判断是，中国激进知识分子“被西方政治概念蒙住了眼睛，看不到政治制度赖以有效动作的社会心理与习惯。当广大农民尚未学会自我代表，且需别人来代表时，一切法律与民主的制度建设，只能是一层浮在水面上的油。” 就此而论，《黄河边的中国》除了给在广大农村地区工作和生活的有识之士提供了理解并改善自身处境的分析框架，还将三农问题纳入到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大视野中，给不谙农事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认识中国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一个分析框架，使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能增加几分现实感。 60%左右的财政收入。”根据作者的调查，造成内地农民怨声载道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机构不断膨胀，人员不断增加。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县乡两级吃皇粮的人员增长了三五倍；二是各级各类机构不断追赶现代化，建大厦、买小车、配大哥大，公务开支大量增长；与此同时，各级干部追求高消费，吃喝、奖金、福利的出处又往往落到农民头上，例如通过要求订阅报刊杂志，加大罚款力度等；三是显示政绩，“大跨度、超常规”，拓马路、拆旧房、修宾馆，以及不切实际地要求各乡各村都办企业，造成大量资金无效使用；四是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重担压在乡村两级政权上，村管小学经费，乡管初中经费，县管中学经费，乡级财政收入60%以上用于小学、初中教师的工资，成为农民负担的基数；第五才是法律意义上的腐败：贪污受贿。 |
编辑:admin 添加时间:2007/11/8 10:1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