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与饥荒》读后感

――贫困是一个政策式定义

年级/专业:2006级国民经济学   学号：2006020237  姓名：张建华

贫困作为一个政策式的定义必须具有某种程度的广泛接受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现实中的或者提议中的政策目标的准确反映。如果社会政策反映的是社会能力与欲望之间的平衡，那么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很难对消除贫困给以关注。再则，如果接受这一观点，那么，对贫困的度量就必须被看作是一种描述，是根据当时流行的生活必需品标准对人们的困难处境所进行的评价。这样的评价基本上是对事实的描述，而不是某种伦理评价；这些事实只与什么被视为贫困有关，而与政策建议没有关系。

阿马蒂亚•森把贫困定义为一种权利方法。它所重视的是每个人包括食物在内的商品组合的权利，并把饥饿看作是未被赋予取得一个包含有足够食物消费组合权利的结果。他指出，一个人之所以挨饿，要么是因为他没有支配足够食物的能力；要么是他拒绝使用这种能力。权利方法重视的是前者发生的可能性，而不考察后者。

他认为这一方法既可以更一般的应用于贫困分析，也可以具体地应用饥荒分析。他进而指出了权利方法存在的缺陷:“（1）权利不容易被具体界定。（2）权利关系所重视的是一个社会既定法律框架中的权利,有些财产转移会涉及对这些权利的侵犯, 比如抢劫或掠夺。（3）人们的实际食物消费水平低于他们的权利所允许的水平,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无知、固定的饮食习惯或缺乏食欲等。（4）权利方法着重分析的是饥饿，必须把饥饿与饥荒中的死亡区别开来。”[3]饥荒中的很多死亡是流行病所致，饥饿只是引发流行病的部分原因。饥饿意味着饥荒，反之则不然；饥荒意味着贫困，反之也不然。有贫困不一定有饥饿，但有饥饿就一定有贫困。饥饿所表现出的一无所有的特征完全可以定义为贫困。在这里，从广义说，饥饿是指人们没有足够的食物，而饥荒则指由饥饿所造成的大量死亡的恶性现象。饥荒主要是由食物消费水平的突然下降引起的，而典型的食物消费水平的低下，食物消费量的下降趋势对饥荒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在一次饥荒中，一个社会的所有阶层都遭受了饥饿。这是因为不同社会阶层对食物的控制能力不同。

阿马蒂亚•森总结说：“权利方法提供了一个分析饥荒的一般框架而不是饥荒原因的特殊假说；无论是在经济繁荣时，还是在其衰退期，饥荒都有可能发生；粮食供给与对粮食直接权利之间的区别非常重要；对权利的重视具有强调合法权利的后果。”阿马蒂亚•森以权利的缺乏向传统的观念———粮食短缺是饥荒的主要或惟一的原因———发出了挑战。在详细研究了1940年以来印度、孟加拉国及撒哈拉诸国饥荒灾情的基础上，他找到了可用来解释贫困的真正原因。他认为有几个现象不能单单由粮食短缺来解释，饥荒甚至也可以在粮食产量并未明显低于前一年或有粮食出口的情况下发生。对饥荒的深入研究需要完全搞清楚不同的社会和经济技术因素怎样影响社会的不同阶层及决定他们的选择机会。比如，对1974年孟加拉国饥荒的部分分析结果是，当年席卷全国的洪水大幅度抬高了粮食价格，由于歉收，农业工人失去了大部分就业机会。正是这些因素，使农业工人的实际收入急剧下降以致发生不相称的严重饥荒。他由此指出，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匮乏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饥荒的主要原因。

目前为止，世界上多数政府、经济学家以及社会活动者，提出的消除贫困的办法，仍停留在“支援”“扶助”上，靠增加物质供给来减少贫困人口，而森把视野转向贫困者权利的缺乏或被剥夺，提出了权利分析方法，目的是消灭贫困，而不是减少贫困人口缓解贫困对社会的压力，森的贫困理论的视角值得深思。